有人說，大海正是因為把自己放在了世界的最低點，所以才擁有了托起整個世界的重量。“兩彈元勳”鄧稼先，就是大海，隱姓埋名28年，嘔心瀝血支撐起中國核彈國防。他的事蹟很多人都講過，也許你已經很熟悉了，但我認為仍有必要年年講，月月講，日日講。
因為，英雄可以戰死，但不能被遺忘。
01
鄧稼先，生於1924年，安徽懷寧縣人。他是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學家，中國核武器研製工作的開拓者和奠基者，是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和氫彈理論設計主要負責人，被稱為“兩彈元勳”。
說起鄧稼先，不得不提到一個人，就是楊振寧。兩家是世交，在鄧稼先轉學到北京崇德中學後，楊振寧成了比鄧稼先大兩屆的學長。在楊振寧的幫助下，鄧稼先對數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成績提高很快。
1937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當時日本侵略者規定，凡是遇到日本士兵，中國人都要鞠躬致禮，這讓鄧稼先出離憤怒。他會故意繞幾個路口，也不願向日本人低頭。面對凌弱的祖國，父親叮囑他“一定要學科學，學科學對國家有用。”
北平淪陷後，鄧稼先被迫與姐姐一同南下昆明避難。1941年，鄧稼先考上了西南聯大物理系。西南聯大，是中國的最高學府，特別是物理系，雲集了葉企孫、吳有訓、吳大猷等知名物理學教授。恰好，楊振寧也在西南聯大物理系學習，有了名師和好友的提攜，鄧稼先以優異的成績完成了大學的課程。
此時的鄧稼先已經成長為一個20歲的愛國青年，他在刻苦學習的同時，積極參加社會愛國運動，並加入了民主青年同盟。
1946年，從西南聯大畢業的鄧稼先被北大物理系聘為助教，回到了闊別六年的北平。在北大教學期間，鄧稼先遇到了生命中重要的兩個人。一個是許鹿希，他未來的妻子；另一個是于敏，研製原子彈和氫彈重要的事業夥伴。
在他的心中，始終迴響著父親當初和他說過的話——“學科學對國家有用”。他決定留學美國，在通過考試後，經由上海，踏上了前往美國的輪船。出發之前，有人勸他留在祖國，因為中國的天快要亮了。鄧稼先知道祖國積貧積弱已久，“祖國建設需要人才，我學成後一定回來。”
在美國，鄧稼先進入印第安納州普渡大學物理系就讀。普渡大學物理系久負盛名，中國國內有著“清華認麻省，交大認普渡”的說法。
荒涼的學校風光、中美之間巨大的科技鴻溝，讓鄧稼先心無旁騖，集中研究物理學。在博士論文中，他將自己的研究方向鎖定為核物理。
1950年8月20日，26歲的鄧稼先順利拿到了博士學位。導師希望他能夠跟隨自己去英國進行深造，而他在9天后便收拾行李返回中國，那個剛剛誕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履行當初自己的承諾。
于敏曾高度評價鄧稼先的行為，並給諸多留學生提出期望：“不要到老了才回來，落葉歸根只能起點肥料作用，應該開花結果的時候回來，給國家做點事情。”
02
一路輾轉，鄧稼先回到了北京。他被安排到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後改名原子能研究所）工作，擔任助理研究員，從事原子核理論研究。期間，與許鹿希結婚生子，度過了8年時光。
1958年8月，對於34歲的鄧稼先和家人來講，生命的轉折到來了。
當時，中國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核威脅。要反對原子彈，自己必須要有原子彈。陳毅元帥曾說過：“中國人就是沒有褲子穿，也要造出原子彈。”國家決定發展核武器，得到了蘇聯支持，那麼，誰來做牽頭人呢？經過全面考慮，鄧稼先成為第一人選。
著名科學家、時任二機部副部長的錢三強負責談話，他對鄧稼先講，中國要搞一個大炮仗，這個工作交給你了。
“大炮仗”就是原子彈。
後來，在回憶這段經歷時，妻子許鹿希發現鄧稼先好似變了一個人，每天心事重重，睡不安穩，想問卻不敢問。鄧稼先明白，自從接下這個特殊任務，便成了絕緣體，隱姓埋名，做什麼，去哪裡，一概不能透露，即便是至親也不能說。
他只是對許鹿希說，我要調動工作了，什麼都不能說，連信箱都不能留。望著不捨的妻子，鄧稼先愧疚自己無法照顧家庭，嚴肅地講：“如果我做好這件事，我這一生就很有價值。就是為它死也值得。”
許鹿希隱隱覺得丈夫要做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這件事可能與國家利益有關，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默默支持。
從此以後，鄧稼先開始了28年的隱姓埋名歲月，一個大活人，就這樣消失了。
鄧稼先從首都北京，來到了荒涼的戈壁灘，與世隔絕，忍受著艱苦的物質條件，承受著巨大的精神壓力，冒著被輻射汙染的危險……
中國一共進行過45次核試驗，鄧稼先就參加了32次，有15次作為現場總指揮。起初，蘇聯專家參與幫助中國原子彈研製工作，但後來撕毀協議中斷支援。在中國原子彈成功爆炸後，有謠言稱有美國人參與了研製。
楊振寧特意寫信向鄧稼先求證，中國原子彈的研製過程中到底有沒有外國人的幫忙？鄧稼先很嚴謹地回覆他，“中國的原子彈氫彈全部都是由中國人自己研製成的，沒有一個外國人參加。”楊振寧拿到回信看見這句話，熱淚盈眶。
這一路，完全是摸著石頭過河。
美國當初研製原子彈的小組裡，有14個諾貝爾獎獲得者，而中國的研製團隊，條件很差，有許多臨時抽調的大學生，甚至不是物理專業。作為理論工作的帶頭人，鄧稼先起初要親自講課。他帶領團隊查閱了大量書籍，慢慢地選定了中子物理、流體力學和高溫高壓下的物質性質三個方面作為主攻方向。
蘇聯專家曾經給出一個關鍵數據，工作團隊反覆計算和實驗，總是對不上，這讓鄧稼先壓力倍增。
有人發現鄧稼先經常愣神，便勸他不要騎自行車，以免撞人。果不其然，有一次腦子裡想著計算，連人帶車摔進了水溝。
為了驗證蘇聯專家數據準確性，鄧稼先團隊使用最原始的算盤和手搖計算機，整整算了9遍，計算結果用麻袋裝滿，從地面堆到屋頂，結果證明蘇聯專家的數值是錯的，很有可能是隨口說出的。華羅庚曾評價這些計算是“集世界數學難題之大成”。暑去寒來，鄧稼先團隊經過3年的艱苦努力，用最笨的方法，終於找到了原子彈設計的藍圖。
中國人的原子夢快要實現了。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羅布泊上空升起的巨大蘑菇雲標誌著中國成為繼美國、蘇聯、英國、法國之後世界上第五個擁有核武器的大國。隨後，鄧稼先與于敏等科學家又成功研製出氫彈，中國第一顆氫彈於1967年6月17日成功爆炸。比起其他核大國，我國兩彈的研製成功的間隔時間是最短的。
原子彈和氫彈的成功爆炸，改變了中國的地位。在國外的華人切實的感受到了原子彈爆炸前後的不同。在南非，由於種族歧視嚴重，公共汽車上，只有白色人種可以做前排，華人和黑人只能坐在後排。當一位華人仍像平時那樣坐在後排時，司機大聲招呼：“你們的原子彈爆炸成功了，坐到前排來！”
03
在日復一日的緊張工作中，鄧稼先總是身先士卒，實驗一旦出現問題，他必須穩定軍心。在零下三十度的茫茫戈壁，一次次坐著吉普車實地排除故障，保證核試驗的進行。
對於核彈研製的工作人員來講，當年防護設備條件有限，每天都冒著被輻射的危險，這在他們看來是一件自然的事情，戲稱“吃劑量”，工作一刻也不能耽誤。
1979年的一次核試驗中，飛機空投下的氫彈沒有爆炸。核彈哪兒去了？這場嚴重的實驗事故，讓第一負責人鄧稼先心急如焚。
一百多名防化兵被派出去搜索，毫無所獲。所有人都知道這意味著怎樣的災難。
鄧稼先不顧旁人勸阻，隻身前往爆炸地點尋找。五十多歲的鄧稼先，最終發現了核彈，經過分析，降落傘沒有打開，導致了氫彈沒有爆炸。但他自己卻受到致命的傷害，放射性鈈進入了他的身體。1克重鈈就足以毒死100萬隻鴿子，何況一個人？
鈈讓他的身體衰老的很快，得了癌症。
許鹿希女士在其所著回憶錄《鄧稼先圖片傳略》中還原了這段沉痛的歷史：“1986年，鄧稼先由於全身核輻射造成大面積滲血，已經達到無法救治的地步。因為早些年我們沒有基本條件對身體採取保護，鄧稼先作為總指揮，曾在沙漠裡尋找沒有爆炸的核彈，找到後用雙手把裸彈抱了回來。”
04
鄧稼先為中國的核武器研製事業嘔心瀝血，孜孜奮鬥，獲得全國自然科學獎一等獎。
他卻說：“核武器事業是成千上萬人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的。我只不過做了一部分應該做的工作，只能做一個代表而已。”
1986年6月，隱形埋名28年的鄧稼先一夜之間被全國各大媒體報道，人們才知道兩彈元勳的事蹟。
生病之後，鄧稼先的頭髮白了，身體的疼痛讓他坐臥不寧。止痛藥從每天一支，發展到每小時一支。
僅僅一個多月後，1986年7月29日，鄧稼先全身大出血與世長辭，臨終遺言：死而無憾，終年62歲。
楊振寧在痛失摯友後給許鹿希女士發去唁電：“稼先為人忠誠純正，是我最敬愛的摯友。他的無私的精神與巨大的貢獻，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恆的驕傲。”
許鹿希和楊振寧說過，我們國家研製原子彈相比其他國家花費的資金少了很多。楊振寧搖搖頭，輕聲嘆道：若搭上科學家的性命來看，就不能這樣計算了。
在鄧稼先去世10年後，他的祖籍安徽安慶，落成了一座鄧稼先的銅像。當地人有個習慣，“誰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學，離家之前便由父母領著到鄧稼先銅像前合影，作為一種標誌，鼓勵年輕人在學業上攀登高峰。”
1999年9月18日，鄧稼先被追授“兩彈一星功勳獎章”。
2011年4月，鄧稼先與老子、孔子、屈原、魯迅、郭沫若、華羅庚等39位中華歷史上傑出人士一起，被評為“中華文化名人”，其銅像被永久佇立在北京中華世紀壇供人瞻仰。
有一些大學生看了鄧稼先的經歷後說：“這是個傻子，太傻了！要是留在國外，不知能掙多少大錢，也不會這麼早死了！”
鄧稼先從來不在乎個人得失，甚至只獲得20元獎金，但以他為代表的老一代科學家們的愛國情懷令人十分欽佩和感動。他用一生兌現了父親的叮囑“學科學對國家有用”，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依然為祖國寫下了《關於中國核武器發展建議書》，希望諸君努力，“不要讓別人把我們拉的太遠”。
沒有鄧稼先等先輩的負重前行，哪裡有我們如今的歲月靜好？
他不是“傻子”，而是脊樑！
向兩彈元勳鄧稼先致敬！向千千萬萬為祖國強大默默奮鬥的先輩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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