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產是鄭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名僑。因為公子發字子國，所以自子產起，後人都以“國”為氏，被稱為“國氏”。鄭國“七穆”中國氏家族不是最強大，但卻因為子產，成為最有名的氏族。
還未成年之時，子產就已暫露頭角。
公元前565年，鄭國司馬公子發、司空公孫輒率兵伐蔡，取得大勝，還俘獲了蔡國司馬公子燮。鄭人打了一場勝戰，鄭人舉國歡慶。可作為司馬之子，年幼的子產卻顯得憂心忡忡：“小國沒有文德，卻有了武功，禍患沒有比這更大的了。楚國將來討伐，鄭國能不投降嗎？投降了楚國，晉國軍隊必然前來。以後晉、楚交相前來伐鄭，沒有四五年，鄭國不得安寧下來！”
聽了兒子這番話，公子發大怒地訓斥道：“你知道什麼？國家有大命，還有執政的正卿在，小孩子胡說八道，是要被殺頭的！”
此時，鄭國正卿為公子騑，即子駟。前一年，因為與鄭僖公無法相處，公子騑悍然弒君，改立鄭僖公五歲的兒子鄭簡公為君。這年4月，鄭國群公子試圖替鄭僖公復仇，殺死公子騑。可卻沒想到，公子騑搶先下手，將作亂的群公子全部殺死！殺死國君，又殺死了多位鄭國公子，公子騑可謂是權傾一時。公子發對兒子發怒，也是擔心兒子如此妄議國政，被公子騑知道後會惹來殺身之禍。
儘管子產之說無人理睬，但他的見解卻是真知灼見。此時，正處於晉、楚新一輪爭霸的關鍵時刻。這次伐蔡之後，鄭國就再度成了晉、楚爭霸的棋子，輪番遭受兩個大國攻打。直到公元前562年，晉悼公成功稱霸，鄭國才得以安定下來。
一個小孩就能有如此遠見，令鄭國當時眾多執政大臣都自愧不如，足見子產之才。因為從小與眾不同，子產在鄭國聲名遠揚，為他日後走上鄭國政治舞臺的中心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公元前554年，子產被提拔為卿士；公元前543年，在鄭國良氏與駟氏內鬥決出勝負後，在罕氏子皮的全力支持下，子產成為鄭國正卿，正式執掌國政。子產來當正卿，在鄭國可謂是眾望所歸。鄭國大夫們在談及鄭國未來之時，就說：“老天禍害鄭國太久了，一定要讓子產來平息禍患；不然，鄭國就要亡了！”
可在子產正式執政後，他的所作所為卻令人大失所望。子產執政剛一年，就引發了鄭人的集體痛罵：“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我其與之！”“褚”，通於“貯”，意即徵財產稅；“伍”，就是徵收田稅。子產上臺後就向鄭人徵收財產稅和田稅，一次增加了兩個稅種，這遭到了鄭人的舉國痛恨。
然而，從古到今，政府向天下人徵收賦稅幾乎就是天經地義之事。子產執政後，在徵收田稅之前，將鄭國所有田地都劃定疆界、為每塊田都修築水溝。把田地劃定疆界，避免無謂的爭議；為田地興修水溝，方便取水。再怎麼看，這都是子產的一項德政。怎麼子產一提徵稅，鄭人就恨不得殺之而後快呢？
這與周時的租稅歷史密切相關。
至少在周宣王之前，整個周王國內都實行古老的藉田制。藉田制下，政府把田地劃分成“公田”與“私田”：“公田”由農民共同耕作；所有耕作了“公田”的農民，都可以分配到一塊“私田”作為報酬。只要公田上的勞動任務完成，農民就可到自傢俬田上勞作，私田上的產出就不需要再交稅，完全歸個人所有。
藉田制下，農民們在公田上幫政府種植莊稼，私田則是他們付出勞力的代價，因此現代學者也稱這種租稅模式為“勞役租”。以前，鄭人只要付出“勞役租”就不用再交賦稅，可現在子產居然要計算鄭人的家產而收稅，測量鄭人田地來收田稅，怎能不叫鄭人恨之入骨？
子產讓人痛恨之處，還不僅僅是徵稅。
公元前538年，子產又推出一項新政：“作丘賦”。
在現代，人們常將稅賦視為同一事物。但在古代，稅與賦卻有不同內涵：稅主要用來祭祀、供養政府官員及其它政府日常開支；賦，則主要是用來充當國家的軍費。在執政初年，子產改革了鄭國的稅制；五年之後，又推出了徵收軍費的新政！
這再次引發了鄭國舉國上下的一片罵聲，大夫子寬為此前來勸諫子產，子產卻大義凜然地答道：“有什麼危害？苟利國家，死生以之。定下的改革大計，我是不會改變的！”
作為執政者，子產頻繁增加底層民眾的賦稅負擔，被國人痛罵再正常不過。
子產的“作丘賦”，史學家們常常與魯成公元年的魯國“作丘甲”聯繫起來。公元前590年，由於面臨齊國威脅，魯國在實行“初稅畝”政策四年後，又推出了“作丘甲”的新政。
“丘”，是西周時基層行政組織的名稱。《周禮·小司徒》：“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作丘甲”，依范文瀾先生《中國通史簡編》之說，就是一丘出一定的軍賦。舊時軍賦的徵收，都是以甸為基礎徵收；但由於齊國威脅過於巨大，魯人不得不以丘為基礎來徵收軍賦，以增加魯國的軍費開支。
子產推行“作丘賦”之時，楚靈王弒君篡位已三年。雖然楚國暫時還遵守與晉國達成的弭兵協議，但他卻頻繁徵召諸侯國參與盟會，還數次對吳國及其盟友發起攻擊。面對喜怒無常的楚靈王，與楚國比鄰而居的鄭國時常能感受到無形的威脅。此時的晉國雖說是盟主，在弭兵之會後卻一再對楚國採取綏靖政策；萬一楚國討伐鄭國，晉國又不來救援，鄭國憑什麼來來保護自己？
為增強鄭國的國防實力，子產不得不走上了與魯國同樣的道路：以丘為基礎徵收軍賦。這是弱國在亂世之下的無奈選擇，即便知道這是飲鴆止渴，也不得不為之！所以，子產才會說出了“苟利國家，生死以之”的話來。
作為眾望所歸的賢人，子產執政後頻繁加徵賦稅，讓鄭人對他大失所望。大夫子寬就此而評價：“‘國氏’要先亡了吧？執政者立法如此涼薄，最終還是要敗在貪財上。以貪婪立法，會有什麼好結果？”“國氏”，就是指子產家族。
子寬對於子產的評價，三百多年前周厲王也曾得到同樣的評價。可無論是周厲王還是子產，如此“貪婪”的緣故都不是為了自身，而是為了社稷的存亡。因為子產執政後的稅賦改革，鄭國從上到下都在詛咒他，足見子產執政之難。
對比後人對子產的高度評價，親身經歷子產執政的鄭人卻是如此態度，令人驚詫。其實不要說鄭人，先於鄭國進行賦稅變革的魯國，也遭遇了國人的反感。
公元前589年，晉國聯合魯、衛、曹三國攻入齊國，在鞍之戰中大勝齊軍，直逼齊國都城臨淄。此後，齊國被迫簽訂了城下之盟，被迫同意返還侵佔魯國的汶陽之田。可公元前588年秋魯人接受汶陽之田時，汶陽人卻不願迴歸魯國，居然與魯國武裝對抗。最後，魯國不得不派出叔孫僑如率兵圍攻，才順利地將汶陽接收過來。汶陽之地原本就是魯國的，汶陽人也本來就是魯人，可為什麼當汶陽迴歸魯國時，汶陽人會這麼抗拒？
核心就在於魯國推行了“初稅畝”與“作丘甲”之後，魯國底層的賦稅負擔遠遠高於齊人。早在管仲時期，齊國就實行根據土地肥沃程度不同徵收不同田稅的政策。汶陽人在齊國治下時，也得益於管仲改革，賦稅負擔相對較低。可一旦迴歸魯國，不但依據“初稅畝”政策要上交20%的稅，還得根據“作丘甲”另外上交軍賦！齊、魯兩國賦稅制度一對比，汶陽人究竟是更願意做齊人還是做魯人，傻子都能作出抉擇！
子產上臺後，所採取的賦稅改革與魯國當年這麼類似，也難怪鄭人會這麼痛恨子產了！
不過，在子產執政三年後，形勢卻發生了大變。當年恨不得要殺死子產的鄭人居然轉變態度，開始歌頌起子產來了：“我有子弟，子產教導他們；我有田地，子產使之增產。子產死後，誰能接替他？”子產去世時，鄭國百姓更是舉國痛哭：“子產離我們而去了，百姓將來依靠誰啊？”
為什麼民眾會先罵子產，數年後卻開始讚譽他呢？
核心在於魯國“初稅畝”與子產“田有封洫，廬井有伍”改革存在本質上的差異。
魯國的“初稅畝”，並沒有改變魯國的田制。魯國人只是簡單地在原有藉田制十分之一的公田之外，再對農民私田增收十分之一的稅，所以魯國底層農民的稅收負擔自“初稅畝”後就翻了一倍。
藉田制下，因為土地沒有完全分配給農戶，所以農民在公田上幹活時，政府不告知農時，則農民都假裝不知道；不告知農事，農民乾脆就無所事事。如此狀態下，生產效率當然極為低下。魯國政府沒有針對藉田制的弊病變革，卻一味增加農民的賦稅負擔，所以才會造成底層民眾的反感而離心離德。汶陽人因此而不願再做魯人，就是因為如此。
但是，子產的“田有封洫，廬井有伍”改革則不同。“田有封洫”，是指子產將田地都劃分了疆界、修築好灌溉的水溝。之所以要這麼做，就是方便將田地分配到戶，然後“廬井有伍”——每家每戶都徵收田稅（“廬井”，即代指農戶；“伍”，即田稅）。與魯國“初稅畝”最大不同之處在於，子產是變革了藉田制，將田地全部分配給了農戶，不再有公田、私田之分。這也就意味著，農民不再需要付出“勞役租”，而改交“實物租”——田稅。
改革之初，鄭人不習慣從“勞役租”向“實物租”的轉變，誤以為增加了自身負擔，所以才會對子產罵聲不斷。然而，在土地完全分配給民眾後，民眾勞作所得大多歸於己，生產積極性大增，使得土地生產效率大大高過藉田制時期。所以三年過後，鄭人都發覺雖然由“勞役租”改成了“實物租”，但田地上的產出卻增加了許多，這才體會到了子產改革的好處！鄭人都切身體會到了改革的紅利，才會由衷地讚歎“我有田地，子產使之增產！”
子產所處的時代，正是東周社會急劇變化的時代。東周諸侯國，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馬太效應現象越來越明顯。
強大的諸侯國，利用自身的強大，不斷加強對弱小諸侯國的壓迫。這使得眾多弱小諸侯國為了應付越來越大的外部壓力，不得不增加國內民眾的賦稅，來應對外部威脅。公元前594年，魯國實行“初稅畝”；不到五年，又進一步“作丘甲”。
子產的“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及“作丘賦”改革的目的本質上也是一樣。但不同之處在於，子產是在民眾和國家都能享受到改革紅利的情況下，完成了鄭國稅賦的變革，使得長期處在晉、楚兩個大國狹縫之中的鄭國，能繼續頑強地存活下來。
亂世之中，鄭國和魯國都增加了民眾的賦稅。魯國“初稅畝”和“作丘甲”之後，遭遇了民眾的反感，汶陽人因此而拒絕再作魯人。鄭國子產的“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和“作丘賦”改革，短期也遭遇民眾普遍咒罵；但是長遠來看，由於子產的改革實現了民眾與國家同享改革紅利，最終贏得了鄭人的一片讚譽之聲。
這才是子產能被後人推崇的根本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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