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對一個國家來說，閱兵既是宣示國家實力，增強民族凝聚力的方式，也是擴大國家影響力的重要手段。古代亦不例外，各個朝代都有自己定期或者不定期的不同規模的閱兵儀式。對於明朝的閱兵活動而言，《明史》志第三十三《禮》十一（軍禮）中記載，“洪武元年閏七月，詔定軍禮。”
有明一代，軍禮形式內容豐富，“親征為首，遣將次之。方出師，有禡祭之禮。及還，有受降、奏凱獻俘、論功行賞之禮。平居有閱武、大射之禮。而救日伐鼓之制，亦以類附焉。”從文獻記載來看，在明初的洪武、永樂時期，閱兵活動還是比較活躍的，這種閱兵活動多伴隨帝王出師征伐活動同步進行的，注重軍事實效性能，但時間、地點、形式等多為“隨地而閱”，並不統一。根據《明實錄》《明史》《明會要》等文獻中的記載，自洪武至崇禎年間，各類“大閱”活動二十餘次。其中，永樂中期，明成祖朱棣曾校閱六師，邀請多國使節觀禮，在國際上引起了較大的反響。
不過相比較明成祖朱棣的好閱兵，這其中，又以隆慶大閱最為詳盡、規範。《明會要》中記載，這次“大閱”是發生在隆慶三年（1569年）秋，“大閱武於教場。上戎服登壇，分別將領及侯、伯、錦衣、中射等第，賞罰有差。大閱久不行，至是以為曠典，百官稱賀。”
隆慶北方邊務和軍事振興
明穆宗朱載垕登基時已經是明朝中後期了，此時明朝已經被各種嚴重的危機所包圍。與自己平庸無為相比，他身邊卻擁有了一批幹練能臣，徐階、高拱、張居正等人，也給予了充分的信任和支持。正是在這一批能臣襄助之下，嘉靖朝的許多弊政得以革除，並開啟了隆慶朝的革新。雖然隆慶一朝閣權爭鬥也很激烈，但他們在處理北方邊務方面還是保持了觀點一致。
隆慶元年（1567年）時，明朝北方蒙古邊患問題仍在不斷髮展，戰火不斷，邊無寧日，以韃靼部俺答的抄掠最為嚴重。《國榷》卷六十五中記載，“隆慶元年三月，虜犯遼陽長安堡”“四月，套虜犯陝西”“五月，俺答犯，大同參將劉國御擊卻之”“六月，虜兩千騎犯朔州”“七月，虜入宣府得勝堡”“九月，虜俺答寇大同……京師戒嚴”“十月，俺答始出塞，計損我人畜數十萬”。
當時的明朝邊務是軍情屢屢告急，而負責邊境各關隘的將領是怯戰無能，相互推諉。負責守衛京師的京營也是積重難返，萎靡不振，幾乎是嘉靖年間的翻版。嚴峻的邊務形勢，使得剛剛登基的明穆宗朱載垕和他的朝臣們不得不將整頓軍備放在了頭等重要的位置，時任內閣首輔大臣徐階等人提出了選拔得力將領，“擇任賢俊”等一系列的應對之策，得到了明穆宗的肯定和支持。在當時湧現出了李成梁、譚綸、戚繼光、王崇古、方逢時等一批名將。
戚繼光排兵佈陣
戚繼光排兵佈陣
隆慶元年（1567年）十月，王崇古任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先是總督陝、延、寧軍務，到隆慶四年四月又總督山西宣大軍務；隆慶二年（1568年）三月，譚綸任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隆慶元年（1567年）十月，調福建總兵戚繼光入京，隆慶二年（1568年）五月，命其總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鎮練兵事宜，總兵官以下悉聽其節制；另李成梁鎮守遼東，方逢時為大同巡撫。一系列的軍事主官班子調整，可以說是適任得人，各擋一面。
彼時，譚綸、戚繼光等人實行“堅壁清野、坐制侵軼者”戰略，採取“築敵臺三千”加強軍事防禦設施建設的措施，這是明朝自成化時期之後的又一次對長城大規模修繕活動，引發了諸多非議。對此，大臣張居正給予了積極支持，並駁斥製造流言者“幸災樂禍……淆亂國是”的行為。
張居正像
與明世宗生性多疑慮、善變的性格不同，由於明穆宗基本不過問具體政事，對這些新提拔的武將們給予了充分放權和信任。因此，這些調整後的將領，在後來雖屢遭彈劾，但明穆宗初衷不變，對他們正確的主張是支持到底。經過兩年的整頓調整後，明朝的北方邊務初見實效。
《明穆宗實錄》中記載，隆慶二年（1568年）八月，張居正上疏稱“邇年以來，虜患日深，邊事久廢，比者屢蒙聖諭，嚴飭邊臣，人心思奮，一時督撫將領等官，頗稱得人，目前守禦，似亦經略矣，然臣以為，虜如禽獸，然不一創之，其患不止，但戰乃危事，未可易言，須從容審圖，以計勝之，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而其機要所在，惟皇上赫然奮發先定”。可以看出，張居正對當時的邊備整飭工作還是基本滿意，當然也對徹底清除邊患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隆慶閱武
古代閱兵形式從早期多狩獵，逐漸發展成為了定期檢閱各兵種隊列。而明朝自成化一朝之後，這項工作基本廢止，皇帝對此不管不問，疏於政事軍務。嘉靖庚戌之亂中，京營老弱病殘，軍紀渙散，閉門不戰，任俺答騎兵在京郊劫掠的表現，讓軍心、民心為之沮喪。到了隆慶時期，為扭轉京營武備之頹勢，朝中兵部尚書霍冀、兵科都給事中張滷、巡視京營禮科給事中李巳等多次上疏討論，提出要整頓京營。
《明史》記載，隆慶二年（1568年），大學士張居正言：“祖宗時有大閱禮，乞親臨校閱。‘兵部引宣宗、英宗故事，請行之’。命於明年八月舉行。及期，禮部定儀。”
《明穆宗實錄》中記載，隆慶三年（1569年）六月，張居正對此曾經上疏說“竊以為國之大事在戎，今人心懈惰，如此若非假借天威親臨閱視，不足以振積弱之氣，而勵將士之心。”
可見，這次閱兵意在通過皇帝檢閱京營，讓社會知悉皇帝要加強武備，整頓戍事，有討伐狂虜之謀，宣揚大明軍事振興，來實現整飭京營，擴大影響的目的。
對於隆慶三年（1569年）八月的這次閱武活動，在《明穆宗實錄》卷三十六、《明史》中都有詳盡記錄。（有文獻記載為這一年九月舉行，待商榷。）
據記載，閱兵活動前，兵部、工部等有關職能部門已經完成了檢閱場地的修建。工程包括安定門外由東向西，德勝門外由西向東，開大道一條，建造迎駕小門和點將臺等。為保持閱兵工作順利進行，閱兵期間，安排兩千人護衛官軍負責明穆宗的安保工作，同時各城門增派錦衣衛和守衛加強京城安全。這次閱兵活動，負責受閱的力量來自京營的三大營，人數約三萬左右。
在閱兵前一天，明穆宗朱載垕在紫禁城內殿祭拜完先祖。閱兵的這一天，“司設監設御幄於將臺上，總協戎政大臣、巡視科道督率將領軍兵預肅教場。”各院、部、司、道、府、寺、科等有關部門官先期抵達閱兵現場，等候皇帝抵達閱武門外。
總協戎政官率大小將佐戎服跪迎明穆宗，伴隨著號炮鉦鼓，明穆宗在兵部官員引導下來到閱兵現場。大小官員謝恩後，在點將臺下東西序立。皇帝登檢閱臺，三聲炮響後，京營將士叩頭結束後，侍立東西兩側。一切準備完畢後，兵部尚書再次奏請皇帝閱陣，再次鳴炮三響，大閱兵正開始。
首先入場是的馬步官軍方陣，在現場操練過後，這一隊列表演結束。
第二次入場是閱射隊列。由總協戎政官以下及聽射公、侯、駙馬、伯、錦衣衛等官員，在臺下實際射箭操演。按規定是騎兵射三支箭，步兵射六支箭，中靶心者擊鼓為號，並由專職官員負責記錄成績。
此外，還專門安排有將官參演隊列，不過他們並不同參閱部隊一起受閱，而是“以府部大臣並御史、兵部官在東西廳較閱。”
其他槍、刀、火器等受閱隊列，也都一一如此參演受閱，此後按照總協戎政官安排各取一隊，將受閱結果報告明穆宗。
大閱兵結束後，臺下舉號旗。宣制訖、叩頭、行禮後，明穆宗離場。兩天後，明穆宗又敕勉將士，即行賞賚並戒罰有差。
這次閱兵與洪武、永樂時期相比，雖實戰色彩不足，注重繁文縟節，但還是起到了鼓舞人心的作用。在這次大閱兵之後，一直到隆慶五年（1571年）三月俺答封貢前，蒙古俺答等部雖仍有犯邊，但皆未得逞，“邊境得無事”。後來在明將王崇古在與俺答談判時，就以明朝大閱兵為例，宣揚明朝的軍事振興戰略，促進了隆慶和議的順利進行，此舉也標誌著明朝軍事積弱的局面得到了扭轉，在處理蒙古韃靼問題方面贏得了主動權。明穆宗的“無為而治”
明穆宗朱載垕像
隆慶時期是明朝由盛轉衰，矛盾和衝突高度集中的時代。明穆宗朱載垕年少時，因沒有得到明世宗的寵愛而備受冷落，在明世宗諸皇子一一早逝後，最終得以繼承大統。不過，朱載垕沒有擺脫平淡和庸碌，《明穆宗實錄》卷十六中記載，隆慶二年（1568年）正月，戶科給事中石星曾因為朱載垕“入春以來，天顏漸癯，視朝漸稀，章奏頓閣，逸遊屢肆”上疏，提出了六條建議，希望朱載垕能夠“節飲食、寡嗜慾”“講聖學”“勤視朝”“速俞允”“廣聽納”“察讒譖”，結果“上怒，以為惡言訕上無禮，命廷杖六十，黜為民。”後期幾年，索性早朝免除，開始日為娛樂，嬪妃相隨，女寵漸成。
這位年近三十才得以即位的藩王，早些年的坎坷經歷也讓他成熟了許多，使他以旁觀者的角度看清了朝政中的種種危機，登基之後“君主萬方”， 在他御宇的五年半時間裡，對治國理政，朱載垕雖談不上有什麼鴻猷遠略，但放手啟用了一批能臣干將。後來在徐階、高拱、張居正等人的輔佐下，朱載垕革除嘉靖舊朝體制弊端，相對緩和了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明史》卷十九中評價他是“繼體守文，可稱令主矣！”隆慶開禁，打開關閉多年的國門，順應了歷史發展的要求，使明朝與海外貿易真正聯繫到一起。同時，隆慶和議妥善解決了明帝國與蒙古各部間長期的對立，“邊陲寧謐”。大明帝國在這五年多的時間裡，在隆慶皇帝的領導和群臣的支持下，共同演繹了一個短暫而又不平凡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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