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油畫人體藝術有著悠久的歷史，尤其在歐洲美術史上更有著深遠的歷史，從古希臘，文藝復興，無數藝術家用不同的手法表現著美麗的人體，無論從結構比例，動態，還是皮膚的色彩上，都能傳達各種內在的精神和思想感情。
這幅畫的創作背景：於1907年，蒙克從達維特的《馬拉之死》一畫中受到啟迪，以印象派慣用的模糊化效果，藉此主題平鋪兩人之間關係。故事講了在法國大革命期間，馬拉在處決路易十六後遭遇女刺客刺殺。此畫他作了兩個稿子，彼此在細節上略有差異，但構圖上基本一致。這是蒙克在精神分裂以前的作品，就其作品動機來看，蒙克這時對於性吸引、暴力和死亡的主題感興趣。畫家此時的精神也已瀕於崩潰的境地。
與之前的馬拉之死創作所不同的是，在蒙克的畫中有了新的表現內容，即愛情的仇恨。已然死去的馬拉躺在床上，床邊是一大攤血跡，裸女神情木然地站在床邊，全然沒有行兇者的惶恐或快意。這一時期，暴力與性已經悄然佔據了蒙克作品的主題。
通過創作背景看本質和更深層的含義。
在這幅畫之前還有一度同名畫是大衛的《馬拉之死》。
大衛並沒有過分地渲染血腥和恐怖。而是以單純、簡潔的構圖打動人心。除了安詳的人物、白色的浴巾、綠色的桌布、黃色的木箱，再沒有太多累贅的圖像。構圖壓得很低，上方的黑色佔去了大片面積，營造出莊嚴、肅穆的氣息。馬拉如同過度疲勞而靜靜睡去一樣，手中還握著鵝毛筆、刺客遞給他的信，浴缸旁的木臺上擺放著墨水瓶、鵝毛筆、幾張紙幣和一封便條。這一切顯然是想通過道德和人格的感召來襯托謀殺的罪惡。同時，以死者頭部和身體及肢體的傾斜下垂將這一令人震驚、憤慨的事件給人們帶來強烈的壓抑、沉悶和悲痛之感。馬拉工作的木臺有如紀念墓碑一般，使畫面產生了一種凝重、莊嚴的氣氛，畫家精心安排的法文：“獻給馬拉——大衛”恰如石碑上的銘文。
無論在德國還是在挪威，作者蒙克一直過著漂泊、頹靡、困頓的生活。已到了戀愛、結婚的年齡，但與女性交往的失敗經歷所引發的“強迫性妄想”，使蒙克對兩性關係一直抱有一種罪惡感。女友曾經為分手而拿槍自殺威脅，為防止還誤傷了他的手指，並留下後遺症，每當拿起調色板，手指就會疼痛不己。因為這些原因，蒙克把女人“視為自然力，不是吸血鬼就是原始的母親，都是些亙古不變的生殖力的偶像”。蒙克相信性除了繁殖的意義之外，本來就具有毀滅性。
蒙克所有表現女性的作品幾乎都反映了這種複雜的心態。他視性愛為嫉妒、絕望、死亡。《馬拉之死》表現的正是男女歡愛以後，女人把男人殺死的情景。被殺死的男人躺在床上，女人則站在床邊面向觀眾木然而立，整個畫面血腥暴力，令人為女人的殘忍不寒而慄。它的創作源於那次手槍走火事件。比如畫面中桌上放著的水果，實際就是朵拉•拉珊在手槍子彈全部打出前端上來的水果，還有圖拉的一頂華麗的帽子也出現在這幅畫中。可見朵拉在蒙克的心中有著很重要的位置，無論是愛，抑或是恨。
蒙克的《馬拉之死》中，最引人注目的要素是色彩，補色成對地、一組組地安放：藍色與橙色、紅色與綠色，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在色彩結構上，他運用色彩的對比和床上遺留的鮮紅色的血來傳達毀滅的愛。畫中女刺客科黛的膚色是明亮的,而馬拉的膚色卻是陰暗的，兩人的面部對比尤其明顯。蒙克激活了原本是兇殺的悲劇，表現了馬拉被害時的騷動,他把馬拉浸泡身體的浴缸畫成了短直線構成的床，這些細節的處理有可能傳遞著馬拉和科黛之間存在某種曖昧關係的暗示。同時，畫中使用動盪、扭曲、顫動的曲線，這些線條帶有動感並飽含激情，帶給了人一種不安與恐懼感。更特別的是，他在整個幾何構成形式上的安排，將兩個主體垂直與水平相交叉的方式放置於畫面中，形成了十字形的構圖。這種構圖方式令人聯想到結構簡潔的“十字架”，將視覺上的衝擊做到了極致，有極強的感官和心理暗示，打破了在視覺上保守的構成。畫面的這種結構，使人更強烈、深刻地感受到潛藏殺機的毀滅性之愛。作為悲情寫實藝術家，蒙克通過《馬拉之死》表達他對親密關係的渴望和恐懼。
大衛的《馬拉之死》把謀殺案昇華成革命英烈的故事，把殘暴的政客塑造成令人肅然起敬的英雄，成為了革命的宣傳畫；而蒙克的《馬拉之死》則把自身內心的對死亡的恐懼與親密關係的渴望赤裸裸地表現出來，成為解讀人類個體面臨死亡時的一面鏡子。他用藝術征服了宿命。
這兩幅傳世之作，留給人們更多地對藝術，對生活，對死亡的深思和對人類生存價值的探討。因此這幅畫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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