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而言，2019年经济增速会继续回落，上半年表现尤为明显，但“改革”和“开放”将成为经济运行新亮点。
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基建能否维持，取决于资金到位情况，需要扩大财政赤字；土地购置费明显放缓，令地产投资增速失去重要支撑；尽管制造业累计同比创2016年以来新高，但多受短期政策驱使，一旦未来企业利润维持低位，支撑制造业投资的主、客观因素都将趋弱。
消费方面，前期受到收入端和支出端的双重抑制。收入端，企业经营困难制约就业率和薪资水平；支出端，房产税的预期出台加大了短期二手房成交，房贷对居民可支配资产的挤出效应不降反升。尽管去年9月份以来二手房成交趋于回落，人们对房产税出台的预期已经基本消化，但收入端（就业、薪资水平）仍旧受到企业盈利能力的限制，成为抑制消费的首要桎梏。
外贸方面，去年三季度“抢出口”严重挤占了今年的出口份额。悲观预期下，一季度有可能断崖式下滑。不仅如此，贸易摩擦的对外贸的影响，在去年只是“预热”，今年才会真正体现。
除了“三驾马车”以外，通缩问题和汇率问题显得格外重要。现阶段，特朗普表现出“通胀厌恶”，主要是为了减轻华尔街压力，希望原油价格维持低位。考虑到当期WTI原油价格已经突破56美元，预计进一步回升空间有限，全年有望保持60左右的波动中枢。倘若如此，PPI-CPI剪刀差的缩窄将是大概率事件，企业利润会从中上游向下游传导，利于“小票”。关于汇率，我们倾向于“保7”，认为“破7”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汇率“保7”属于心理防线，如果突破，会引发更大程度下滑，随之而来的后果是中美双方都不愿看到的。
需要注意的是，当前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经济增长的债务密集度在上升，为了支持一个单位的经济增长，要用更多金融资源来支撑。金融上层建筑越来越高，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日益扑朔迷离，想用金融手段来恢复经济比以往更困难。如果包含大宗商品、A股、汇率在内的资产价格普遍下行，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将进一步恶化，极端情况下会引发经济金融的螺旋式下滑。
如果说2018年的“不确定预期”来自对政策不连贯和外部环境的担忧，那么2019年最大的“不确定预期”将来自对国内“经济底”和美国基建刺激计划落地的意见分歧。国内方面，包含社融（旧口径）、出口等数据都将继续下滑，对下滑程度的判断“众口不一”，对应着市场行为多空分歧；国外层面，如前所述，尽管去年出现的土耳其里拉危机已经阶段性缓和，但如果今年特朗普基建刺激落地，美元维持高位，新兴市场主权货币仍会承压。特别地，中国作为传统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发动机”，一旦中国经济“失速”，对外需求减弱，将进一步削弱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动能。不仅如此，坏账风险还有可能促使南欧银行业危机，加之地区分裂情绪和保护主义抬头，世界范围实体及金融市场“动荡”的可能性都在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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