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體而言，2019年經濟增速會繼續回落，上半年表現尤為明顯，但“改革”和“開放”將成為經濟運行新亮點。
固定資產投資方面：基建能否維持，取決於資金到位情況，需要擴大財政赤字；土地購置費明顯放緩，令地產投資增速失去重要支撐；儘管製造業累計同比創2016年以來新高，但多受短期政策驅使，一旦未來企業利潤維持低位，支撐製造業投資的主、客觀因素都將趨弱。
消費方面，前期受到收入端和支出端的雙重抑制。收入端，企業經營困難制約就業率和薪資水平；支出端，房產稅的預期出臺加大了短期二手房成交，房貸對居民可支配資產的擠出效應不降反升。儘管去年9月份以來二手房成交趨於回落，人們對房產稅出臺的預期已經基本消化，但收入端（就業、薪資水平）仍舊受到企業盈利能力的限制，成為抑制消費的首要桎梏。
外貿方面，去年三季度“搶出口”嚴重擠佔了今年的出口份額。悲觀預期下，一季度有可能斷崖式下滑。不僅如此，貿易摩擦的對外貿的影響，在去年只是“預熱”，今年才會真正體現。
除了“三駕馬車”以外，通縮問題和匯率問題顯得格外重要。現階段，特朗普表現出“通脹厭惡”，主要是為了減輕華爾街壓力，希望原油價格維持低位。考慮到當期WTI原油價格已經突破56美元，預計進一步回升空間有限，全年有望保持60左右的波動中樞。倘若如此，PPI-CPI剪刀差的縮窄將是大概率事件，企業利潤會從中上游向下遊傳導，利於“小票”。關於匯率，我們傾向於“保7”，認為“破7”的可能性不大。因為匯率“保7”屬於心理防線，如果突破，會引發更大程度下滑，隨之而來的後果是中美雙方都不願看到的。
需要注意的是，當前金融與實體經濟的關係正在發生變化：經濟增長的債務密集度在上升，為了支持一個單位的經濟增長，要用更多金融資源來支撐。金融上層建築越來越高，金融和實體經濟的關係日益撲朔迷離，想用金融手段來恢復經濟比以往更困難。如果包含大宗商品、A股、匯率在內的資產價格普遍下行，非金融企業部門的資產負債表將進一步惡化，極端情況下會引發經濟金融的螺旋式下滑。
如果說2018年的“不確定預期”來自對政策不連貫和外部環境的擔憂，那麼2019年最大的“不確定預期”將來自對國內“經濟底”和美國基建刺激計劃落地的意見分歧。國內方面，包含社融（舊口徑）、出口等數據都將繼續下滑，對下滑程度的判斷“眾口不一”，對應著市場行為多空分歧；國外層面，如前所述，儘管去年出現的土耳其里拉危機已經階段性緩和，但如果今年特朗普基建刺激落地，美元維持高位，新興市場主權貨幣仍會承壓。特別地，中國作為傳統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發動機”，一旦中國經濟“失速”，對外需求減弱，將進一步削弱新興市場國家經濟發展動能。不僅如此，壞賬風險還有可能促使南歐銀行業危機，加之地區分裂情緒和保護主義抬頭，世界範圍實體及金融市場“動盪”的可能性都在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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