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校的组织系统，我不太详细知道。具体到我们这个棚子，则上有“群众专政室”，由一个造反组织的小头头负责。有棚长，也属于牛鬼蛇神，但是被造反组织谅解和信任的人。一任此职，离“解放”也就不远了。日常是率领全棚人劳动，有的分菜时掌勺，视亲近疏远，上下其手。
棚是由一个柴草棚和车棚改造的，里面放了三排铺板，共住三十多个人。每人的铺位一尺有余，翻身是困难的。好在是冬天，大家挤着暖和一些。
我睡在一个角落里，一边是机关的民校教师，据说出身是“大海盗”；另一边是一个老头，是刻字工人。因为字模刻得好，后来自己开了一个小作坊，因此现在成了“资本家”。
他姓李名槐，会刻字模，却不大会写字。有一次签字画押，竟把槐字的木旁丢掉，因此，人们又叫他李鬼。
他既是工人出身，造反的工人们，对他还是有个情面的。但因为他又是由工人变成的“资本家”，为了教育工人阶级，对他进行的批判，次数也最多。
每次批判，他总是重复那几句话：
“开了一年作坊，雇了一个徒弟，赚了三百元钱，就解放了。这就是罪，这就是罪……”
大家也都听烦了。但不久，又有人揭发他到过日本，见过天皇。
这问题就严重了，里通外国。
他有多年的心脏病，不久就病倒了，不能起床。最初，棚长还强制他起来，后来也就任他一个人躺着去了。
夜晚，牛棚里有两个一百度的无罩大灯泡，通宵不灭；两只大洋铁桶，放在门口处，大家你来我往，撒尿声也是通宵不断。本来可以叫人们到棚外小便去，并不是怕你感冒，而是担心你逃走。每夜，总有几个“牛鬼蛇神”，坐在被窝口上看小说，不睡觉，那也是奉命值夜的。这些人都和造反者接近，也可以说是“改造”得比较好的。
李槐有病，夜里总是翻身、坐起，哼咳叹气，我劳动一天，疲劳得很，不得安睡，只好掉头到里面，顶着墙睡去。而墙上正好又有一个洞，对着我的头顶，不断地往里吹风。我只好团了一个空烟盒，把它塞住。
李槐总是安静不下来。他坐起来，乱摸他身下铺的稻草，这很使我恐怖。我听老人说过，人之将死，总是要摸炕席和衣边的。
“你觉得怎样，心里难过吗？”我爬起来，小声问他。
他不说话，忽然举起一根草棍，在我眼前一晃，说：
“你说这是什么草？”
他这种举动，真正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
第二天，我也病了，发高烧。经医生验实，棚长允许我休息一天，还交代给我一个任务：照顾李槐。
这一天，天气很好，没有风。阳光从南窗照进来，落到靠南墙的那一排铺上。虽然照射不到我们这一排，看一看也是很舒服的。我给李槐倒了一杯水，放在他的头前。我说：
“人们都去劳动了，屋里就是我们两个。你给我说说，你是哪一年到日本去的？”
“就是日本人占着天津那些年。”李槐慢慢坐了起来，“这并不是什么秘密，过去我常和人们念叨。我从小好踩高跷，学徒的时候，天津春节有花会，我那时年轻，好耍把，很出了点名。日本天皇过生日，要调花会去献艺，就把我找去了。”
“你看见天皇了吗？”
“看见了。不过离得很远，天皇穿的是黑衣服，天皇还赏给我们每人一身新衣服。”
他说着兴奋起来，眼睛也睁开了。
“我们扮的是水漫金山，我演老渔翁。是和扮青蛇的那个小媳妇耍，我一个跟斗……”
他说着就往铺下面爬。我忙说：
“你干什么？你的病好了吗？”
“没关系。”他说着下到地上，两排铺板之间，有一尺多宽，只容一个人走路，他站在那里拿好了一个姿势。他说：
“我在青蛇面前，一个跟斗过去，踩着三尺高跷呀，再翻过来，随手抱起一条大鲤鱼，干净利索，面不改色，日本人一片喝彩声！”
他在那里直直站着，圆睁着两只眼睛，望着前面。眼睛里放射出一种奇异多彩的光芒，光芒里饱含青春、热情、得意和自负，充满荣誉之感。
我怕他真的要翻跟斗，赶紧把他扶到铺上去。过了不多两天，他就死去了。
芸斋主人曰：当时所谓罪名，多夸张不实之词，兹不论。文化交流，当在和平共处两国平等互惠之时。国破家亡，远洋奔赴，献艺敌酋，乃可耻之行也。然此事在彼幼年之期，自亦可谅之。而李槐至死不悟，仍引以为光荣，盖老年胡涂人也。可为崇洋媚外者戒。及其重病垂危之时，偶一念及艺事，竟如此奋发蹈厉，至不顾身命，岂其好艺之心至死未衰耶。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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