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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要和很多地方打交道，但地方和地方是不一样的，有的地方让我们充满了依恋，不舍得离开；有的地方让我们感到陌生，无法融入其中。有一个叫段义孚的享誉世界的华裔美籍地理学家，写了许多人与大地关系的书，其中一本叫《恋地情结》，讲人是怎样对一个地方产生依恋的，以及这种情感对人生的意义。他把人类所处的地点，分为“地方”与“空间”两种。地方是各种价值和意义的储存地，是人精神和情感的寄托，是稳定可靠的；空间则与时间一样，无边无际，难以把握，是一个只有物理性质和形状，还没有注入和附带人情感与价值的地方，但空间象征着自由、冒险、尝试、成功等。
段义孚的“地方”概念可以延伸为“地方性”和“地方感”。“地方性”是与“现代性”相对立的概念，如果说现代性致力于标准化、统一性的话，那么地方性则强调独特性和多样性。地方感可以分出层次，有对一个村庄、一个小镇的地方感，有对一个县、一个市的地方感，我们平常所说的家乡或故土情结实际就是这一类地方感，我们可以更浪漫或者更缠绵地叫她为“乡情”或“乡愁”。还有对一个省的地方感，对其“情”也好“愁”也罢，可能不如对你更小范围的家乡那么强烈，但你跑江湖闯世界的时候，一般在省外的“省籍意识”要远强于你在省内的“县乡意识”，这我们可称之为“省感”。
河北人，对家乡的感情很深，很浓，很依恋。看看孙犁对荷花淀、管桦对芦花村的描写就知道了，河北的作家写起家乡来（孙犁，河北安平人；管桦，河北丰润人，《小英雄雨来》的作者），总是不知不觉地写出诗一般的美来，那种乡情、乡愁，正像孙犁笔下的荷花淀一样，“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是一种恬淡的，轻爽的，沁人心脾的香！因这种抒情的味道，他们这派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称为“荷花淀派”。诗人郭小川，即使是被下放到农场劳动改造，在命运坎坷之际写就的诗歌《团泊洼的秋天》，仍对静海（原属河北，后归天津）的团泊洼倾注了一往的深情：“……蛙声停息了，野性的独流减河也不再喧哗。大雁即将南去，水上默默浮动着白净的野鸭；秋凉在这里刚刚落脚，暑热还藏在好客的人家。秋天的团泊洼啊，好像在香甜的梦中睡傻；团泊洼的秋天啊，犹如少女一样羞羞答答。”还有那个年代的电影《小兵张嗄》、《地道战》，即使在讲述抗日的故事，编导们也没有忘记对自己的家乡——河北平原优美环境的呈现，让人陡生“江山如画，怎容豺狼践踏”的喟叹。
但是，河北人却没有“省感”。河北人对于整个河北省形不成整体意识，我们往往是在离开河北后才意识到自己的“河北人”身份。这种在内心深处认同自己是哪一个省的人的“省籍意识”，在如今的网络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地域攻击就是从反面的一个最好证明，但你会发现很少有别省人攻击整体上的“河北人”。曾有河北作家这样说道：“跟其他兄弟省份相比，我们河北人有这样一个尴尬境遇：全国各地有各种各样的同乡会组织，却几乎没有‘河北同乡会’；现实中，我们甚至说不清‘河北话’、‘河北菜’的概念”。的确，“河北人”的形象传播度，在中国各省之中几乎是最弱的。说起山东人、河南人、山西人、四川人等，都会有一个大致的性格判断（虽然未必准确），但对于河北人，外人却很难有一个清晰的印象。网络上也常看到这样的说法：河北人形象模糊，几乎没有特点。网上甚至还有这样的顺口溜：“东北虎，西北狼；河北人，小绵羊。”是形容河北人太老实，甚至性格绵软。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就和前面讲到的“支离的河北”、“流浪的省会”这样的状况有关了。看河北现状版图，她缺少一颗“心”。本来应是她“心”的地方，是强势的首都北京和直辖市天津，以及被京津包裹着的中国最大飞地——“大三香”地方（河北廊坊市大厂、三河、香河三县），后者竟没有血脉与相河北相连。要想让生活在这样版图下的河北人有“省籍意识”很难。省籍意识的形成需要有一个核心，靠这个核心把有关这个省的自然和人文的一切凝聚起来。这个核心理所当然地是省会。而河北的省会频繁搬迁，最后落脚在太行山脚下的一隅，一个缺乏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积淀的新兴工业城市——石家庄，这个省会常被外省人戏称为“天下第一大庄”，而它充当河北省会也还不到五十年时间。这让河北人如何从内心深处认同这个省会，这个省会又怎能形成自己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很难想象，被京津包围着的“大三香”人，以及被横斩于京津之北的张家口人、承德人、唐山人，他们和外界的联系，不是指向北京、天津，而是石家庄，也很难想象他们会把情感的寄托越过北京、天津放到石家庄。环北京、天津周边的河北人，都希望这两个直辖市把他们接纳。燕郊人在写信的时候，地址不写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镇，而是写“北京东燕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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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的历史，复杂的时空，行政区划的频变，京津的强势掩盖，交织在一起，造成了河北人几乎没有什么“省感”，也不利于河北人的形象传播。而中国其他省份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然而，河北人真的是没什么特点可说了吗？非也！把河北人比作“小绵羊”，更是无知。河北人不仅有特点，而且个性鲜明，甚至在历史上有口皆碑。
今人常说“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这句话在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人物大侠乔峰身上得到最为鲜活的体现。生于江南、成名于香港的金庸先生，其武侠小说中刻划的人物形象，如郭靖、杨过、令狐冲、韦小宝等，个个不同，个个生动，令人印象深刻难忘，但要数天下第一大丈夫真英雄者，唯乔峰一人而已。金庸在书里借段誉之口说乔峰道：“好一条大汉！这定是燕赵北国的慷慨悲歌之士。不论江南或是大理，都不会有这等人物。包不同自吹自擂什么英气勃勃，似这条大汉，才称得上英气勃勃四字！”小说为虚拟，但却是历史的写照。“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这话最早出自唐代韩愈的《送董邵南序》。韩愈此言，自有其历史依据。在他撰此文之前，唐贞观年间修纂完成的《隋书·地理志》中就说，燕赵一带“俗重气侠”、“自古言勇也者，皆出幽并”。幽并，即古幽州、并州，地域大致包括今天河北中北部到山西太原一带。再早，东汉末年，曹操之子诗人曹植就有诗云：“君是谁家子，幽并游侠儿。”
战国七雄，河北的燕、赵居其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燕昭王招贤纳士，均是一代英主，各自成就了赵国、燕国的强盛一时。赵将廉颇，虽年老而尚令强秦为之胆寒；燕将秦开，大破东胡，取辽东千里之地，极界越过今鸭绿江达于朝鲜，奠定我中华辽东版图。但要说真正具有“慷慨悲歌”味道的，还得是荆轲在易水（今河北易县境）辞别燕太子丹，往刺秦王，高渐离为之击筑，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慷慨豪情的河北人，还具备“忠义”的品格。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河北人有其二，刘备、张飞皆为今河北涿州人（关羽为山西人），当然还有实际上可算他们的四弟——白马银枪的赵云赵子龙，常山真定即今河北正定人。晋时名将、军事家祖逖与刘琨，闻鸡起舞，击水中流，又是何等豪情万丈，他们分别是今河北涞水、无极人。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今河北涿州人），清末两江总督张之洞（今河北南皮人），那也是响当当的河北汉子。
写下忠义传奇的不仅有武将，也有铁骨铮铮的文臣。河北容城人、明朝谏臣杨继盛，先后上疏弹劾奸臣仇鸾、严嵩，当朝大骂严嵩是“天下第一大奸贼”，即便在狱中被打得血肉模糊，仍“意气自如”（据《明史》）。台湾作家李敖在《北京法源寺》中写道：“清代读书人，几乎无人不崇敬杨继盛，也无人没有读过他的这两篇正气凛然的奏疏。”
放眼元代以前，北京没有成为政治文化中心，河北豪杰辈出，人才灿如星河，他们是全国重点关注的对象。官方正史《隋书》对“河北人”有明确的评价，文化名流韩愈、苏东坡等人对“河北人”钦赞有加。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的一套中国历代名人分布图显示，北京建都前后那段时间，是明显的分水岭：唐宋两朝，河北名人分布密集，元代河北名人数量开始下降，到了明清就更少了。随着元明清三代定都北京，各路精英进入北京，再伴随着天津作为港口城市逐渐崛起，曾经风光无限的河北人，渐渐失去了曾经拥有的话语权，星光日益暗淡。长期生活在天子脚下，潜移默化中，曾经个性鲜明、充满血性的河北人，性格中慢慢多了一些顺从、精明、平庸。面对显耀油滑的北京人、精明嘴溜的天津人，河北人成了“沉默的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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