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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要和很多地方打交道，但地方和地方是不一樣的，有的地方讓我們充滿了依戀，不捨得離開；有的地方讓我們感到陌生，無法融入其中。有一個叫段義孚的享譽世界的華裔美籍地理學家，寫了許多人與大地關係的書，其中一本叫《戀地情結》，講人是怎樣對一個地方產生依戀的，以及這種情感對人生的意義。他把人類所處的地點，分為“地方”與“空間”兩種。地方是各種價值和意義的儲存地，是人精神和情感的寄託，是穩定可靠的；空間則與時間一樣，無邊無際，難以把握，是一個只有物理性質和形狀，還沒有注入和附帶人情感與價值的地方，但空間象徵著自由、冒險、嘗試、成功等。
段義孚的“地方”概念可以延伸為“地方性”和“地方感”。“地方性”是與“現代性”相對立的概念，如果說現代性致力於標準化、統一性的話，那麼地方性則強調獨特性和多樣性。地方感可以分出層次，有對一個村莊、一個小鎮的地方感，有對一個縣、一個市的地方感，我們平常所說的家鄉或故土情結實際就是這一類地方感，我們可以更浪漫或者更纏綿地叫她為“鄉情”或“鄉愁”。還有對一個省的地方感，對其“情”也好“愁”也罷，可能不如對你更小範圍的家鄉那麼強烈，但你跑江湖闖世界的時候，一般在省外的“省籍意識”要遠強於你在省內的“縣鄉意識”，這我們可稱之為“省感”。
河北人，對家鄉的感情很深，很濃，很依戀。看看孫犁對荷花澱、管樺對蘆花村的描寫就知道了，河北的作家寫起家鄉來（孫犁，河北安平人；管樺，河北豐潤人，《小英雄雨來》的作者），總是不知不覺地寫出詩一般的美來，那種鄉情、鄉愁，正像孫犁筆下的荷花澱一樣，“風吹過來，帶著新鮮的荷葉荷花香”，是一種恬淡的，輕爽的，沁人心脾的香！因這種抒情的味道，他們這派作家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被稱為“荷花澱派”。詩人郭小川，即使是被下放到農場勞動改造，在命運坎坷之際寫就的詩歌《團泊窪的秋天》，仍對靜海（原屬河北，後歸天津）的團泊窪傾注了一往的深情：“……蛙聲停息了，野性的獨流減河也不再喧譁。大雁即將南去，水上默默浮動著白淨的野鴨；秋涼在這裡剛剛落腳，暑熱還藏在好客的人家。秋天的團泊窪啊，好像在香甜的夢中睡傻；團泊窪的秋天啊，猶如少女一樣羞羞答答。”還有那個年代的電影《小兵張嗄》、《地道戰》，即使在講述抗日的故事，編導們也沒有忘記對自己的家鄉——河北平原優美環境的呈現，讓人陡生“江山如畫，怎容豺狼踐踏”的喟嘆。
但是，河北人卻沒有“省感”。河北人對於整個河北省形不成整體意識，我們往往是在離開河北後才意識到自己的“河北人”身份。這種在內心深處認同自己是哪一個省的人的“省籍意識”，在如今的網絡上表現得最為明顯，地域攻擊就是從反面的一個最好證明，但你會發現很少有別省人攻擊整體上的“河北人”。曾有河北作家這樣說道：“跟其他兄弟省份相比，我們河北人有這樣一個尷尬境遇：全國各地有各種各樣的同鄉會組織，卻幾乎沒有‘河北同鄉會’；現實中，我們甚至說不清‘河北話’、‘河北菜’的概念”。的確，“河北人”的形象傳播度，在中國各省之中幾乎是最弱的。說起山東人、河南人、山西人、四川人等，都會有一個大致的性格判斷（雖然未必準確），但對於河北人，外人卻很難有一個清晰的印象。網絡上也常看到這樣的說法：河北人形象模糊，幾乎沒有特點。網上甚至還有這樣的順口溜：“東北虎，西北狼；河北人，小綿羊。”是形容河北人太老實，甚至性格綿軟。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這就和前面講到的“支離的河北”、“流浪的省會”這樣的狀況有關了。看河北現狀版圖，她缺少一顆“心”。本來應是她“心”的地方，是強勢的首都北京和直轄市天津，以及被京津包裹著的中國最大飛地——“大三香”地方（河北廊坊市大廠、三河、香河三縣），後者竟沒有血脈與相河北相連。要想讓生活在這樣版圖下的河北人有“省籍意識”很難。省籍意識的形成需要有一個核心，靠這個核心把有關這個省的自然和人文的一切凝聚起來。這個核心理所當然地是省會。而河北的省會頻繁搬遷，最後落腳在太行山腳下的一隅，一個缺乏悠久歷史和深厚文化積澱的新興工業城市——石家莊，這個省會常被外省人戲稱為“天下第一大莊”，而它充當河北省會也還不到五十年時間。這讓河北人如何從內心深處認同這個省會，這個省會又怎能形成自己的感召力和影響力。很難想象，被京津包圍著的“大三香”人，以及被橫斬於京津之北的張家口人、承德人、唐山人，他們和外界的聯繫，不是指向北京、天津，而是石家莊，也很難想象他們會把情感的寄託越過北京、天津放到石家莊。環北京、天津周邊的河北人，都希望這兩個直轄市把他們接納。燕郊人在寫信的時候，地址不寫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鎮，而是寫“北京東燕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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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的歷史，複雜的時空，行政區劃的頻變，京津的強勢掩蓋，交織在一起，造成了河北人幾乎沒有什麼“省感”，也不利於河北人的形象傳播。而中國其他省份就不存在這樣的問題。
然而，河北人真的是沒什麼特點可說了嗎？非也！把河北人比作“小綿羊”，更是無知。河北人不僅有特點，而且個性鮮明，甚至在歷史上有口皆碑。
今人常說“燕趙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這句話在金庸武俠小說中的人物大俠喬峰身上得到最為鮮活的體現。生於江南、成名於香港的金庸先生，其武俠小說中刻劃的人物形象，如郭靖、楊過、令狐沖、韋小寶等，個個不同，個個生動，令人印象深刻難忘，但要數天下第一大丈夫真英雄者，唯喬峰一人而已。金庸在書裡借段譽之口說喬峰道：“好一條大漢！這定是燕趙北國的慷慨悲歌之士。不論江南或是大理，都不會有這等人物。包不同自吹自擂什麼英氣勃勃，似這條大漢，才稱得上英氣勃勃四字！”小說為虛擬，但卻是歷史的寫照。“燕趙古稱多慷慨悲歌之士”，這話最早出自唐代韓愈的《送董邵南序》。韓愈此言，自有其歷史依據。在他撰此文之前，唐貞觀年間修纂完成的《隋書·地理志》中就說，燕趙一帶“俗重氣俠”、“自古言勇也者，皆出幽並”。幽並，即古幽州、幷州，地域大致包括今天河北中北部到山西太原一帶。再早，東漢末年，曹操之子詩人曹植就有詩云：“君是誰家子，幽並遊俠兒。”
戰國七雄，河北的燕、趙居其二。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燕昭王招賢納士，均是一代英主，各自成就了趙國、燕國的強盛一時。趙將廉頗，雖年老而尚令強秦為之膽寒；燕將秦開，大破東胡，取遼東千里之地，極界越過今鴨綠江達於朝鮮，奠定我中華遼東版圖。但要說真正具有“慷慨悲歌”味道的，還得是荊軻在易水（今河北易縣境）辭別燕太子丹，往刺秦王，高漸離為之擊築，高歌“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慷慨豪情的河北人，還具備“忠義”的品格。劉、關、張桃園三結義，河北人有其二，劉備、張飛皆為今河北涿州人（關羽為山西人），當然還有實際上可算他們的四弟——白馬銀槍的趙雲趙子龍，常山真定即今河北正定人。晉時名將、軍事家祖逖與劉琨，聞雞起舞，擊水中流，又是何等豪情萬丈，他們分別是今河北淶水、無極人。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今河北涿州人），清末兩江總督張之洞（今河北南皮人），那也是響噹噹的河北漢子。
寫下忠義傳奇的不僅有武將，也有鐵骨錚錚的文臣。河北容城人、明朝諫臣楊繼盛，先後上疏彈劾奸臣仇鸞、嚴嵩，當朝大罵嚴嵩是“天下第一大奸賊”，即便在獄中被打得血肉模糊，仍“意氣自如”（據《明史》）。臺灣作家李敖在《北京法源寺》中寫道：“清代讀書人，幾乎無人不崇敬楊繼盛，也無人沒有讀過他的這兩篇正氣凜然的奏疏。”
放眼元代以前，北京沒有成為政治文化中心，河北豪傑輩出，人才燦如星河，他們是全國重點關注的對象。官方正史《隋書》對“河北人”有明確的評價，文化名流韓愈、蘇東坡等人對“河北人”欽贊有加。臺灣中國文化大學出的一套中國曆代名人分佈圖顯示，北京建都前後那段時間，是明顯的分水嶺：唐宋兩朝，河北名人分佈密集，元代河北名人數量開始下降，到了明清就更少了。隨著元明清三代定都北京，各路精英進入北京，再伴隨著天津作為港口城市逐漸崛起，曾經風光無限的河北人，漸漸失去了曾經擁有的話語權，星光日益暗淡。長期生活在天子腳下，潛移默化中，曾經個性鮮明、充滿血性的河北人，性格中慢慢多了一些順從、精明、平庸。面對顯耀油滑的北京人、精明嘴溜的天津人，河北人成了“沉默的大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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