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男孩》:街頭文青的一天

一邊抗辯,一邊流浪

魯舒天

德國導演揚·奧勒·格斯特的處女作《啊,男孩》是我偏愛的那類電影,我指的不止是它復古的黑白影像、慵懶爵士的間奏、紮實緊湊的敘事或是話癆哲學般的幽默,更是它內嵌的“在這裡吟詩,或者無所事事”的獨特氣質。

氣質差異是這部被譽為“頗具伍迪·艾倫式散漫情調”的德語文藝片區別於前者作品的重點所在。同樣裝裱黑色幽默與假痴不癲的外殼,伍迪·艾倫的電影仍在尋求答案,即便是《午夜巴黎》那種推翻既定答案的答案,其實質仍是答案。但《啊,男孩》不同,它全然放棄了作答,並質疑作答的價值。


《啊,男孩》:街頭文青的一天


湯姆·希林飾演的主人公尼克·費舍爾便是影片精神的完美代表,在這部柏林版《三重門》裡,憂鬱神采“才下眉頭,卻上心頭”的費舍爾是文青、詩人與哲學家的結合。當旁人都有“正經事”做的時候,他選擇了輟學兩年去思考人生。

抗辯並流浪,這是費舍爾及《啊,男孩》的底色。

通過費舍爾為時一天的柏林漫步,觀者足以在他的眼波流轉和菸絲縹緲間窺見別樣的隱喻與指涉。關於工業發達、物質富饒的德國社會的當代精神,在它誕生無數哲人巨匠的文化底蘊之下,仍舊填充著空虛、盲目和混亂的敗絮。關於20世紀德意志民族飽受摧殘的心靈史,即便沒有過多歷史符號的敘事,戰爭的陰霾與陣痛依然揮之不去。


《啊,男孩》:街頭文青的一天


即便不去聯想這些,電影中費舍爾的荒誕際遇亦是值得觀瞻的。關於一個若有所思的街頭文青,如何逃離“生活”“現實”“意義”、“規律”等現世標識的虛假。費舍爾逃離它們,這避免了馬不停蹄、循環庸碌乃至碾作塵泥的一生,卻也註定被世俗運勢長久流放。

如果把《啊,男孩》的邏輯線索簡化為“找咖啡”的故事,那麼它是這樣的:

清晨,費舍爾在一位短髮姑娘的床上醒來,她請他再喝杯熱咖啡。費舍爾拒絕在溫存中停留,他藉故離開。此後一整天,他始終與作為尋找目標的咖啡失之交臂。


《啊,男孩》:街頭文青的一天


費舍爾來到咖啡店,現金不夠;取卡,卡被吞掉;餐廳吃飯,咖啡機壞了;去劇組探班,咖啡桶已空;去高爾夫球場,咖啡供應已結束;酒吧,咖啡機已經清洗;醫院門口的自動販賣機,沒等咖啡產出,主人公已經昏睡。

當我們執意弄清為何一杯小小的咖啡都會“槓精附體”般與人物作對的時候,我們就不難發現,和費舍爾槓上的不是作為象徵物的飲品,而是生活的每處細節。

主人公做的第一件事,是為了拿回因醉酒而被扣的駕駛證,去官方機構做醫學精神鑑定。他先後遭遇鑑定師的誘供問話與故意刁難,後者準備給費舍爾的測試“掛紅燈”的時候,電影拋出了一個哲學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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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舍爾:您不能這麼快就下結論。

對方:我不能嗎?(說話間簽了字)我還就這麼做了。

費舍爾所說的“不能”,意思是“不應該”;而鑑定師反問的“不能”,則是“不可以、不具備”。後者強調,他可以、他具備,然後他就不管應不應該了。

麻煩仍在繼續。乘地鐵時,費舍爾因為售票機壞掉沒能買票,被兩個沒穿制服也不肯出示證件的工作人員攔截下來。於是他解釋道:“如果你們想要人們買票,就該修好壞掉的機器。”工作人員只能理解機器的故障,卻無法寬宥費舍爾沒有買票的事實。交流無果之後,費舍爾甩開追趕者跑進車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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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新家,費舍爾看到那個老婆因患乳腺癌而被切除了乳房的鄰居在地下室獨自玩桌上足球。他嘗試著打開電視觀看一場柏林赫塔隊的比賽,卻發覺自己對於足以成為鄰居精神支柱的狂熱信仰毫無興趣。電影中費舍爾的鄰居——那個飽受生活摧殘、只得以足球和酒精度日的油膩中年,是寄託了創作者思考的戰後德國的隱形象徵。

電影中還有兩處細節是值得玩味的,一處在費舍爾與小學同學尤莉卡的相遇。

當尤莉卡詢問費舍爾晚上是否有空去看她主演的話劇的時候,費舍爾本能地拒絕了。他隨口撒謊有事要忙,那正是他對待短髮姑娘的態度。面對他所質疑的那個令他倍感陌生的世界發出的邀約,費舍爾的第一反應永遠是逃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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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處細節體現了理想主義者的迷惘。

費舍爾在高爾夫球場被父親告知,他的銀行賬戶已經被停掉,從法律系輟學已久的他將不再被允許每月領著1000歐的生活費去“思考人生”。父親走後,費舍爾除了將自己的杯中酒一飲而盡,還將擺在桌上的另一杯酒倒進胃中。下次飲酒就不知何時了,這後一杯酒,飽含了“勸君更盡一杯酒”的無奈。

隨後,費舍爾應尤莉卡之邀,去小劇場觀看由狹隘、傲慢的科班導演執導的話劇。無意生出事端的費舍爾最終還是同後者爭辯了起來,當他舉了一個生理例子後,馬上被對方條件反射地質問是否是醫生,略帶挑釁的對話方式令費舍爾感到不悅,這個對話過程象徵著他試圖融入生活的挫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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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館的段落是電影的點題一節,那位纏著費舍爾講述60年前逃離柏林的老人,像是從歷史深處款款而來的先知。當酒吧老闆與費舍爾示意他行納粹禮在今天的人看來是違法的時候,老人切中要領地指出——“當時沒有‘在今天的人看來’這種說法”。

他的意思是,在任何時代,普通人只會去做大多數人去做的事情,至於行為真正的性質、結果造成的影響,只有極少數人能夠即時洞悉。

老人環顧酒館後,告訴費舍爾,他理解不了現在的人,他聽不懂他們在講什麼。費舍爾不耐煩地回應,他們講的都是德語,和老人沒區別。這裡出現了另一個哲學梗:


《啊,男孩》:街頭文青的一天


費舍爾說的“德語”,是語言的一種,是他、老人、周圍人的母語;而老人所說的“德語”,則是附著在語言之上的抽象概念與意識形態,是群體頂禮膜拜的社會符號與世俗立場。

一個正常人,和一個開口說話時便會自動倒出他被灌輸的理念的自以為正常的人,是沒有辦法交流的。老人發現費舍爾的四周,埋伏的都是後者。而他上一次朦朦朧朧地有過類似的發現,則是在“水晶之夜”

“某天半夜我父親把我搖醒,對我說,‘跟我到街上來,孩子,我帶你看點東西’,然後我就跟他去了街上。他塞了幾塊石頭到我手裡,然後說,‘現在給我看看你能扔多遠’。接著他自己也拿了一塊石頭,朝這邊這塊玻璃扔了過來,沒錯,就砸在我們現在坐的地方。這條街上當時擠滿了人,外面漆黑一片,不像現在,到處都有燈光在閃耀。因為現在的人忍受不了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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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拿著石頭往玻璃窗上扔,我父親把這間店鋪砸得支離破碎。當時我就站在街對面,到處是破碎的玻璃,街邊被照得光亮,那是因為著起火來。我還能很清楚的回想起來,不知何時我開始流淚,猜猜為什麼?因為我想,在這些碎玻璃渣上,我再也無法騎自行車了。”

老人說完之後,緩緩走出酒館。在青年費舍爾的注視中,60年前那位離開人群去思考人生的老年費舍爾,就此倒地不起


  • 作者:92年生,金牛座,筆名先斑,微信號:luxiaolu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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