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後半葉以來，藝術的各個領域都在提出死亡說。最早是阿多諾說奧斯維辛以後，寫詩是可恥的，我們知道其實這句話有特定的語境;然後60年代說繪畫死亡;80年代說小說死亡;戈達爾也說電影從格里菲斯開始，終結於阿巴斯。這都是些形而上的觀念，我們作為創作者，反而沒有這樣的困惑。
西方提出這些概念的時候，正是他們有這種危機感的時刻，而中國正在經歷那個十年。整個中國大地就只有一種東西，叫所謂藝術，實際上跟藝術沒有關係，就是政治的宣傳品。所有人要麼跟著一起喊口號，要麼就靠邊。那個時候中國人跟外界是隔絕的，我們也不可能有這樣的觀念。
十年結束，中國人才覺得一扇窗子打開了，呼吸到一點新鮮的空氣，才覺得又緩過來了，有氧氣了。這時候才從尼采、叔本華開始，從西方的哲學開始，慢慢汲取一些自己必需的營養。再走到80年代，當時美術界提得最多的就是更新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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