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历史上的有些诗词大家在仕途上并不如意?

相思河的猫


中国人有句老话,叫:“人生不幸诗家幸。”

正因为仕途上的不如意,才让人有了万千感慨,才有了抒不尽的人生的愁怅和悲欢离合。

古代是没有诗人这种说法的,所有的文人都会作诗。

想像一下,一个春风得意之人,仕途通达,朝庭委以重任,家中妻儿老小阖家幸福,此人哪里还有那么多的离愁别绪,哪里还有那么多催人泪下的人生感慨。

现流传至今的名篇,多是诗人落迫时所作,诗中多抒发仕途不畅,人生落迫时的心情,要么豁达要么伤感。

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情感,总是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因为“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无论是在什么社会,落迫之人总是要比飞黄腾达的人要多些。

所以好的诗作,总能带给人生不如意之人人心灵上的慰藉,让读者与诗人在情感上达到共鸣,让在失望落迫中人找到情感的归宿。

而要写出这些离愁别绪的好诗,如果是坐在高高的庙堂之上,享受着风花雪夜的生活,肯定是写不出来的。

只有真真实实经历过伤痛的人,写出来的伤痛才能捶击人的灵魂,才会给人带来心灵上的振撼,才能名垂千古。

我们不能否认,春花秋月的美好日子,文人墨客也在写诗,但是我相信,这些诗作在历史的洪流中,大多已经飘散在历史空气中,只有落迫之作让人们无限感慨,让人心痛。

让人心痛了,也就记住了,记住了,反而长久了!




邵帅丫丫


提到这个问题,我想起了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最后一句诗“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充分表达了李白对权贵的蔑视和狂傲不羁的性格,也代表了一些诗词大家的通性。

例如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都表现出有志节的文人那种坚守节操、清高、耿直的高尚情操和品质。

他们都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一代才子和宗师,但是他们都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绝不为了自己的前途,做出有辱文人气节的让步和妥协。

在权奸当道,腐败成风的朝廷,不溜须拍马、阿谀奉承,又怎么能得到重用和提拔呢?他们的仕途和命运由此可知。

也正是这样的遭遇,让他们有机会接触社会底层的普通劳动者,深入体验了广大劳动者的生活和疾苦,在大自然中领略山水田园风光,体会自然的美,得到了独有特色的灵感,写出那么多脍炙人口的诗词名篇。

如果他们仕途一帆风顺,飞黄腾达,那么他们本有的才华,都会淹没在酒池肉林中;灵感也会迷失在荣华富贵里。在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淤泥里度过一生。那么他们写出的诗歌、辞赋还会那么清新隽永,激情澎湃,热情豪放吗?

他们的作品带着旖旎秀丽的自然风光,带着普通劳动者的田园智慧,和普通劳动者血脉相连,得到了他们的喜爱和认可,才会传流千古经久不衰。



戈壁滩上的驼铃


因为让诗词大家在仕途上如意了,对国家来说,才是真正的灾难!

古代任何一个读书人的终极目标都是一样的。

说的高大上一点,就是匡扶天下。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他们和执政者之间,其实是相互需求的。

对于读书人来说,需要一个平台来施展所长,从而取得地位上的提升。对于执政者来说,他所需要的是对他有帮助的人。

诗词大家所擅长的是什么?自然是诗词!

会诗词,也可以有进身之阶,而且发展空间也不小。毕竟执政者,也需要一个笔杆子。

但是这些只会诗词的文人,还有着文人的骄傲,不愿就这样成为类似于司马相如一般的人,还有着更大的“野心”。

但就是这“野心”,让他们对执政者最后的一丝作用也消失殆尽。

那执政者自然也不可能把手中的地位,平白无故的给这些“无用之人”。

而且,这些诗词大家本身也没有什么治国的能力。

比如说苏轼,在诗词一道上,可以说是独领风骚。但他真的没显现出,他在治国上有什么能力。

相反,他的对头章惇,虽然被列入奸臣之流,被人唾弃。但是章惇好歹把北宋带入了鼎盛。对外拳打西夏,脚踢吐蕃,还要和辽国掰掰手腕子。在内政上,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执政能力可以说是甩了苏轼五百条街。

皇帝不重用章惇这样的能臣,难道去重用苏轼?重用章惇,那苏轼的仕途自然就不会如意了。

再比如说李白,让他给唐玄宗写写文章,没什么问题。但是要让他去治理一州一郡,那真是对不起百姓了。

诗词大家,说到底,真的有治国能力的,又有几个?不是人人都是柳宗元,范仲淹!

像谢灵运这样的人,才是诗词大家最好的写照!要是让他们仕途如意了,那国家,就要不如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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侃砍历史


1.鱼与熊掌兼得,这种好事真正是太少了。

文章憎命达,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吴承恩施耐庵曹雪芹这些文学史上大牛级人物,都是一生郁郁不得志的人。

诗词创作和仕途宦海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专业,是两码事,能够双丰收双赢利的人少之又少。

李后主、宋徽宗这种家传帝王不说了,晏殊,王安石,欧阳修,汪兆铭(近代以来古体诗第一)都是仕途得意、做到大官的人。



2.文人往往仕途失意,这是有内在规律的。

文人感性,敏感脆弱多情,情绪波动太大,而政治斗争需要心黑脸皮厚,心理素质要过关。

文人心中有感想,有倾诉欲望,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往往写成诗文,惹来大祸。而成熟的政治家,沉默是金,老成持重,适度作秀,择机而发,一击必中。

文人轻狂,率真,自命清高,而政治家深藏不露,老谋深算,必要时候装孙子,下跪磕头抹眼泪,成熟的政治家都是超一流演技派。

文人往往疏狂不爱财,不拘小节,嗜酒好色,不加检点。政治家则是秀儿做足伟光正,贪财纳色静悄悄,哗众取宠勤包装,说话办事弯弯绕,杀人不用刀,伤人不见血。



文人这些职业病,导致历史上很多有才的大文学家,仕途失意,经济拮据,穷困潦倒,哀愁一生。陶渊明·孟浩然·柳永·郑板桥等等,都是例子。

当然,历史是公正的,千百年后,无数巨贾大官埋骨荒冢、籍籍无名,而这些文艺巨星,不因为生前困顿而埋没才干,反而放射出雄视百代的耀眼光芒。

钱财官位是暂时的,艺术则是永恒的。

譬如尼采。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花千树之万国来朝


自古以来,文人就比较自傲。孔子的“不吃嗟来之食,不饮盗泉之水。″形成了文人在仕途上也比较清高,而在古代是一个皇权世俗社会,就显的他们比较不入流。诸葛亮非要刘备跑三次,显摆显摆才出来,张飞就看他不顺眼,还好刘备识人才,才流名于后世。如果是太平盛世,人才济济就不好说了,有可能把你贬的远远的。韩愈,柳宗元就是这种节果。

有时候,有名的文人,活在理想的世界里,受不了半点轻谩。陶渊明就说过,不为五斗米折腰。当时的老百姓常年劳作,尚不能溫保,由此可见文人是多么的不容于当时的社会。“釆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可见他是活在自已的理想世界里。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当时的许多思想家和文人还是立足于社会现实的,能从社会现实中吸取营养,所以出现许多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导致许多空谈的文人,刑成了文人的脱离现实社会的思想,为自己谋取特权,什么刑不上大夫的法外特权。

文人仕途不顺,还有一个原因,嘴毒,说话招当权者烦。象刘禹锡,在党争中被贬了,反对派当政了,起用他,把他调回京城。他嘴毒,作诗写什么,紫面红尘拂面来,人人皆道看花回。种桃的道士复何在,前度刘郎今又回。结果招人烦,再度被贬出京城。有不顺就开骂,也是一种原因。

原因也有主子不明等,他们自身原因也不少。


爱生活的岳


“为什么历史上有些诗词大家仕途上并不如意”?(这是“今日头条”给的网络提问)

这是因为,从屈原开始,凡是名垂千古的诗词歌赋作家,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或者叫完美主义者。

完美主义者,追求的至真至美境界,与现实脱节。正如当下流行语: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

理想落实到行动,措施与基础不匹配,导致计划不能落实。理想一旦不能按计划实现,理想主义者难免会因失望透顶而悲天悯人。

理想主义者,有的走入误区。志大才疏,高智商低情商是他们的短板。他们往往一出道就奔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去,现在的大学生一出学堂门,就怀抱着“CEO”而去,梦想着人前人后“总裁”,“某某董事长”,却不愿从零开始,以为浪费青春,耽误行程。

李白。他一出道,因江湖上英名远扬,被举荐做翰林供奉。是个闲职。

李白就没有想过学李阳冰,从七品县令做起。治理好一个县,接着官升一级,试着去治理一个地区,再试着去治理一个州府。直到部级干部。

他一出道就要做大官,能接近皇帝,协助皇帝处理军政要务,以便展现自己超凡脱俗的与众不同的才华。

他忽视了“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愤怒出诗人”,古往今来,伟大的诗词家,就是这么激发出来的。“逆境造就强有”,人处逆境,创作灵感就会井喷。

身处安逸,就会,骄奢淫逸,东拼西凑出来的文字,除了附庸风雅,就是无病呻吟。

且看今天的古诗词爱好者,他们一个个掉进这个陷阱。

杜甫,一生穷困潦倒。“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声”。可是,当八月风高,吹坏了他的茅草屋顶,又遭遇一场暴风雨,他没有消沉。他在夜眠雨中,发出了令千百年来无数寒门清客为之心灵震颤的呼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我想,今天的地产商们,如果读到杜甫这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定会,良心发现,慈航普度。


化外万民胡少峰


郝子曰:少年,关注我,了解点历史,更有助装逼。


言归正传。

历来诗词大家在仕途上少有如意的。

诗人是感性的,但是感性的人不适合当官。不管是处理政务,还是应付宦海倾轧,都需要绝对的理想。

什么李白啊,杜甫啊,苏轼啊,辛弃疾啊……自古言:“人生不幸诗家幸”,不经历风霜雪雨,没有被生活狠狠地摁在地上摩擦摩擦摩擦摩,哪来的人生感悟,如何能写出千古篇章?

但是,凡是总有例外。

总有那么极少数人是幸运儿,他们诗词华丽,同时畅游宦海,人生赢家啊。

举例:

第一,王维

王维,字摩诘,人称“诗魔”,王右丞。

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年),王维状元及第。任太乐丞,因伶人舞黄狮子受累,贬为济州司仓参军。

但是,没几年,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张九龄执政,拔擢王维为右拾遗。算是进入了监察系统。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调任监察御史,后奉命出塞,担任凉州河西节度幕判官。也就是说,仅仅一年,就成为正式的最高检察院检察官,随后出任凉州地方司法长官。

在此期间,王维还买下了唐初宋之问的一个大别墅,经常邀请朋友开趴,日子过得很是惬意。

随后,王维的官员生活就只能用一帆风顺来形容了,一路写写诗,升升官,爽得要死。

一直到安史之乱,因为他被叛军逼迫出任过官职,所以战后被清算,下了几个月的监狱。但是没多久,因其弟刑部侍郎王缙平反有功请求削籍为兄赎罪,王维才得宽宥,降为太子中允,后兼迁中书舍人,官终尚书右丞。相当于中央办公厅的二把手。正四品的官。


第二,晏殊

晏殊打小就是神通,14岁得江南按抚张知白推荐参加殿试,被赐同进士出身。直接授其秘书省正事,留秘阁读书深造。同志们,14岁就当官了啊。三年后,也就是17岁时,召试中书,任太常寺奉礼郎。

次年,任光禄寺丞,不久,父亲去世,报丧丁忧被夺情。做了同判太常礼院。随后母亲去世,再被夺情。调任为太常寺丞,被提升为左正言、直史馆,做了升王府记室参军,掌书写笺。半年之后迁升为户部员外郎,做了太子舍人,不久又做了知制诰、判集贤院。过了很长时间,做了翰林学士,迁升为左庶子。简直就是私生子的升官速度。

公元1022年,在位的仁宗不过12岁,刘太后主抓大权,和宰相丁谓、枢密使曹利用就权力的分配和使用上起了冲突。晏殊提出“垂帘听政”的方法解决了这一问题,双方都很满意,迁右谏议大夫兼侍读学士、加给事中,后任礼部侍郎知审官院、郊礼仪仗使、迁枢密副使。

晏殊升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加尚书左丞。又过了五年,召任刑部尚书兼御史中丞,复为三司使。这个按照现在来看,属于国务院办公厅了。

庆历二年(1042年),晏殊官拜宰相,以枢密使加平章事。第二年,以检校太尉刑部尚书同平章事,晋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学士,兼枢密使。彻底达到人生巅峰,大宋臣子的最高境界了。


郝子曰


问主难道认为诗词大家就该是个当官的(仕途)?而且还要受重用?

诗词写得好,不等于会当官。“会”有几种解释——1,可能。2,有能力。3,受官家赏识。

可能不可能?这一要看人的志向,他爱不爱当官,二要看有没有人推荐或有没有展示管理才能的机会。

能力!诗词写得好并不等于品行好,也不等于有治理能力。

受不受官家赏识?他若不投官方所好,官方不会用他,用了也不会重用,重用了也不会长久。再,他若当上官了,不能处理好人际关系,或施政让一些老旧实力派受损,人家会不乐意,会各种打击,而本身的支持力不足那就当不长甚至致命。苏轼王安石之类。李白诗才受皇上赏识,但太傲气,终是当不上什么官。……

总之,诗才与能不能该不该当官没直接关系!


世事洞明皆学问问问问


这个问题我也认真思考过,因为太多我们熟悉的文学大家都在政治上没有太大的作为,如李白、苏轼,屡屡被贬,还有柳永、陆游等,也是一生不得志。千古以来,他们的作品被人所争相传诵,有着极高的地位。但仕途却极为不顺。

我觉得这是因为,文人有傲骨,才情越高,越不愿趋炎附势攀附权贵。而封建统治者又对权利和尊严看得极其重要,所以对于这些有才情但不太通人情的文人们是非常不喜欢的,不想让他们坐高位。其实仔细想想,事实也确实如此,才华高的人不一定会做官,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一心追求文学上的造诣就会忽视俗事,可不理会俗事又怎么能当好一个官呢?所以南唐后主李煜,贵为皇帝,才华极高,最后也是落得个亡国的下场。


辰风起月落无声


渔家不幸诗家幸,语到沧桑句便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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