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代人常把海洋文化和大陆文化对比起来看。但这样看，对海洋文化是看不清的，因为会忽略掉海洋文化另一个重要面向。
这种对比观念中所谓海洋文化，乃是以欧洲大航海殖民所形成之霸权为模型的，船坚炮利，显示的价值即是“富”与“强”。讲来讲去，无非羡人之富强，嗟我之衰迟而已。但富强只是世俗性的价值，海洋文化之价值与意义却还有另一面，那就是它具有的神圣性。
海对人来说，它首先或最重要的意义可能也即在于它的神圣性。古人祭天、祭地、祭日月山川以及大海，视之为神，故均祀其神以供之。《史记·封禅书》：“而雍有日、月、参、辰、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四海、九臣、十四臣、诸布、诸严、诸逑之属，百有余庙”，即指其事。
四海神名，据 《山海经‧大荒东经》说是：“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虢。黄帝生禺虢，禺虢生禺京。禺京处北海，禺虢处东海，是惟海神”。《大荒南经》：“南海渚中，有神，人面，珥两青蛇，践两青蛇，曰不廷胡余”。《大荒西经》：“西海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名曰弇兹”。但后来所说海神又有不同，乃是《太公金匮》说的：“东海之神曰勾芒，南海之神曰祝融，西海之神曰蓐收，北海之神曰玄冥”。
早期是四海海神，后来就说是四海龙王。这是受佛教的影响。佛教以龙为佛之护法，故艳称龙王，如《华严经》说：“有无量诸大龙王，所谓毗楼博叉龙王，婆竭罗龙王，云音妙幢龙王……如是等而为上首，其数无量，莫不勤力，兴云布雨，令诸众生热恼消灭”。后来我们把这么多龙王简化为四海龙王了。
其实祝融、勾芒、蓐收、玄冥及龙王等都只是个代表，代表海本身就是神圣的，就须奉祀。
目前东海神庙位于山东莱州城西北，宋太祖开宝六年建。南海神庙又称波罗庙，在广州黄埔，韩愈有《南海神广利王庙碑》。北海神庙全称济渎北海庙，位于河南省济源市。西海神庙则在青海湖。此外还有许多，如浙江海宁盐官海神庙；秦皇岛海神庙（始建于明初，在老龙头西边）；大沽海神庙（顺治六年建）。
但海的神圣义不仅止于此。它还有一些可称为“海上神”的。神居海上，如普陀山的南海观音就是。早期燕齐方士去海上三山，方壶、蓬瀛、圆峤，神灵居之，亦属此类。
中国有两个大神山体系，一在西北的昆仑山，一就在东海南海。
可是海上的也称为昆仑，如唐人小说《昆仑奴》讲的就不是西北的胡人，而是南海爪哇一带的小黑人。张籍诗《昆仑儿》：“昆仑家住海中洲，蛮客将来汉地游”，即指此。吴万震《南洲异物记》、竺芝《扶南记》。唐义凈《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诸书并有载。东方朔《十洲记》曰：“昆仑在西海之戌地、北海之亥地，去岸十三万里，又有弱水周围绕匝”，显然也是在海上。越南南部湄公河口外也有岛名昆仑，《岛夷志略》《星槎胜览》《郑和航海图》上都载有此岛，岛名当亦是华人所定，所依据的就是海上昆仑的传说观念。秦始皇、汉武帝求仙，主要即针对这个海上仙系，而非西去西域。秦皇汉武以后，海上神仙仍迭有新增，如观音、麻姑、妈祖、八仙等等都是。
早期的海上神，是本来就居住在海上的。后期的海上神，则可能如八仙，原先并不居海上，只是渡海；或如麻姑，本山供奉在江西的抚州，但亦常来东海观海，故曾多次见到东海清浅、沧海桑田。
还有一类，乃是人而因其对海洋事业有功遂被尊奉为神的，如伍子胥、妈祖即是。包括对海上神灵念念不忘的秦始皇，山东都还供之为神呢。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妈祖。
海本身就神；神居海上；人能事海，故以为神，是三种不同的情况，但整体显示了海的神圣性。人只要亲近它，就都能获得保佑、解脱或超越。故历来人们或诣海上三山找长生不死药；或泛海上普陀朝圣，求观音菩萨随声救苦；或往祈天后宫，冀保平安。形式不一，原理相通：大海是生命的来源，真理的藏所、幸福的管钥，通过它，人也可以获得神圣性。
（二）
所以这才衍生“入海求法”的行动。秦汉时期入海求药，属于这个行动的前期，求药，也求仙方、求仙人。接着就是中期，渡海去印度求佛法。第三期则是近世的出洋留学潮，方今未已。
相对的就是“真理从海上来”，伊斯兰教、佛教、摩尼教、基督教亦大规模随海舶以入中土。
秦汉时期的入海求法活动，直接启生了道教。许多人都以为道教就是老庄道家思想的发展，其实不是。许多道派均不奉老子，道教讲庄子更要迟到唐代才开始。故道教之形成别有渊源，其中最重要的渊源即为海上这一脉。燕齐方士及汉代所谓方仙道，均属此一脉络；东汉之太平道、天师道即本此脉络而形成为制度化宗教。陈寅恪先生论六朝道教时有一名文曰：天师道与滨海地域，讲的就是这一脉络。
天师道，现今一般均指张道陵、张修、张鲁在四川的传承，可是汉代出于琅琊的《太平经》就有天师和天师道的说法，张角起事也自称天师，连张道陵本来也是徐州一带的人，后来才流寓蜀中，故可知天师道应有其早期滨海的渊源。尔后晋王羲之家族之奉道，可能亦正如陈先生所考定，是本于他们山东琅琊的传统。这个传统径称为天师道或有争议，但道教起源，有此海上渊源是无疑的。
佛教，则一般人都说汉明帝时传入，可是《拾遗记》卷四载：燕昭王七年，“沐胥之国来朝，则申毒之一名也，有道术人名尸罗，问其年，云百三十岁。荷锡持瓶，云发其国五年乃至燕都。善惑之术，于指端出浮屠十层，高三尺，乃诸天神仙，巧丽特艳。人皆长五六分，列幢盖鼓舞，绕塔而行。”这名道人不是佛教徒，他能以神通变幻出十层塔及小人歌舞，当是古印度的“幻人”一类。
此一记载即显示了燕齐那时的海上方士可能还有海外渊源，或许有部分真自海外来，故有中原未见的方术、药物、技俩，被人称奇。
另外，连云港孔望山造像刻石，有学者考证谓是汉桓灵时的佛教雕刻，内容包括佛、菩萨弟子、力士、供养人以及释迦牟尼佛本生本行故事，另也有道教崇拜内容。此说也颇为佛教由海上来张目。
历来主张佛教未必始由西域传来者甚多，如梁启超、日本镰田茂雄都是。梁任公曰：“向来史家为汉朝求法所束缚，总以佛教先盛于北，谓自康僧会入吴，乃为江南佛教之始。其北方输入所取途，则西域陆路也。以汉代与月氏，罽宾交通之迹考之，吾固不敢谓此方面之灌输绝无影响，但举要言之，则佛教之来非由陆路而由海，其最初根据不在京洛而在江淮”（佛教之初输入）。
我看过连云港石刻，不敢说那一定就是汉代的东西，但我认同梁启超的判断。佛入中土，绝不止陆路一途，海路甚且有可能比陆路更早。但由海路来，影响仅在滨海地区。中原皇家知道有佛，仍赖明帝一梦。故金人入梦、白马西来，与海路另有佛缘并不矛盾。
由印度到中国这条海运之路，那时也早已畅通，故此时佛教由海上传来亦不成问题。这里有个有趣的旁证或插曲可说。
二OO八年二月十七，韩国成均馆大学历史系宣布，已找出佛教起源的真相：原来释迦牟尼是韩国人。原因是据考证古朝鲜人已能航行至印度孟加拉国，所以孟加拉国发现了大量公元前六百年至五百年的朝鲜风格器物。而释迦牟尼是北印度人，不属雅利安血统。他们考察尼泊尔释迦族聚居遗址，认为其生活带有明显东亚色彩。原始佛经中也有古朝鲜字转化的外来字，故推论释迦牟尼具有韩国血统（朝鲜日报）。
这种考证，当然只是一则笑话，但其立说之凭籍，正是海道早通之事实。朝鲜人由此海路去印度、尼泊尔播种诞育出了佛陀，虽不太可能；汉代中期印度僧人由此海道来华弘法，却大有可能。何况《拾遗记》还记载了更早的燕昭王时期印度幻人早已到过中国了呢！
佛教传入中土以后，陆续来华者为三夷教（祅教、摩尼教、景教）。来华途径，过去也与佛教相同，认为都由西域陆路来。但目前至少已可确定摩尼教也有海上传来的。《闽书.方域志》载：“有呼录法师者，来入福唐，授侣三山，游方泉郡，卒葬郡北山下。”可见唐末泉州已有摩尼教徒，其后流布到浙江安徽江西等处。宋方腊起事、元末朱元璋起事，均有此渊源，至今泉州仍有若干摩尼教遗址与文物，足以证明它由海上传来的史实。
景教为基督教之一支。这一支后来在中国衰亡了，但并不表示基督教在中国即无传播。泉州发现过一方西蒙僧官墓碑，碑面右边有两行叙利亚字母拼写的突厥语，左边有两行汉字云：“管领江南诸呼明教、秦教等，也里可温、马里、失里门、阿必思古巴、马里哈昔牙。皇庆三年，岁在癸丑八月十五日，帖迷答、扫马等泣血谨志。”表明墓主西蒙主要是一位基督教聂思脱里派教徒，亦即失里门，但他获得朝廷赋予他兼管明教的权力。秦教，当指一切由大秦欧洲传来之宗教，例如景教在唐代便称为大秦景教。至于也里可温，在元代亦泛指基督教徒。此碑足以证明当时泉州已有不少基督教徒，故政府设教区以为管理。
明代以后，基督教大举来华，海路渐渐取代了陆路，是大家都知道的，就不必多做介绍了。
伊斯兰教入华，和上述诸教相反。那些教都是海陆并进，但一般认为是先陆后海或陆主海从。伊斯兰教却相反，先只由海上来；元明以后才渐由陆路来，最后陆路似乎压过了海路，与基督教正好相反。
（三）
佛教、摩尼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之传入，主要当然是神圣性的，想将他们认为是神圣性的教义福音宣扬于我，令我闻之解脱，超越尘俗。但圣与俗并不能截然两分，海洋文化本身就同时蕴涵了这种双重性：由海上来的，不只是福音或神灵，也是财富。
早期僧人去南海求法，往往附商舶以行。由中国到印度这条航线，不但是佛教传播之路，事实上也是一条珠宝和香料之路。
(3)-1
当时欧洲人与亚洲交易的香料，主要是降真香、檀香、沉香、胡椒、槟榔、乳香、龙涎香等。功能还不是化妆，而是防腐和作调味品，其贵重程度只有黄金可以比拟。
印度尼西亚群岛的香料，被采集后，由穆斯林商人买下，运到马六甲，沿印度海岸运到霍尔木兹或亚丁，再由埃及的驼队穿越沙漠，运到尼罗河口。等候在这里的威尼斯商人，再用商船将香料运过地中海。埃及每年由于香料过境而收取的税收高达数十万杜卡。于是在印度不到3杜卡的胡椒，在开罗涨到68杜卡。到了威尼斯，价格更是印度的50倍。那时一磅姜可以买一只羊，一磅肉豆蔻相当于三只羊或半头牛，而珍贵胡椒通常是一颗颗地数着卖。人们可以用胡椒买田置业、作嫁妆、充当货币来交税交租，还可用作对将士的奖赏。
香料也勾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无穷想象，所有豪华、文雅和贵重的事物，都和印度、中国联系起来。这种想象也直接促动了他们对航海的探索。
香料海舶来华，性质与去欧洲是不同的，主要做为养颜美容，如口脂、面脂、手膏、澡豆、香露、香粉等。此外就是真正的香料用，例如熏香、烧香、捻香等。种类包括檀香、龙脑香、乳香、没药、胡椒、丁香、沈香、木香、安息香、苏合香等。贵族官宦有钱人家妇女、妓女们对香料的消费很多，唐人诗「金钏越溪女，罗衣胡粉香」或「都中名姬楚莲香者，国色无双。时贵门子弟争相诣之。莲香每出处之间，则蜂蝶相随，盖慕其香也」之类记载，即指此。跟现代人用香水是一样的。
(3)-2
珠宝，则《梁书‧海南诸国传》总叙已说：丹丹国来献方物数十种。丹丹国，似即今马来吉兰丹地。大通二年遣使奉牙像及塔各二躯，并献火齐珠、吉贝、离香药等。大同元年又遣使献金银、瑠璃、宝香、药物等。可见那时中国人就有南洋多宝物的观念，珍珠尤贵重，常做为贡品。《新唐书‧师子国传》曰：「师子国居西南海中，延袤二千余里，有棱伽山多奇寳，以宝置洲上。……天宝初，王尸罗迷伽再遣使献大珠、钿金、宝璎、象齿、白氎」，即其一例。
后来，比南洋珠宝更神奇的是波斯的，唐代即有不少胡人识宝的传说，如《广异记》径寸珠故事中的波斯胡人、南海大蟹故事中的波斯，《集异记》李勉故事中的波斯胡老，《独异志》李灌故事中的病波斯等。有些故事主人公虽未必是波斯，但故事发生地却是长安广州等城市的波斯邸、波斯店，如《续玄怪录》中的杜子春、《传奇》中的崔炜、《逸史》中的卢李二生等等。
相关的宝物甚多，其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当数奇异的珍珠，如径寸珠、阳燧珠等。这些珍珠往往价当百万。如《广异记》说：「近世有波斯胡人，至扶风逆旅，见方石在主人门外，盘桓数日，主人问其故，胡云：我欲石捣帛。因以钱二千求买。主人得钱甚悦，以石与之。胡载石出，对众剖得径寸珠一枚。以刀破臂腋，藏其内，便还本国。随船泛海，行十余日，船忽欲没。舟人知是海神求宝，乃遍索之，无宝与神，因欲溺胡。胡惧，剖腋取珠。舟人祝云：若求此珠，当有所领。海神便出一手，甚大多毛，捧珠而去。」
这些珠价值百万，甚至惊动海神，是真的吗？是的，我国史籍中所记波斯国，正是以出产珍珠闻名。《魏书‧西域传》已说波斯国“多大真珠”，其王“饰以真珠宝物”，《周书》《隋书》也有相似记载。《旧唐书‧西戎传》且明确记录了波斯国所献方物中有珍珠：“自开元十年至天宝六载，凡十遣使来朝，并献方物。九年四月，献火毛绣舞筵、长毛秀舞筵、无孔真珠。大历六年，遣使来朝，献真珠等。” 由此可见，珍珠一直是波斯进献的贡物。开元、天宝之时，统治波斯长达四百多年的萨珊王朝已为大食所灭，但有关波斯遣使朝贡的记载仍不绝于史，这些波斯使臣，半是亡国后仍活跃于丝路上的萨珊遗民。
在波斯，珠宝业与香药业、酿酒业一样，属于最古老的行业，其始祖可以追溯到神话传说中的帝王贾姆希德（Jamshīd）。
因伊朗高原西部的波斯湾，是著名的珍珠产地, 早期穆斯林地理文献对此多有记载。成书于9-10世纪的《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了巴林海岸的大珍珠，《世界境域志》（作于982年）则指出法尔斯（Fārs）“海中有一珍珠海岸”。法尔斯是波斯帝国的政治与文化中心。民间还认为珍珠是 “早春时节，雨滴降落，蚌从海底浮至水面承接雨滴，雨滴落入蚌心，于蚌腹中汲取天赐之精华，孕育成珠。”11世纪波斯诗人纳赛尔‧霍斯鲁（Nāsir Khusraw Qubādiyānī, 1004-1088）的诗句“馥麝香囊本由血块凝成，清水珍珠原是雨珠一滴” 就是这种认识的典型。而13世纪大诗人萨迪（Sa‘dī Shīrāzī, 1208-1291）所吟“我渴望像蚌贝一样育出珍珠，只因你爱的云朵在我口中洒下了雨滴”，更是借雨滴幻化成珍珠来表达爱情。
他们还有为数众多的珠宝著作。公元8-19世纪间，竟有三十几部波斯-阿拉伯语鉴宝著作问世，其中成书时间较早、影响也最大的是花剌子模的比鲁尼（Abū Rayhān Bīrūnī, 973～1048）《珠宝录》( Al-Jamāhir fī-al-Javāhir)。14世纪以后，以《珠宝书》（Javāhir-nāma）命名的波斯珠宝著作更多，如Ghiyās al-Dīn Mansūr Dashtakī《苏丹的珠宝书》(Javāhir-nāma-i Sultānī，1481)、Zīn al-Dīn Muhammad Jāmī《珠宝书》（Javāhir-nāma，15世纪）、Muhammad b. Ashraf Husaynī《吉祥珠宝书》（Javāhir-nāma-i Humāyūnī, 1528）、Shāh Mubārak b. Mubārakshāh Qazvīnī《珠宝书》（Javāhir-nāma, 16世纪）、Rashīd Abāsī《韵体珠宝书》（ Javāhir-nāma-i Manzūm）等。
相较之下，中国人欣赏珍珠，自古虽有骊龙珠、隋侯珠等说。但与印度波斯相比，实大为逊色。佛教传入中土后，受佛经“摩尼宝珠”等故事的熏染，以宝珠为意象，描写照夜珠、聚宝珠的传说才越来越多，反映了印度佛教文化的深远影响。而波斯的珍珠文化则主要表现在小说中。
其它胡人识宝、卖宝故事还很多，如「波斯胡指破鼍龙壳」，见于凌蒙初《拍案惊奇》者甚多，就不一一举了。
（四）
目前讲海洋文化的朋友，习惯把这条航线称为“海上丝路”。殊不知丝绸不是这条航线的重点，因唐代以后，缫丝制衣之秘已传入西方，无需再由中国进口，故中国出口之大宗乃是茶与瓷。海上流入中土者，即为以上所说的香料与珠宝，再加上后来的白银。如上所述。
由于海上舶来大量白银，所以中国富甲寰宇。中国又没有什么须向外国买，因此白银也很少外流，国人花不完之余，多以窖藏（乾隆五十八年致英王敕谕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论史者都批评说是自大、封闭、保守，其实乾隆皇帝讲的只是当时的事实）。
但这种形势久而生变，变局起，中国遂衰矣。
怎么变呢？一是鸦片渐渐开始输入中国。外国人发现中国人对欧西的那些土特产，除少数珍宝及香料外，几乎都不感兴趣，唯一例外，可能就是鸦片。嗜瘾愈来愈重，海外输入亦愈来愈多。林则徐之所以要禁烟，就是发现白银因此大量流出国外，国开始穷、民开始弱。长此以往，再过几十年，国家即无可用之银，也无可用之兵。晚清局势，正是如此。
二是世界金融体系发生了变化。原先是银本位制，十九世纪，因白银采铸业的劳动率不断提高，白银价值下降，金银间的比价大幅波动，各国先后放弃了银本位，改采金本位制。可是中国进入世界金融体系本来就是被动的，大量窖藏白银的人根本没想到有一天白银会不是钱，政府也没想到。所以十九世纪中叶世界各国纷纷放弃银本位时，中国还是白银帝国。直到一九三五年民国时期币制改革时才废用银本位。白银帝国，在银子吃瘪时当然也就同时吃瘪了。情况正如以票号纵横中国大江南北的晋商，在银票不时兴以后立刻便垮了。
关于近代中国衰弱的原因，近百年来探索的人很多，但大多属内视型，自艾自怨，在自己民族性上、传统文化上、社会型态上找原因。如上文所举海洋型大陆型文化之对比即是。其实此类观点本身就属内陆型的，未看到海洋经济发展对中国贫富之影响。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现为世界汉学中心主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中心主任。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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