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你。”我坐在餐桌前，气鼓鼓地指责着丈夫。我用一只胳膊顶着自己瘦小的背，另一只胳膊抬起巨大的肚子。“看看你，都让我做了什么！”我一边说，一边指着满桌的食品包装纸和剩余的饭菜：土豆泥、意大利面、圆蛋糕和花生酱味冰淇淋。彼得亲切地笑着说：“可怜的你！”
我不能生自己宝宝的气。胎儿需要变得很贪吃。这个小家伙操纵我们的生理和新陈代谢来使自己长大。他们通过胎盘大使从我们的血液中摄取营养。他们在我们的子宫里安家，把自己的小脚跟尽可能长时间地埋在母亲的土壤中。只要能得到母亲的营养，他们就会不停地吸取。
谁会说吃得太多了呢？是我们这些妈妈。谁又会说吃得越多越好呢？是爸爸。
胎盘不仅是胎儿的大使，也是父亲的代言人。虽然它是由母亲和父亲的基因共同组成的，但父亲在胎盘中的基因却更加活跃，所以会占上风。哈佛大学分子遗传学家、基因组印记领域的奠基人大卫·黑格（David Haig）说，这是因为许多母系基因都被印记了，或者是被沉默了。胎盘中的父系基因可以加强对营养的控制。
胎盘通过释放一种叫做人胎盘催乳素的激素来达到这一目的。这种激素在怀孕后20 周左右时能减少母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并且提高她的血糖水平。催乳激素使我们的胃口像伐木工一样大。我们血液中的糖分越多，贪吃的胎儿就越能大快朵颐。但是如果血糖水平失控，我们就会患上妊娠期糖尿病，胎儿的新陈代谢也会出现问题。
尽管这听起来很可怕，但正如黑格所描述的那样，妈妈和爸爸之间的基因冲突通常只是“关于胎儿到底摄入多少葡萄糖和脂肪的小争吵而已”。最终，双方会达成和平协定：我们避开了那些父亲对胎儿的影响，而满足了其他需求。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而是继续吃得过多，胎盘就会变大，宝宝就会得到过多的营养，孕期也可能会拖得更久。
胎盘中这些强势的父系基因早在我们成为现代人类之前就已经进化完成，但我们可以通过想象来还原最初令这种进化拥有实际价值的环境。那时候的父母有着不同的利益（至少在基因水平上是这样），社会不采用一夫一妻制，食物可能是稀缺的，条件也很恶劣。怀孕是一项重要的投资（现在仍然如此）。规划好每次怀孕时所需要的营养对女性来说是非常有利的。这可以避免身体的负担过重。这一策略最大限度地增加了女性一生中可以生育的健康子女的数量。
这种策略与父系基因不太一致。从进化论上讲，携带他基因的胎儿存活下来并从母亲那里获取尽可能多的资源，才符合父亲的最大利益。从他自私的基因来看，为什么父亲要为母亲所做的牺牲着想呢？从父亲的角度考虑，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毕竟他们无须对怀孕这件事付出任何辛劳。但如果这次怀孕不成功，他就不能保证自己的基因还能得到另一个机会，所以他需要确保这个胎儿从母亲那里尽可能多地获得营养。时代变了（也许是），但当初我们祖先进化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喂养胎儿并不是父系基因以牺牲母亲利益为代价来满足胎儿的唯一行为。婴儿出生后，父系基因还会影响宝宝的食欲、代谢、注意力和产后生长速度。父亲们（包括我亲爱的丈夫在内）在接收这些信息的时候会感到很自豪。有些男人会因为他们的基因能促使宝宝努力地吸吮乳汁而感到特别高兴。在断奶时，这些基因能抑制宝宝对辅食的兴趣。
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如果孩子在出生时，父亲位于15 号染色体上的基因如果缺失或不工作的话，就会患上所谓的普拉德- 威利综合征（Prader-Willi Syndrome）。这些婴儿的嘴部肌肉松弛，不能很好地吸吮乳房或进行吞咽。这会导致他们发育延迟，体重增长缓慢。
父系基因的策略都是有意义的。对胎盘而言，它可以像婴儿一样通过从母体摄取糖分来壮大自己。人类的胎盘能钻入子宫壁三分之一处，比其他哺乳动物都深，所以它的成长需要大量能量。它钻得越深，就能获得更多的资源。如果深度不够，婴儿的大脑就不能得到足够的能量。母亲的牺牲便是为了实现这种高尚的目标。
当胎盘使我想再吃一块巧克力棒时，我的借口就是：这是为了更高的目标。
（摘自《孕味魔方：古怪而有趣的孕期那些事儿》，作者：耶拿·平科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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