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首次公佈的“蜻蜓計劃”（Dragonfly）實際上已被Google放棄。無論是Google工程師還是GoogleCEO Sundar Pichai ，大小場合下都儘量對推出中國搜索引擎的事含糊其辭。但這種“沉默”只會激起更多反彈以及爆發。
據The Intercept描述，並非Google的所有部門都參與了新的審查搜索引擎項目，近90000名員工中只有數百人知道這一計劃。而一個至關重要的部門——Google隱私團隊，被排除在“蜻蜓計劃”之外。
在Google，任何新品發佈之前，必須由隱私和安全團隊進行審核，但顯然，“蜻蜓計劃”沒有走流程。
當隱私團隊發現真相時，與搜索項目團隊之間幾乎沒有和解的餘地了。
The Intercept描述：團隊非常生氣。生氣了，後果很嚴重——Google直接關閉了搜索項目團隊獲取數據的通道。
新搜索團隊解散：工程師已被分流到巴西、印尼等項目
今年Google頗為動盪。與政府的人工智能合同不再續約、性騷擾導致罷工、安卓之父的醜聞、員工聯名反對“蜻蜓計劃”、工程師離職揭黑等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蜻蜓計劃”是讓Google中文搜索引擎無法登陸到如BBC.com、維基百科甚至Google自己的YouTube等。此前，Google對“蜻蜓計劃”的推出時間預計在2019年1月-4月，但是現在，物是人非，經過一系列內部的隱私審查，參與該項目的工程師們已被重新分排到巴西、印度和印尼、俄羅斯等國家的相關項目中。
有一些工程師被派去研究居住在美國和馬來西亞的人們進入Google中文查詢通道產生的數據，但這些與在中國境內產生的搜索數據不同，項目團隊根本無法獲取準確的信息。
據CNBC報道，Google發言人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告訴他們，Google仍然希望為中國用戶提供服務。
上週，GoogleCEO Pichai 參加國會聽證會，“蜻蜓計劃”是一個重點被問到的話題，他對此則含糊其辭。
“我們目前沒有計劃在該國推出搜索引擎。”但言外之意，也並沒有否定正在研發，他在議員們面前還透漏，Google內部有個100人的工程師團隊在研究，只不過是“暫時擱置”。
2010年，Google退出中國市場時，聯合創始人謝爾蓋·布林當時對中國嚴格的審查規則表示“極為不滿”，但在過去的幾年裡，Google的高管們又重新燃起了對中國的濃厚興趣，儘管這與他們本身的道德立場背道而馳。
265.com網站扮演重要角色：幫助Google開發中文搜索引擎
The Intercept的報告稱，Google是通過中國的265.com網站來蒐集數據，以開發其中文搜索引擎（注：265.com網站是信息聚合網站，用來發布旅遊、酒店、天氣、車票、日曆等信息，外鏈比較多，類似於hao123）。
據瞭解，2007年6月3日，Google收購蔡文勝創立的網址導航265.com。儘管之前蔡文勝表示265不會被Google收購而是將謀求上市，但最終，這家網址導航公司有了與被百度收購的hao123一樣的結局。
目前Google搜索已嵌入265.com的首頁，並且排在了第一的位置。
儘管Google在10多年前就買下了265.com，但265.com使用的搜索引擎卻是百度，只要在搜索框輸入“xxx”，點擊“搜索按鈕”，畫面會直接跳轉到百度，但在跳轉之前，據稱Google已建立流量監控系統，比百度更早一步獲得中國網民進行網絡搜索的數據——這對項目的開發至關重要，因為這些有助於構建與中國網民相關的數據集（這通常也需要Google隱私團隊的審查）。
據稱，這些都是因為Google工程師獲得了訪問與265.com相關的“應用程序編程接口”或API所需的密鑰，並使用它來從站點獲取搜索數據。
可以說，265.com為Google提供了一個瞭解中國用戶可能搜索內容的寶貴窗口。
但是，Google隱私團隊成員對這一情況毫不知情——被排除在流程之外。
據報告稱，Google迅速取消了其工程師對265.com的訪問權限，這有效地削弱了該項目。這等於超了項目團隊工程師的“小路”。關閉了該項目最核心的數據來源，使得正在進行的工作變得更加困難。
消息人士稱：“265.com是蜻蜓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現在掐斷了對數據的訪問，這實際上就代表了進展已停止。”
高層把隱私審查“撇在一邊” 大中華區總裁：走走形式就好
有消息人士稱，Google的高層認為“蜻蜓計劃”過於敏感，以至於只會口頭溝通，不會在高層會議上留下任何紙質文件記錄。一些瞭解計劃的人曾被告知，如果與不知情的同事談論此事，有可能丟掉工作。
Google員工表示：
“領導們防止有關蜻蜓計劃的消息在內部傳播，實際上正是因為他們擔心內部的反對會阻礙他們的進展。”Beaumont是Google中國區的負責人（大中華區總裁），2013年從倫敦來到中國。他被認為時“蜻蜓計劃”中的主要人物。
Google大中華區總裁Scott Beaumont 在2017年5月的中國嘉興的Future of Go的開幕式上致辭。
他在1994年擔任英格蘭投資銀行的分析師，後來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名為Refresh Mobile，開發智能手機應用程序。他於2009年加入Google，在倫敦工作，擔任該公司在歐洲、亞洲和中東的合夥人。2013年負責中國區業務。
在自己的LinkedIn傳記中，Beaumont稱自己為“技術樂觀主義者”，他關心在各個領域中技術的價值和使用的責任。
而這次與之產生裂痕則是在Google擔任14年資深工程師Zunger，在Google，Zunger領導隱私團隊，負責隱私審查。
根據Zunger的說法，Beaumont“希望對Dragonfly的隱私審查是形式上的，並認為應該完全推遲對Dragonfly的定位”。
Zunger指出，Beaumont並不認為安全、隱私和法律團隊能夠質疑他的產品決策。在很多場合，Beaumont與這幾個團隊保持公開的對抗關係——這完全超出Google的標準。
“通常情況下，即使是公司內部非常機密的工作，也會在項目進行中保持公開和定期溝通。”但Google高層顯然無意進行內部審查（防止員工反對），並要求熱衷調查的隱私及安全團隊保密，否則辭退。這幾個團隊中有6-8個人繼續追查下去了。
在2017年6月的一次關於隱私報告的討論會上，隱私團隊和安全團隊沒有得到通知，因此它們被認為是“被排除出計劃”，也就沒有進一步確切的消息了。Zunger後來離開了Google。
小結
但眼下，Beaumont想確保計劃順利實施，但他失敗了。
至此，可見的是，在Google內部，“蜻蜓計劃”已經造成了深刻的意識形態溝壑：一方面倡導自由互聯網精神，宣傳開放和民主；一方面優先考慮業務增長和新市場的拓展，即使不得不在審查問題上妥協。
但像魚與熊掌的故事一樣，往往二者難以兼得。一句話，Google要想重返中國市場，“安內”須排在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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