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中華民族就是一個崇尚氣節的民族。
何謂氣節？指堅持正義和信仰，在敵人或壓力面前決不屈服的一種品質。換言之，就是一種堅持真理，寧死不屈的精神。
作為一種民族精神，崇尚氣節的事例，不僅在古代不勝牧舉；而且在近、現代中國的歷史上繼續得到不斷的發揚光大。無論是在對外反侵略鬥爭中，還是對內的反抗剝削、壓迫的革命事業中，中華民族的無數的志士仁人，都把弘揚民族氣節和革命氣節視為最高境界，作為自己人生目標的追求。在這方面，太平天國的英王陳玉成，無疑是一個光輝的榜樣。
少年英豪，迅速成長
陳玉成，原名丕成，廣西藤縣客家人，1837年出生在一個貧苦農民家庭，早年父母雙亡，全靠叔父陳承鎔扶養。陳小小年紀，就受地主剝削與欺壓，後又外出打工，給人舂牆蓋房，幹過許多零活，受盡人間諸般苦難。
1851年，年方14歲的陳玉成，隨叔父一起參加太平天國金田起義，編入童子軍成為一名太平軍戰士。在童子軍的戰鬥實踐中，他練得一身好槍法，作戰勇敢，不久便當上了童子軍首領。天王洪秀全因“見其忠勇”，特地為其賜名陳玉成。
1852年6月，太平軍出廣西，攻入湖南，年底很快進圍武昌城。在進攻武昌的一次偵察行動中，他的偵察小分隊意外地與優勢清軍遭遇，短兵相接，在激烈的撕殺中，硬是憑著他的英勇奮戰，才衝出重圍，勝利完成任務，1853年1月太平軍攻下武漢。隨後，陳玉成又作為太平軍的先鋒部隊，順長江東下，參加3月攻克南京的戰鬥。
歷經從金田起義到定都天京（南京）兩年多的浴血戰鬥，陳玉成屢立戰功，充分表現了英勇無畏的鬥爭精神，此時他雖年僅16歲，就已升任為太平軍“左四軍正典聖糧、職同監軍”。（左四軍為太平軍番號；“正典聖糧”是軍中主管軍糧的官職；“職同監軍”也是官銜，太平天國前期官制，監軍以上有：總制、將軍、檢點、丞相。各級官職又有“職同”、“恩賞”之分，前者為與某某正職官同等；後者為虛職，是一種榮譽）
太平天國定都南京，武漢等上游城市未守，為了直搗北京與鞏固天京的安全，太平軍先後進行了“北伐”與“西征”，陳玉成參加了“西征”的軍事行動。1854年初，西征太平軍在蘇北、皖北戰場取得勝利基礎上，再攻湖北。2月中旬先後再克漢口、漢陽，但在二攻武昌城時遇阻，竟連攻數月不下。
陳玉成冷靜分析當時敵情，認為經過前一時期戰鬥，敵雖守住了陣地。但“城裡已經糧盡，清軍正面臨飢餓、疲勞雙重困境”，士氣已非常低落；這時太平軍只要戰術得當，再給以連續的打擊，定能摧垮敵人。他的主張得到肯定，最後被受命擔任攻城戰鬥的前鋒。
是日，他親率500精兵，乘黑夜潛至城東南，以300人大造聲勢從正面佯攻；自帶200勇士，埋伏於僻靜側翼，乘敵注意力集中正面交戰之際，用事先準備好的繩索吊鉤，鉤住城垛，悄悄拉住繩索讓200勇士爬上城牆，形成一支“自天而降”的突擊隊，大呼：“天兵登城了！天兵登城了！”直嚇得城內清兵魂不附體，頓時亂成一團，爭先打開城門，紛紛往外逃竄。圍攻數月的武昌城一下就被攻克了！陳玉成立了大功，先提升為“殿右十八指揮”，接著又升為“殿右十三檢點”，統領陸軍後十三軍和水師前四軍，成長為獨擋一面的太平軍的年輕將領。
然而，也就在這1854年，曾國藩編練的湘軍突起，使太平天國的西線戰事形勢發生變化。太平軍在兩湖戰場先後失利，武漢失陷。接著，湘軍大舉圍攻九江，九江告急。九江是太平天國的軍事要地，只有保往九江，才能下固安慶、天京之防；上可進扼武漢，是兵家必爭之地。
為扭轉西征戰局，1855年初陳玉成受命自北岸引兵至九江，協同原守將殿右十二點檢林啟容共同防守。二戰將臨危不懼，在糧食、彈藥缺乏，敵強我弱等諸多不利形勢下，多次打退敵人的瘋狂進攻，使九江屹立不動。至1月底2月中，隨翼王石達開西征增援軍隊的到達，太平軍接連在湖口、九江大敗湘軍水師，打得敵“輜重喪失，不復成軍”。
九江戰役的勝利，成了西征戰局的轉折點，太平軍再由弱轉強。陳玉成的部隊乘勝克復湖北的黃梅、廣濟、蘄州和黃州，再一次參加收復武漢的戰鬥，很快三克武昌城。接著又奪取德安（今安陸）和隋州（今隋縣），打死清將——西安將軍扎拉芬，破清兵營壘40座，再率軍去解廬州（今合肥）之圍。太平天國西征的勝利，與陳玉成的戰功有很大的關係。
陳玉成不僅作戰勇敢頑強，且在指揮中機動靈活，善於創新戰術，其中尤以“三十檢點回馬槍”戰術讓敵人害怕。此戰術往往以一支軍隊誘敵作戰，戰到敵人疲乏時，故意收隊撤退，誘敵追趕；然後，以事先埋伏好的精銳部隊突然襲擊，屢屢在實戰中得手。嚇得曾國藩一再告誡其部下“堅壁勿出”，“堅忍不出”，不敢與太平軍接戰。
正當太平軍在西征轉戰之際，天京外圍的形勢又嚴重起來。自1853年3月太平天國定都天京起，清軍就先後在城外的孝陵衛和揚州建立江南、江北兩大營，力圖從南、北兩個方向對天京作戰略包圍，伺機進攻太平天國。
1856年2月陳玉成已提升為“冬官正丞相”（太平天國的丞相分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銜），為了徹底解除威脅，太平天國決心在西征勝利的條件下，從前線調回部分兵力，發起破江南、江北兩大營之戰。
陳玉成隨燕王秦日綱先參加救援鎮江之戰。時鎮江被圍得水洩不通，想要破敵，必須與城內太平軍取得聯繫。陳玉成自告奮勇，親選幾名勇士，駕駛小船一隻，飛快衝過鎮江水關，冒死突破封鎖線，與太平軍守將吳孝如會面，轉達內外夾擊之策，終於大敗清軍，解了鎮江之圍。緊接著於4月初，陳玉成進圍瓜洲的清軍江北大營，在揚州土橋大敗清欽差大臣江寧將軍託明阿，破清營120餘座；最後攻克揚州、儀徵，打破江北大營。
同年6月中旬，陳玉成再奉命進軍天京外圍燕子磯一帶，與天京城內太平軍一起夾攻江南大營。經過3天激戰，終於攻破孝陵衛的江南大營，清軍統帥、欽差大臣向榮與悍將張國樑率殘部倉皇逃跑。陳玉成率部緊追至丹陽，把向榮、張國樑圍住，8月向榮氣急敗壞，病死丹陽。
打破江北、江南兩大營，解除了清軍威脅天京長達三年之久的肘腋之患，再加上太平軍西征的勝利，使太平天國在軍事上進入全盛時期。
陳玉成在太平天國整個前期的戰鬥中迅速成長，並在這些鬥爭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勳。
天國棟樑，戰績輝煌
1856年9月，太平天國領導集團發生內訌，東王楊秀清、北王韋昌輝、燕王秦日綱先後被殺；1857年5月翼王石達開又鬧分裂，率10萬精銳出走，太平天國原有的領導核心徹底解體。為扭轉危局，洪秀全只得自任軍師，總理國政，著手組建新的領導核心。10月，封陳玉成為“成天豫”、又正掌率、前軍主將，和副掌率李秀成等同主軍政，成為太平天國後期力挽危局的傑出的軍事領導人。
天京事變使太平軍的元氣大傷。就在1856年當年，清政府任命德興阿為欽差大臣，重建江北大營，再佔揚州；1858年初，又有督辦江南軍務的欽差大臣和春，重建江南大營，與江北大營呼應，圍逼天京。時天京內外交通阻隔，糧道斷絕，使整個1858年的下半年，成為太平天國史上最為危急、艱難的歲月。
面對危局，陳玉成勇擔重任，力挽狂瀾，終於使太平天國轉危為安，渡過危機。
1858年8月，陳玉成與李秀成等太平軍將領聚會於安徽樅陽，共商解救天京之圍。會上制訂了集中力量首先打擊江北大營，恢復天京和江北交通的方略；決定採取統一指揮和聯合作戰的方針，並具體擬定由陳玉成擔任主攻，其他各路太平軍緊密配合的作戰方案。
會後，陳玉成率軍東征，由安徽潛山過舒城，於8月下旬擊敗清軍，攻克安徽首府廬州（今合肥）；後又北進梁園、界牌，直搗滁州。9月，在滁州東南的烏衣與李秀成部太平軍會合，把江北大營欽差大臣德興阿，蒙古都統勝保的馬隊打得落花流水。隨後，乘勢直下浦口，經各路太平軍合力夾攻，殲敵一萬餘人，徹底擊潰了江北大營。
浦口戰役的勝利，扭轉了天京危局。然而，就在陳玉成等太平軍東下激戰之時，湘軍李續賓部亦進入安徽增援清軍，先後侵佔桐城、舒城等地，並親率主力進攻三河鎮。
三河鎮屬廬州府合肥縣（今屬肥西縣），地外合肥、廬江、舒城三縣交界，水陸交通發達，是巢湖流域西部糧食、物資的重要集散地，更是廬州西南的重要屏障，是一個軍事必爭要地。陳玉成離開安徽時，留下吳定規在三河把守。吳雖亦是英勇善戰的太平軍戰將，但畢竟兵力單薄，面對數倍於自己的湘軍主力，不得不向陳玉成告急。
陳玉成經過冷靜分析，認為李續賓部雖為湘軍精銳，李本人被視為“威望冠諸軍”的湘軍悍將，但此次行動中，既無後援，又缺糧草；雖然佔領了桐城、舒城，但廬江仍掌握在自己手裡，三河乃太平軍之腹地，他居然輕進，實質上是犯了一個“孤軍深入”的兵家大忌。因此，他一面兼程赴援，經巢縣、廬江，直趨三河東南白石山，抄湘軍後路；一面啟奏天王調李秀成同去救援；並知會吳定規和捻軍張樂行部南下，阻擊敵人的舒城援軍，以迂迴包抄戰術，實施對李續賓的圍殲。11月14日，陳玉成太平軍果斷髮起對李續賓湘軍的圍殲戰，經4天激戰，湘軍李續賓部全軍覆沒，太平軍全殲湘軍6000餘人，李續賓本人也被擊斃。陳玉成乘勝推進，連克舒城、桐城、潛山、太湖，使進犯安徽的清軍腹背受敵，撤兵回宿松。
三河大捷是一場漂亮的殲擊戰，是太平天國戰史上光輝的一頁。通過這一戰，沉重打擊了湘軍的囂張氣焰，正如曾國藩所說：“三河之敗，殲我湘人殆近六千，不特大局頓壞，而吾邑士氣亦為不揚”（《曾文正公全集》）。反之，太平天國的大局得以穩定，改變了天京事變以後清軍長驅直入的被動局面。1859年6月，陳玉成被洪秀全晉封為英王，成為太平天國後期封王的第一人，陳玉成成為太平天國後期名副其實的天國棟樑。
1859年4月，洪仁玕（洪秀全族弟、早期拜上帝會成員）從香港來到天京，旋即被封為幹王，總理太平天國朝政，開始推行“新政”。為改變天京在軍事上始終處於被圍的不利態勢，決心發動了圍殲江南大營的戰役。洪仁玕定下“圍魏救趙”的策略：
以李秀成所部太平軍從蕪湖發兵，突然攻佔敵人糧餉基地杭州，以引誘江南大營分兵來救，一旦清軍被調動，便立即由小路回師天京，圍攻江南大營；由英王陳玉成執行“虛援安省”的任務，在皖北實施佯動，以掩護江南作戰行動，最後李、陳會師浦口，會合其他各路太平軍，共同合擊摧毀江南大營，以解天京之圍。
和春果然中計，分兵援杭。李秀成隨即率軍回師天京，陳玉成率軍由全椒南下渡江，經江寧鎮抵板橋、善橋一帶。
1860年4月底，各路太平軍抵達天京外圍，達十餘萬眾，在掃清清軍外圍據點後，隨即分五路向江南大營發起總攻：由李世賢部自北門洪山、燕子磯，由李秀成部自堯化門，由劉官芳、陳坤書部自高橋門，由楊輔清部自雨花臺，由陳玉成部自善橋方向，五路合擊。天京城內的太平軍則由城內出擊，配合援軍夾攻清軍。經過5天激戰，徹底摧垮了和春、張國樑苦心經營了兩年多的江南大營。
二破江南大營，是太平軍的得意之作。它再次解除了天京之圍，江南大營統帥和春在絕望中逃亡至滸墅關（今江蘇蘇州）自殺；為以後太平軍執行“先東征、後西進”的方針，迅速佔領江浙大部分地區創造了條件。
1860年5月，在取得二破江南大營勝利後，太平軍高級將領在天京開會討論過下一步軍事行動。其時，曾國藩的湘軍已恢復自李續賓部被殲後的元氣，又佔武漢、九江，正自上游向下穩步推進，直逼安慶。
陳玉成認為，上游不守，下游不保。安慶是天京的門戶，只有守住安慶，才能確保天京；主張必須先去解救安慶。洪仁玕、李秀成覺得眼前乘勝奪取江浙地區，又是難得的良機。因此，最後一致確定：先東征蘇杭，再回兵西進，分南北兩路合取湖北，奪取長江中游，以鞏固天京的方略。
會後，陳玉成率部從天京出發，經江蘇宜興進入浙江，7月連續佔領長興、孝豐、安吉於潛，取得臨安；8月又從孝豐進佔安徽廣德。英王的行動為太平軍的整個“東進”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在“東征”取得基本勝利的情況下，9月太平軍將領再次在天京召開軍事會議。會議重新肯定“西進”攻取湖北武漢、解救安慶的方略，並作出了具體部署：
由陳玉成率部在長江北岸，從安徽進湖北，攻武昌北面；由李秀成率部在長江南岸，從江西經湖南嶽州，攻武昌西面；與此呼應配合的，有李世賢部橫渡鄱陽湖，從江西南昌入湖北，攻武昌東面；楊輔清部從江西湖口、九江到湖北，攻南昌東面。太平軍總體上分南北兩路沿長江兩岸西進，定於1861年4月會師武昌。
陳玉成執行天京會議決定，9月底，率部從天京渡江北上，經皖北入鄂東，從長江北岸西進。經近半年奮戰，於1861年3月18日，攻克敵人認為“萬不可失”的黃州府（今黃岡），距漢口僅160裡地，已進入武漢外圍。然而，其時南路主力李秀成太平軍卻仍遠在江西建昌（今永修）、撫州一帶；李世賢部和楊輔清部也配合不力，停留在江西、皖南地區活動。
究其原因，主要是李秀成只想經營下游蘇浙兩省，打內心不贊成進行第二次“西征”，故而在行動上一再拖延；直至10月下旬，才在天王催促下，勉強從安徽太平（今當塗）出發。12月當他進至黟縣，因怕曾國藩布有重兵，又未按計劃進攻湘軍祁門大營，繞道江西，讓敵人逃過一劫（其實祁門湘軍只是空營一座，面對李秀成太平軍，軍事上已陷入絕境，曾國藩甚至已寫好遺囑等死），且耽誤了武漢會師的日程。
陳玉成在孤軍獨進的形勢下，加上未能摸清武漢敵情，又遇到英國海軍司令何伯、參贊巴夏禮帶著兵艦進行政治訛詐，“勸阻”英王進攻武漢；種種諸多因素，導致他未能果斷及時地進攻武漢，等到4月下旬，又聞安慶危急，於是除留下賴文光部駐守黃州，匆匆率大軍返皖省直接解救安慶去了。
天京事變後，太平天國一度陷入嚴重的危機。其後這一混亂局面得以改變，局勢逐漸穩定，直至一度中興；期間的所有重大活動，無一不與陳玉成的名字緊密相連。陳玉成對太平天國事業的忠誠和軍事上的卓越貢獻，無疑在太平天國後期鬥爭中，發揮了重要的頂樑柱作用。
寧死不屈，死得其所
太平軍的第二次西征，目標是攻取武漢，從戰略上鞏固上游。攻武漢實質上就是解安慶之圍，因為武漢是清軍必守之地。對清軍來說，守武漢重於圍攻安慶，可惜太平軍未攻武漢；反之，對太平軍來說，安慶是必守之地，守安慶重於攻武漢，這就是陳玉成急於回救安慶的原因。
遲至1861年6月上旬，李秀成太平軍才進入鄂東南，至中旬，前鋒迫近武漢，佔領武昌縣（今鄂城）。當他得知陳玉成部已回師東援安慶，便停止進軍，7月上旬率所部撤出湖北，折入贛西北。至此，太平軍第二次“西征”，可謂“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成了太平天國後期走向失敗的一個重要轉折。
曾國藩深知安慶戰略地位的重要性，打自1860年夏天起，就集中5萬兵力死死圍攻安慶。其弟曾國荃部及水師楊載福部共2萬餘人，從陸路、水路圍住安慶（在安慶周圍築密集的城堡，切斷各地援軍與城內太平軍的聯繫，且可憑壘頑抗）；由多隆阿、李續宜率部2萬餘專事“打援”；只要不到萬不得已（如武漢危急），這一部署就決不鬆動。
1861年4月下旬，陳玉成離鄂回皖，經宿松、石牌，進駐集賢關，其時，陳的部將葉芸來已困守安慶達9個月之久。陳玉成隨即在安慶東北的菱湖同曾國荃、楊載福展開激戰，未能得手；後僅由吳定採率1000多太平軍戰士突入安慶城，加強城內防守力量，但始終未能打破敵人對安慶的包圍。5月，洪仁玕同章王林紹璋及前軍主將吳如孝等由天京前來增援，為多隆阿部所敗。
6月，為調集援軍保住安慶，陳玉成只得親自到天京請討救兵。然而，期間清軍卻加強了進攻，陳玉成的集賢關外據點——赤岡嶺三壘被清軍鮑超部攻下，太平軍守軍李四福等3000餘人壯烈犧牲；接著，赤岡嶺一壘也失守，陳玉成部的得力戰將劉瑲琳及部下4000多人壯烈犧牲，安慶的防禦形勢進一步惡化。
8月上旬，陳玉成從天京請來除李秀以外的所有戰將，組織了一次三路進援安慶的戰鬥：陳玉成、楊輔清自西路太湖東進；林紹璋、吳如孝自北路桐城南下；黃文金自東路繞抵雞公嶺。經過半個多月苦戰，終於攻克集賢關，並在關口構築營壘。27日，陳玉成、楊輔清攻破敵軍的第一層戰壕，但敵人很快又增修新壘。其時，城內太平軍自內向外攻擊新壘，猛撲十餘次不下，反而損兵折將3000多人。這主要是因被圍缺糧，城內太平軍戰鬥力銳減所致。
由於安慶長期被圍，城內、城外太平軍被分割，城內已經斷糧（時糧食吃光，只好搜食豬、狗、樹葉、樹皮，許多戰士被活活餓死）。雖陳玉成多次以小船運糧入城，但多被敵人水師截獲。1861年9月5日，敵軍乘城內太平軍斷糧之際，以地雷轟塌北門城垣，越壕入城，守將葉芸來、吳定彩以下20000名已餓倒的太平軍，在安慶破城戰中全部犧牲。
安慶保衛戰的失敗，對太平天國事業是個致命的打擊。從此，天京直接暴露在清軍炮火的攻擊之下，時時受制，處處被動，直至走向失敗。
從純軍事觀點看問題，安慶之敗敗在太平軍未能集中兵力共同對敵；這是太平天國後期在政治上、軍事上缺乏一個強有力的中樞核心領導力的惡果。假如陳玉成、李秀成這兩支太平天國後期主要軍事力量，能同心完成第二次西征，合力進攻武漢，不僅拿下武漢不成問題，而且安慶之圍必解（因為清朝中央政府是絕不容許曾國藩丟失武漢去圍攻安慶的）。即使是在西征不攻武漢的情況下，如果陳、李兩軍均能合力回援安慶，至少有十餘萬兵力，在軍力上大佔優勢（當時圍攻安慶的清兵總數不過5萬，真正投入攻城的也就14000之數，其中水師4000名）。因此，至少解圍安慶必成；還可能乘機擊潰、圍殲湘軍。
然而，李秀成看不到這個大局，以致“不知君命”（《賴文光自述》），雖勉強參與西征，一路上卻忙著招兵擴軍，延誤了與陳玉成會師武漢的時機；待會師未成，又“顧己不顧人，顧私不顧公”（《黃文英自述》），在安慶危急之時，既不攻擊武漢，又不回援安慶。李秀成的本位主義應是安慶保衛戰失敗的重要原因。
安慶陷落後，陳玉成同洪仁玕均遭受革職處分。皖省形勢頓時大壞，楊輔清等折回皖南，陳玉成退守廬州，處境愈來愈嚴峻。1861年底，廬州北面的捻軍（太平軍的友軍）重要據點定遠因叛徒出賣失陷，廬州陷入四面受敵、孤立無援的境地，成為一座名副其實的孤城。
面對危局，陳玉成忍辱負重，始終牢記自己的使命：力圖穩定安徽局勢，以固守天京的西北門戶；積聚力量，待機破敵，收復安慶。為此，他採取分兵策略：留自己經略皖北；派部將陳得才、賴文光遠征西北，“廣招兵馬”，力求相互呼應。可惜，由於此後總體敵我態勢已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其後形勢發展也不遂人願，陳、賴遠征西北雖有成就，已“遠水救不了近火”，最終難逃失敗的命運。
1862年5月13日廬州失守，陳玉成被迫率部4000人北走；15日，不幸中了叛徒苗沛霖的奸計被執。苗系太平軍友軍捻軍的頭目之一，1861年曾接受太平天國“奏王”的封號，但1862年3月，他又反水接受欽差大臣勝保的“招撫”，投靠了清朝，是個陰險的兩面派。還在廬州局勢吃緊時，他就曾經派人裝扮成乞丐帶著用黃緞寫的信件，與陳玉成聯繫，竭力表示對英王的“忠誠”，勸陳玉成前去他的駐地壽州，願協助太平軍攻打汴州（今河南開封）；認為死守廬州孤城並非上策。廬州陷落時，他又派其侄子苗景開前往“迎接”。陳玉成對苗的“誠意”缺乏警惕，當其進入壽州城時，吊橋被撤，大隊人馬被截在城外，他和部將20多人全部中伏被擒。
陳玉成被誘捕後，堅貞不屈，大義凜然，表現了崇高的革命氣節。苗沛霖不敢見他，只派其侄兒前去勸降，遭到嚴詞怒斥：
“爾叔真是無賴小人！牆頭一顆草，風吹兩面倒；龍勝邦龍，虎勝邦虎。將來連一賊名也落不著。本總裁只可殺，不可辱。勢已至此，看你如何發落！”（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太平天國資料》）苗無奈，最後只得將陳送到清將勝保帳下。
勝保審訊陳玉成，傲慢地責問陳為何見他不跪？遭到陳的無情嘲諷：“爾本吾敗將，何向吾作態！”
“然則曷為我擒？”勝保反問。玉成答道；
“吾自投羅網，豈爾之力。吾今日死，苗賊明日亡耳！爾猶記合肥官亭，爾騎兵二萬，與吾戰後，有一存者乎？”
勝保無話可說，遂以酒席款待，仍勸其降。陳玉成不為所動，最後答道：
“大丈夫死則死耳，何饒舌也！”（以上引文均見（《陳玉成被擒記》）6月4日，英王陳玉成在被押解赴北京途中，於河南延津被凌遲處死，時年僅26歲。
陳玉成作為太平天國後期的重要軍事將領，不僅以“善戰”著稱，更是一位重視革命氣節的英雄人物。
相比之下，同為太平天國後期重要軍事將領的忠王李秀成，同樣是在被敵俘獲的情況下，同樣是在敵人審訊和麵臨死亡之際，兩者表現卻大相徑庭：
陳玉成對勝保，是充滿蔑視的眼光與口氣，不僅不跪，還直呼其為“爾”，稱其為“吾手下敗將”；李秀成則跪倒在昔日死敵面前，尊稱曾國荃為“中丞大人”（巡撫的尊稱）、“九帥”（曾國藩九弟），尊稱曾國藩為“中堂”（對曾“大學士”銜的尊稱），左一個“承德寬刑，中丞大人量廣”，右一個“蒙老中堂駕至……呈老中堂玉鑑”，“我一片虔心寫就，並未瞞隱半分”云云，老實招供，一副奴顏婢膝的模樣！
陳玉成對太平天國充滿感情，自稱“***”，而稱清朝為“妖朝”（《被擄紀略》）；李秀成則稱清朝為“大清”，承認太平天國起義是“作亂”，甚至痛心疾首地發出“何生天王而亂天下，何我不才而佐他乎？”（《李秀成自述》）
陳玉成對敵人功名利祿的誘降與凌遲處死的威脅，發出擲地有聲的回答是：“大丈夫死則死耳，何饒舌也！”李秀成號稱“忠王”，卻寫下了《招降十要》，向其死敵曾國藩獻計獻策，要幫其收拾太平天國殘餘力量，搖尾乞憐。“忠王”不忠，最終成為太平天國事業的變節分子。
冷眼觀史，英王陳玉成不愧為中國近代史上崇尚氣節的難得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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