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3到2013年，一個再簡單不過的案子讓張高平和張輝叔侄倆坐了10年冤獄。10年後，叔侄二人終於重獲清白。走出監獄，失去10年光陰，命運和生活因此全部改變，而案件中牽涉的法律與邏輯更是讓人無限慨嘆。聽我說一說吧。
張高平（左）和張輝
<strong>審訊
儘管已經過去10年，張高平仍然清楚地記得當天所有的細節。
2003年5月18日晚，張高平和張輝開著大貨車從安徽歙縣去上海送貨。當時正是“非典”時期，晚上9點鐘左右，大貨車經過縣城一個“非典”檢查站時被攔下。回憶當時的情形，張高平說自己正在後排臥鋪上休息，車停下時他還讓張輝快點開，結果有人爬到了副駕駛位置的窗邊。“我一看是我認識的，他開出租車的，讓我帶個女孩去杭州，我還說我們去上海，到杭州都半夜了，不方便也不安全，他說沒事，有人接，到地方把人放下就行了。”張高平說，在車上，他還跟女孩聊了一會，問她為什麼不等到第二天搭大客車去杭州，非得半夜走。“她說自己是本地人，跟母親鬧矛盾，要去杭州打工，我聽她口音跟我老婆很像，聊了幾句，我就又去睡覺了。到晚上11點多鐘我們下來吃夜宵，她說不吃，等我們吃完上車時候看見她在車裡吃豆腐乾。我們問她到底在哪裡下車，她說到杭州西站，她姐夫到那裡接她。我們開大貨車，平時是不敢進市區的，到了杭州城外一個收費站，大半夜也不敢把她一個人扔在那，我就跟張輝說乾脆進城把她送去西站。一路上也幸運，沒碰到交警，到西站時候，沒人來接她，她要下車到電話亭打電話，我把手機給她，幫她撥了號碼，結果她姐夫又讓她打車去錢江三橋。她問我從這裡打車去要多少錢，我說至少五六十元。她又問我西站有沒有旅館，我還說你不下車看怎麼知道有沒有。她又不吭聲了，也不下車。我想反正我們也要經過艮秋立交橋，那裡離錢江三橋就很近了，打車也就10塊錢，就說把她帶到那裡去。”
張高平說，到了錢江二橋附近的艮秋立交橋，他下車給女孩指了指路，女孩還問張輝要電話號碼。“她從包裡掏出個本子要我們電話，張輝給她寫了三個號碼，第一個是張輝的，第二個是家裡的，張輝還問我的號碼給不給她，我說‘給她給她’，就把我的號碼寫在第三位。”說了幾句客套話分開後，叔侄兩人從錢江二橋上高速，一路開到上海。
張高平的固定客戶是歙縣當地一家電纜公司，基本上專線跑上海送貨。5月23日，張高平夫婦和張輝又去了一趟上海，卸完貨後，張高平說，他去寶山區寶楊交警中隊交了200塊罰款，之後開車返回。晚上12點多鐘，在那天晚上女孩上車的地方，交警把他們的車攔下來。“警察問我手機號碼，我就報給他，他一聽就說‘就是你就是你，下來下來’，我們就下車了。他很兇地讓我們三個蹲下，雙手抱頭，我還說‘有話好好說，這麼兇做什麼’，他們不讓我說話，把我帶上一輛吉普車，我看是警車的牌照，當時以為是開車刮蹭了別人的車自己不知道，在車上我還問警察這車是不是三菱帕傑羅，但他們都不說話。過了一會兒，他們問我前幾天是不是帶過一個女孩去杭州，我說是，他們就再也不說話了。”張高平被帶到縣裡的派出所，把他帶人的經過說清楚了，第二天又被帶到杭州西湖區刑警隊。“我電話還一直響，我怕耽誤客戶的事情，想接電話告訴他們出了點事，讓他們找別人拉貨，警察也不讓接電話，我也不知道到底怎麼回事。”張高平說。最後，他才知道他們那天開車帶的女孩名叫王冬，被人殺害、赤身裸體地拋屍水溝。
“我連她長什麼樣子都沒看清楚，把經過講給警察聽他們都不信，在刑警隊裡審了我幾天幾夜，用各種方式折磨我，不讓吃飯睡覺，拿菸頭燙，往身上澆冷水，把我按到地上讓我閉上嘴往鼻子裡灌礦泉水，往兩個鼻孔裡插煙，用毛巾蘸肥皂水往我眼睛裡弄……”張高平說不下去了，掏出煙一根接一根地抽。“在牢裡面沒有錢買菸，基本上不抽菸了，回來說起這些事，煩惱壓力大，抽菸抽得頭痛。”
在刑警隊裡受盡折磨，張高平還是不認罪，七天七夜做了兩份無罪記錄，之後他又被送進浙江省公安廳看守所。在看守所裡，開始有人軟硬兼施逼他認罪。“看守所裡的犯人打我，警察來說態度好、認罪就不會從嚴。我說我沒犯罪，被牢頭打得受不了，他們寫好了犯罪過程給我看，讓我抄，我不抄，他們又大打出手。第二天也是找各種理由毒打，到最後我都爬不起來，逼得沒辦法，只能抄了牢頭寫好的殺人過程。”張高平他把牢頭寫的原稿偷偷藏起來一張，第二天提審時候告訴警方自己是被逼迫的，還把原稿給警察看，可是這並沒有改變什麼。回到看守所，他又被牢頭毒打懲罰，受到更嚴苛殘酷的對待。“牢頭讓我每天晚上抓50個蚊子才能睡覺，我拖著腳鐐走來走去，全都是血。”他說。
從那天被警方帶走後，張高平和張輝一直被分開審問，叔侄倆的遭遇差不多，同樣的刑訊逼供，同樣的手段。唯一不同的是，張高平並不知道逼迫自己抄下認罪書的犯人是誰，而張輝則知道逼迫自己的人叫袁連芳，這個名字在判決書裡多次出現，終於在幾年之後引起了律師朱明勇的注意。
<strong>判決
張高平和張輝一遍遍地告訴辦案人員整件事情的經過，在張高平看來，作案時間對不上就是證據之一。“我們開車帶了她那麼多長時間，要害她早就動手了，怎麼可能在她要下車的時候才動手呢。”張高平不斷地向警察解釋，“只要查下進出杭州兩個高速路的監控錄像就知道我們根本沒有作案時間。”儘管兩人多次提出要求，但是，在可查閱的卷宗裡，沒有任何警方調取錄像的記錄，而當年他們的辯護律師王亦文以律師身份前往滬杭高速路口調閱監控錄像時，卻被管理員告知，錄像超出了兩個月的保留期限，已經被銷燬。
張高發和他的小孫女。自張高平和張輝出事後，張高發為洗刷他們的冤情奔走了10年
監控錄像看不到，但是杭州法醫對王冬的DNA檢驗報告出來了。在王冬8個指甲末端檢出混合的DNA譜帶是由死者與一名男性的DNA譜帶混合形成，排除了由死者和犯罪嫌疑人張輝或張高平的DNA譜帶混合形成。張高平當年的律師王亦文說，這表明王冬和張高平、張輝分開後，遇到一個陌生男性並遭到姦殺的可能性非常大，但是，當時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手指為相對開放部位，不排除被害人因生前與他人接觸而在手指甲內留下DNA的可能性。”
2004年4月21日，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強姦罪一審判處張輝死刑、張高平無期徒刑。兩人不服判決，提起上訴。這一次，張輝的二審代理律師阮方民和李華則在辯護詞中質疑：如果張輝是強姦者，他就是王冬死前接觸的最後一名男性。既然公安機關能夠從王冬的指甲中檢出更早時間另一名男子留下的DNA，為何不能從中檢出在最近時間裡張輝留在她指甲內的DNA？
儘管證據明顯，但是結果卻出人意料地沒有逆轉，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在終審判決中寫的是：“本案中的DNA鑑定結論與本案犯罪事實並無關聯。”2004年10月19日，判處張輝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判處張高平15年有期徒刑。聽到判決結果，張高平哭得癱倒在地上。他說：“我從來沒想過我會坐牢，判我無期徒刑的時候我都沒有哭，我以為我會被無罪釋放，可是DNA結果都證明我們不是兇手，還說我們是兇手，還被判刑，心裡實在接受不了，太痛苦了。”
<strong>牢獄10年
二審結果出來後，張高平被關進浙江省第二監獄，張輝被關進浙江省第四監獄。
張高平說他在監獄裡不斷喊冤，不服從獄裡的各種管教，不斷寫信申訴。“我從來不認罪，監獄裡有一套自己的管理方法，比如說犯人見了警察，要說‘罪犯誰誰，犯了什麼罪’等等，我從來不說，我沒有罪為什麼要說？監獄裡要求學唱《改造歌》、《感恩的心》手語歌，背38條，我也從來不做，打我也不做。”他固執堅持，告訴警察他沒有犯罪，請警察幫他申訴，寫各種各樣的上訴材料。在浙江省第二監獄待了一年後，2005年，張高平被調到新疆石河子監獄。
“在新疆，出工的時候要唱歌，什麼犯罪教訓永遠要記牢，我不唱。抓我到管教室，問我為什麼不唱，我就跟他們講我的經歷，新疆人不知道杭州到上海的路線，我讓家裡人寄過來地圖，對著判決書和地圖講給警官聽。在監獄裡幹活，任務完不成要捱打，牢頭獄霸也打人，逼急了我就逃跑，這是監獄裡最頭疼的事。衝過警戒線就算逃跑，我知道根本跑不掉，但是我這樣做是要告訴他們，是你們逼我的，打我打到受不了我才會這樣。逃跑是要加刑的，第二天把我送到嚴管隊裡，隊長問我為什麼逃跑，我就講給他聽，說我不想減刑也不想加刑，是逼急了沒辦法。我要保重身體出去申冤，不能死在這裡。”張高平說。他在監獄裡對管教自己的警官和打他的牢頭獄霸說：“再打我，我就逃跑。”“因為犯人都是想減刑的，他們打我，我逃跑，第二天有人來調查，他們就減不了刑了。”
張高平的行為讓監獄管理者頭疼。“我確實很不服管教，我想著能讓他們注意我，知道我的冤情，幫我申訴，在行為上也確實過分，他們收拾我也是應該的。”他最終因為不服從管教進了嚴管隊，吃盡苦頭。他說，為了告訴警官他不是怕幹活才不服管教，在零下30攝氏度的晚上幹活，從凌晨2點幹到第二天10點，幹了3年，後來警官就知道可能是真的有冤情。“有的幹部心眼好，就勸我說，‘張高平我們知道你是冤枉的，這裡條件太苦了，你趕緊減減刑出去吧’。”他終於忍不住，埋頭哭起來。
張高平說，在監獄裡近10年，他從來都只跟大哥張高發一個人聯繫。“除夕晚上打電話，他女兒站在我旁邊，他都不跟女兒說話。”而張高平卻說：“我能跟她們說什麼呢，說爸對不起你們？可是我沒有幹壞事，我以前大年三十都在開車想讓她們過上好日子，說我沒對不起你們，可我沒能把她們撫養成人，還搞個罪名到家裡，孩子上學都上不進去。我剛進來的時候，家裡人給我寄了她們的照片，她們那麼小那麼可愛，沒有父親沒有母親了，我看見了受不了，讓人把照片退回去。”知道家裡沒錢了，他不跟家裡要錢，只花每個月國家發的10塊錢零用金。“這麼多年，我沒吃夠5斤肉半斤油，肚子沒吃飽過，汶川地震的時候還捐了20塊錢。我心不壞，心不壞的人不會幹壞事。”張高平說。
2005年，勾海峰因為殺人被抓，當年4月27日被判處死刑，看到消息的張高平懷疑真兇就是勾海峰。“也是在江乾區出的事，拋屍地點離那次很近，作案手法也基本上相同，我就在心裡想是不是他。我當時就跟警察講，還打電話、寫信給我哥哥，叫他們去看看勾海峰有沒有做DNA鑑定，如果做了，跟那個女孩子指甲裡的DNA對上了，就知道我們是無罪的了。<strong>但是，最終也沒有回應。”張高平說。
他在監獄裡不斷申訴，在遭受各種侮辱和拷打的時候保重身體，希望有一天能重獲清白，但是有一次卻差點放棄。2006年中央電視臺播出法制節目“無懈可擊”，採訪了負責此案的警官聶海芬，稱之為“女神探”。張高平並沒有看到節目，但是看到節目的警察和犯人找到他。“說我的案子成了鐵案，還說我整天喊冤，沒用了，本來不相信我犯罪的人看了節目也相信了。我當時真絕望了，不想活了，想自殺，那時候我們在新疆紅山修水庫，我想跳下去，監獄裡派人24小時看著我，還叫警員幫我寫申訴材料安慰我，怕我郵票不夠寄不出去，貼了很多郵票，還讓好心的管教偷偷打電話回家幫我問是不是真的有‘無懈可擊’這件事。”張高平說，他在牢裡這樣給自己寬慰：“我研究各種各樣的殺人案，趙作海、聶樹斌的案子我都知道，有時候自己安慰自己，聶樹斌比我還慘，他到現在都還沒平反。監獄裡犯人挖苦我，我還說劉少奇還冤死在開封監獄呢，彭德懷，都是大將了還被人搞死。沒辦法，我只能這麼安慰自己。在牢裡要樂觀，我比他們還是幸運的。有時候甚至覺得如果沒有10年牢獄之災，也許開大貨車出事故撞死了也說不定。”
而張輝在監獄裡“服從改造，表現良好，得到減刑”，但是他也在不斷地申訴。對此，張高平說，張輝跟他不一樣，“他還年輕，被判了無期徒刑，一旦不能洗脫罪名，要爭取減刑早點出來接著申訴”。他還告訴張輝在牢裡好好表現，不要被調到新疆來，條件太差。但是，2008年，張輝還是被調到了新疆庫爾勒監獄。說起在監獄裡的生活，張輝重複了好幾遍“人間地獄”這個詞：“太痛苦了，不敢再去想，想家想父母，打電話聽到母親哭就受不了，夜裡睡不著覺，就幹活幹到很晚很累，這樣躺下來就能睡著。”說起在監獄裡的10年，張輝一直強忍著眼淚，搖頭嘆氣。
在監獄外的張高發也奔走了10年。“最開始帶著弟弟的兩個女兒去北京上訪，沒有錢，睡過大通鋪，睡過天橋底下。後來我自己繼續上訪、申訴，去北京和杭州，農忙的時候回家種地，因為家裡人要吃飯，農閒的時候就去上訪。”他說自己每次寄信都是寄六封，“法院、檢察院、政法委、人大、公安部都寄過”。他保存著這麼多年來的火車票、汽車票、掛號信回執，厚厚一沓，還有一櫃子的申訴材料。“我自己不會寫，花錢找律師幫我寫好了再往外寄。”張高發說，這10年他在申訴上訪上花費了十七八萬元，“包括找律師、車費，還被人騙了一些，當時說能幫我解決”。
<strong>轉折
張高平在新疆石河子監獄裡不斷申訴喊冤拒絕認罪減刑，引起了當地檢察院的重視，把張高平的申訴材料寄往浙江。一位張姓檢察官看到雜誌上馬廷新的冤案，看到了袁連芳的名字，發現跟張輝的認罪材料裡是同一個人，就跟張高發聯繫，讓他去找馬廷新案的辯護律師朱明勇。
從2008年開始，張高發找了兩年才找到朱明勇。2010年11月25日，張高發終於見到朱明勇，他說：“我拿著朱律師的名字讓人家幫我找，一家一家地找，最後才找到了，朱律師在鄭州，我就從北京又買了票到鄭州，找了個小旅館住下，朱律師忙完之後過來找的我。”朱明勇說，見到張高發的時候，他揹著一個火腿，穿得破破爛爛，住了個小旅館，門都鎖不上，兩個人在房間裡都沒地方站。“我說住在這裡太不安全，門都鎖不上，就換了個賓館給他開了個房間，我們一直聊到凌晨兩三點鐘，他一直說冤枉，把信和申訴材料給我看，我也發現了證據——排除了他們作案的DNA證據，張高平在監獄裡堅持不認罪不減刑，張高發又費盡周折找到我，我覺得可能是有很大的冤情。”朱明勇說，“還有，袁連芳在馬廷新的案子裡就作為證人出現過，又出現在這個案子裡，很巧合，我很好奇，再加上張高發找了我兩年，很辛苦，也是緣分，就接下了案子。”朱明勇說，看到張高發的打扮和他帶過來的火腿，就知道他家裡沒錢了，決定提供免費的法律援助。而這也解決了張高發的大問題，他說：“我以前也找過一個大學老師，還是歙縣人，開口要20萬元，後來我準備回家賣房子湊錢，他又不接這個案子了。朱律師沒要錢，如果要錢的話我們也給不起，可能案子也翻不了了，我們很幸運。”
朱明勇接手案子後，他開始一系列的工作。“我們先去查詢當時申訴的情況，從2003到2010年我們介入，之前的申訴連登記都沒有。於是我們重新申訴立案，去查詢袁連芳的一些資料，包括他減刑的理由、時間，互相印證，發現袁連芳在兩個案子裡都因為協助公安機關破案而減刑。我們從袁連芳這件事上敲開了口子，以為有希望了，但是遞出去的申訴材料2012年整整一年也沒有消息，直到今年春節前才收到再審通知。過年前，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把他們從新疆接到了杭州，我們覺得有了一線希望。”朱明勇說。但是，這時候，浙江蕭山又出現一起類似的殺人案，這讓朱明勇很擔心。“我們擔心事情又拖下來，因為按照官方的思維，短時間內連續出現事故是不好的。另一方面，媒體關注多，網上有很多信息披露出來，我們擔心這會給法院造成太大壓力，施加壓力過大的話，我們擔心他們將錯就錯不管了，那是非常煎熬的一段時間。”
今年3月，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開始跟朱明勇協調怎麼開庭，又有希望了，但朱明勇坦言當時還是有不放心的地方：“一個案子是應該按照法定程序推進的，這個案子沒有在該立案的時候立案、該再審的時候再審。本來申訴半年就應該給個結果了，行還是不行，但是2010年再次申訴，過了兩年都沒有結果，很擔心是不是因為觸動了太多人利益，案子才會這樣。”
直到3月26日，案件再審，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才宣佈張輝、張高平無罪，這起10年前的冤案才最終塵埃落定。判決書中提到：“本案不能排除公安機關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的情形，張輝、張高平的有罪供述、指認現場筆錄等證據，依法應予排除，不能作為定案依據。”“偵查機關使用張輝的同監犯袁某某採用類似的方法協助公安機關獲取張輝的有罪供述，同時又以該同監犯的證言作為證據，直接導致了本起冤案。經再審庭審查明，本案中存在從同監犯獲取及印證原審被告人有罪供述等偵查程序和行為不規範、不合法的情形。再審法庭已依法適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對上述證據等予以排除，不能作為定案依據。”
張高平（中）和張輝（右）終於回家與親人吃上了團圓飯
在朱明勇看來，案件本身並不複雜。“本來就是很簡單的案子，2004年DNA檢測結果不符，找到證據，排除他們就可以了。但當時找不到真兇，那就找你，你不是兇手也是，你不是我們就破不了案，這個邏輯就很嚇人了。後來真正比對出DNA，也鎖定了真兇。”朱明勇說，如果2003年不存在刑訊逼供和“獄偵耳目”的不當使用，張輝、張高平就不會被追究；2004年，如果死者指甲裡的DNA鑑定結果能夠得到法院重視，也可以糾正錯誤；2005年，勾海峰案出現後，如果公檢法任何一個部門去複查比對DNA，也還能及時糾錯；2008年，袁連芳浮現，新疆的檢察機關建議浙江省檢察院抗訴，如果及時抗訴，本案也能早點糾錯。“在張高平和張輝的案子裡，非法證據一排除，就什麼證據都沒有了。”
再審判決的法庭上，張高平說了這樣一段話：“今天你們是法官、檢察官，但你們的子孫不一定是法官、檢察官，如果沒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你們的子孫很有可能和我一樣被冤枉，徘徊在死刑的邊緣。”他說自己一直相信最終能夠獲得清白，願意相信法律相信政府，認為“最終還是要靠公檢法來平反，黨的政策是很好的，壞的只是少數人”。他說如果沒平反，他從監獄裡出來也要繼續申訴，他甚至想到了出來之後申訴被壓制的應對措施：“我會寫好遺書自殺，告訴社會我是冤枉的。”所幸，10年之後，他們終於清白，從獄中解脫。
<strong>被改變的生活
案子宣判前一天，張家的十幾個親戚朋友就趕到杭州。法官宣佈張輝、張高平無罪釋放的時候，兩人只有一句：“終於清白了。”張高平咬著嘴唇忍住眼淚，張輝則眼含熱淚一言不發。家裡親人朋友組成車隊，開到杭州迎接他們回家，走到歙縣縣城，就開始每走一段停下來放鞭炮慶祝，到村口的時候，村裡老老少少出來迎接。親戚朋友給張家送了價值幾萬塊的煙花爆竹，從兩人回家那天起，張家連續三天宴請賓客，連放三天鞭炮煙花，門口紅紅的鞭炮紙堆積了厚厚一層。張家的親戚朋友聚在張高發家裡，熱鬧非凡。
回來後，張高平就住在哥哥張高發家裡，他家的房子多年沒有人居住，已經廢棄了。他的老房子裡，還能看到一些當年的痕跡，二樓的衣櫃裡還掛著一些衣服，地上散亂地堆放著雜物，張高平一直嘆氣，“沒有了，什麼都沒有了”。
當年他只有38歲，前妻的兩個女兒一個12歲，一個9歲，第二任妻子也懷了4個月的身孕。他在歙縣跑運輸，出事前開的那輛車是他的第五輛車，花了20多萬元買到手，有固定的客戶，事業做得風生水起，3個月就能賺到10萬元，還準備在縣城裡買房子，方便拉貨卸貨。雖然在農村長大，張高平說自己很早就跑個體，沒幹過農活。“早餐都去外面吃，人家夏天晚上還在幹活，我們就已經吃完晚飯，當時流行踏板摩托車，我們家三輛，吃過晚飯全家騎著踏板摩托車去城裡逛街吃夜宵。我老婆打扮時髦，出去買菜怕曬，都是太陽鏡、披肩，家裡人都看不慣。”張高平說他自己當時也追求潮流，在以前留下的照片裡，他頭髮濃密、穿著白襯衫西褲皮鞋，乾淨整潔，神清氣爽。他一直希望女兒有出息，把成績好的大女兒送去城裡讀書，希望她能出人頭地。張輝當時只有27歲，跟著叔叔張高平跑了好幾年運輸，2002年定了親，準備2003年底結婚。
可是，出事後，張高平的妻子打掉了孩子，去監獄裡跟他離了婚，“給小孩織了一半的毛衣就扔在我房子裡的地上”。張高平不再年輕，他的頭髮都掉光了，蹲著吃了10年飯，突然坐下吃飯，反而不習慣了。在監獄10年，他身體變差，眼花耳鳴頭暈，夜裡睡不著覺。兩個女兒當年跟著大伯張高發去北京上訪，睡過天橋底下，睡過大通鋪，從北京回來後，跟著年邁的奶奶一起生活。2009年奶奶去世後，姐妹倆就跟著大伯家一起生活。成績好的大女兒張玲玲初中畢業後不再念書，“雖然考上了高中，但是家裡條件太差”，她去了湖州織裡做學徒，第一年沒有工資，每天從早晨9點鐘幹活到第二天凌晨四五點。小女兒張九妹唸到初二也輟學了，也去了姐姐上班的工廠，成了流水線的童工。後來因為湖州織裡廠發生火災和騷亂，家裡人擔心安全，她們就回到老家，在縣裡的服裝廠上班，從早晨7點半工作到晚上9點半，每個月掙一兩千塊錢。
張輝出事後，她的女朋友就再也沒有聯繫。回家後，親戚朋友開車帶他出去玩，他說，已經完全不認路了，“變化太大了”。坐在車裡，偶然經過一座村莊，他指著說以前的女朋友家就在那個鎮上。侄女挽著他的胳膊，他也會說以前女朋友也喜歡挽著他走路，但是長得比他高，“我讓她走在我前面或者後邊，但是她就喜歡挽著我”。他偶爾會感嘆一句自己10年的青春沒有了。脫離社會太久，他自嘲已經落伍、被社會淘汰了。
張高發以前家裡條件不錯，養豬，還開著燒磚窯，出事前，打算給兒子張輝也買輛大貨車。出事後，計劃都擱淺了。因為無暇管理，他關掉了磚窯廠，前些年掙到的錢都花到上訪申訴上，村裡人紛紛修建起新房子，他家裡的房子沒有任何變化，簡陋破敗，10年來沒添置一件傢俱。
但張高發一直說自己10年來沒這麼高興過，咧著嘴笑，可是聊起以前的事，笑著笑著眼淚就出來了。浙江省高院的領導給他打電話道歉，談到賠償的事，張高發在電話裡底氣十足，說不是為錢。“賠償該多少是多少，不要以為我們安徽人窮想多要錢。但要把當年害過我們的人抓起來懲罰。”他說。
這也是張高平、張輝和張家所有人的想法。
<strong>負責此案的“女神探”聶海芬
聶海芬，女，1965年9月出生，1986年參加工作，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杭州市公安局刑偵支隊預審大隊大隊長。全國“三八”紅旗手。
2000年以來，聶海芬主辦及牽頭主辦的杭州市區重特大案件350餘起，一審判處死刑的300餘起。經她手裝訂的案卷材料可以裝滿一間30平方米的房間。她審核的預審案件，其中一起張氏叔侄10年強姦冤案已經平反。
在自2001年以來的辦案中，通過發揮預審職能作用，破獲各類刑事案件180餘起，追回贓款800餘萬元，各項辦案指標在省、市名列前茅。她受聘擔任杭州市警校兼職教官，自編教材，將自己20年預審經驗毫無保留地傳授給新人。
聶海芬曾獲嘉獎2次，立三等功2次，曾被評為浙江省“三八”紅旗手、省刑偵行家、杭州市“三八”紅旗手。
早在2013年4月，浙江政法委已成立調查組，徹查聶海芬等2003年杭州“5·19”姦殺案的偵查、起訴、審判等全部司法過程中的涉案人員。遺憾的是，調查結果遲遲沒動靜。
針對聶海芬調查懸而未決的新聞，新京報早在2014年3月就發表過評論《調查“女神探”，怎麼還沒完？》。如今，眼看好幾年過去了，那篇評論裡質疑的問題還未解決。
也正因此，社交媒體上關於“女神探”聶海芬的“傳說”，才會如此之多。2013年傳她受到了處分；2014年，又傳她準備晉升。對此，相關部門卻未置一言。
幾年前，一則“女神探”聶海芬“被終審”的消息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風傳。這條消息中，不僅有聶海芬受審時的“庭審照片”，還有聶海芬的“辯護詞”，更有“判決書”……可經過對這一消息進行了核實之後，杭州市檢察院、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均表示未提起公訴和審理此案，消息不實。
顯然，這是一出由網友自編自導的“網絡大片”，此一事件也迅速演變成了一場有關“輿論審判”的狂歡，而這種輿論審判的傾向，並不值得鼓勵。不過，竊以為，這場網絡狂歡不能僅僅被解讀為網友的戲謔，更該讀懂人們對聶海芬事件的關切。某種程度上，這也代表了民意訴求，網友寄希望通過這樣一種輿論倒逼力量，督促調查結果儘快公開。
公眾實在是想知道，關於聶海芬的問題到底審查到什麼程度了？她到底有罪還是無罪？職務到底是升是降……這些問題，並不難理清。四五年都沒調查出個“所以然”來，實在讓人懷疑調查的誠意。其實，哪怕經調查“女神探”不需要對此案負責，相關部門也應該有個說法，這也是負責任的一種表現。
我們必須看到，在互聯網時代，“拖字訣”並無法令公眾將“女神探”淡忘；相反，有些腦洞大開的網友，會無視司法程序，以自己認為正義的方式，或編造小道消息，或動用輿論審判，來實現對正義的渴求。毫無疑問，司法部門的權威性、法律的公正性，都會在這些輿論狂歡中受到挑戰與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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