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時，中美雙方同時發佈《中美建交公報》，宣佈兩國於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關係。40年彈指一揮間。澎湃新聞聯合上海市美國問題研究所、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跨越大洋兩岸，對話40位重量級人物。他們有當年建交的推動者、親歷者和見證者，更有40年風雨關係的參與者、塑造者和思考者……
刁大明是國內少有的從美國國內政治出發研究美國外交政策及中美關係發展的新生代學者之一。與此同時，他積極在媒體發聲，為公眾解讀中美關係熱點，講述一個真實的美國。在他看來，這是作為專業學者的社會責任。
對於美國國會的研究，刁大明頗有心得，他不僅出版了專著《國家的錢袋：美國國會與撥款政治》，還發表論文數十篇、時評數百篇。學術上多年的鑽研與沉澱讓刁大明深諳美國國會運作之道，對於府會關係對美國對華政策的影響，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指出，即使某個法案在美國國會內跨黨派高票通過，也不能說明所有投贊成票的議員對這個法案極其瞭解。實際上，很多議員在不熟悉的議題上往往選擇“隨大流”，而大多數議員對負面涉華法案的支持只能說明他們沒有任何反對的動力。所以，我們在宣傳介紹真實的中國方面，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刁大明出生於中美建交以後的1980年代，他在訪談中謙虛地表示，自己還有許多地方需要做實做深。在他看來，只有與美國同時代的青年中國問題學者頻繁交流，彼此溝通，才能彌補與兩國老一輩學者相比在歷史維度上的不足，進而跑好中美關係發展的“馬拉松”。
全景式認識美國
澎湃新聞：您出生於80 年代初，當時正值中美合作“蜜月期”；您的青少年時期，中美關係遇到了一些波折。中美關係的風雲變幻和您個人職業發展有著怎樣的聯繫？是什麼因素使您走上了美國政治研究之路？
刁大明：2001年的兩件事情對我來說影響比較大。那一年正好是我在南開大學讀大學一年級的時候，我印象特別深，在我進行高考志願填報的時候，有兩個專業意向，一個是政治學，另一個是世界歷史，可以看得出我對世界政治比較感興趣。但為什麼最後選美國政治呢？就在2001年剛剛入學的時候，我在媒體上看到“9·11”事件，這真的讓我感覺到這是一個改變世界秩序的事件！而我當時剛剛步入政治學這個領域，由於這個事件，事實上就引導我去思考，美國到底遇到了什麼問題。
另外一件事，就是“9·11”事件發生一個多月後，在中國上海召開了APEC峰會。在此之前，我可能對多邊會議、元首會晤沒有概念，但正是那次峰會，讓我切身感受到了大國的互動，也是從那時起，我才意識到中美兩國之間的互動真的很有意思。
從我專業學習剛起步的時候來看，我覺得這兩件事情使我關注美國國內的變化，特別是這對中美關係產生哪些影響。
澎湃新聞：您求學期間，曾在美國蒙大拿大學、夏威夷亞太安全研究中心、俄克拉何馬大學等機構交流訪學，這些訪學的經歷是否改變了您對美國原有的認知？
刁大明：我一開始看到美國這個國家，是在蒙大拿的鄉村裡，是在夏威夷的海邊，是在俄克拉何馬的印第安部落裡，所以我看到的美國並不是華盛頓的那個“面孔”，這讓我對美國有不同的感觀。到了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工作之後，我才第一次來到華盛頓，之後就反覆去，這才對美國的政治精英層有一個直接的感受。好在美國的政治一切都是地方的，這種政治的地方性其實讓我有一個對美國更立體的感觸。從這個意義上講，也許下一次去美國的話，我不會選擇在華盛頓常駐，我會選擇我從來沒有長待過的西南部，甚至是阿拉斯加，我認為那樣才能真正認識美國，才能全景式地理解這個國家到底發生了什麼、將要發生什麼或者對世界將造成什麼影響。
2008年10月，刁大明與蒙大拿州前州務卿鮑勃・布朗（Bob Brown）訪問美國冰川國家公園。
美國國會與中美關係
澎湃新聞：回顧中美關係四十年的發展，您覺得美國國內政治，尤其是府會之間的互動，對中美關係產生了什麼影響？
刁大明：府會關係確實是影響中美關係或者美國對華政策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我曾經對“府會分立/一致狀態”做過相關研究，通常情況下，如果是在共和黨總統和共和黨主導國會的情況下，國會的涉華提案或涉華負面議題會相對少一些。但如果是民主黨總統和民主黨主導國會的時候，情況可能更加複雜。
對於國會而言，在1979年《與臺灣關係法》通過之後，國會確實始終起到對華負面的效果，不過也只是在輿論環境意義上對中美關係造成一些負面的影響。在2016年特朗普當選總統之後，國會確實發揮了與以往不同的作用，這個其實是很值得關注的。國會兩院兩黨基本形成一個共識，即要把特朗普規制到建制派相對容易接受的外交軌道上來，雖然這個共識還比較微妙且不穩定，但是至少有這樣的一個共識。在這個共識的基礎上，他們就不斷用立法權來塑造總統的外交權。這個塑造的過程，使某些國會議員做到了長期以來做不到的事情，比如說通過了所謂的“與臺灣交往法案”。比較危險的是，作為總統的特朗普卻並不對國會在對外議程上發起的挑戰採取有效的應對，反而是“甘之如飴”地認為這些立法都只是在豐富他的對華極限施壓“工具箱”。或者說，特朗普放任地認為，國會正在將一把把“涉臺”、“涉藏”甚至“涉疆”的手槍送到他手裡，但要不要扣動扳機，則是他自己決定的。即便事實正是如此，但這些立法卻會超越特朗普的總統任期而長期存在，成為毒化中美關係穩定發展的一把把懸劍，貽害不小。
所以，國會確實已經從曾經的對華負面噪音轉身走到了前臺，但是這種前臺的本身還是有一定的侷限性，這就要求我們未來依舊要十分重視對美國國會的工作。
澎湃新聞：當前美國兩黨的一些少壯派反華議員，他們的反華情緒是一以貫之的，還是在特定情況下出現的？這種反華情緒會對未來的中美關係發展產生什麼影響？
刁大明：從歷史上來看，每屆國會中都會有一些議員對中國持積極的立場，也有些議員會出於各種原因，比如意識形態偏見、選區因素、甚至是議員的個人經歷等，從而對中國發出比較負面的表達，這是美國政治碎片化的一個體現。
其實，在國會這種相對專業化的機構裡，許多議員在一些專業化的議題上會採取所謂的“追隨戰略”，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因為某個法案在國會內跨黨派高票通過，就認為所有投贊成票的議員對這個法案都極其瞭解。其中大部分議員可能只是“隨大流”，他們可能會清楚在某個議題上某些議員會有所謂的引領作用，其專業化程度更高，他們會跟隨那些專業化程度高的議員，只要這個議題本身對他們的選區沒有很大影響，他們就會去推動。
因此，在一些涉臺議題、對華政策問題上，可能大多數議員對此並不熟悉，但他們可能在不損害本選區利益的情況下，甚至說是在他們認為沒有任何理由反對的情況下，採取“追隨戰略”。這才會出現國會一些議案給我們感覺有很多議員支持，其實關鍵的還是那一小部分人。我們通常將這一小部分人稱為國會對華外交事務的“國會企業家”。我認為，這一部分人大多存在著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偏見，很難改變。對我們來說，應該積極與“追隨者”進行對話交流，讓他們對中國有比較清晰的瞭解，讓他們認識到在過去的40年裡，中國的經濟、社會取得了一個怎樣的成就，中國在國際社會將努力扮演一個如何積極的角色，中國是如何看待中美關係的，具備一個怎樣積極的意願等等，這些應該對那些“追隨者”們充分地表達。當然，必須看到過去一年來華盛頓政壇上似乎正在形成對中國的負面看法，而這種趨勢的確進一步弱化了“追隨者”參與負面涉華議題的成本，但從另一個層面講這也恰恰提出瞭如何讓這些議員形成一個理性客觀中國認知的必要性與迫切性。
澎湃新聞：您認為有哪些因素可能會改善國會議員對中國的客觀認識？
刁大明：我認為有一些因素沒有發生變化，不過現在的情況更復雜。我們可以理解成競爭與合作同時出現，但合作的趨勢仍然存在，甚至美國的一些政治人物認為，這已經是一種常態，不再是一個非常明顯的變量了，只是競爭方面可能有所提升。
在我的研究裡，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發現，這個發現到現在我還是認為可以被反覆驗證。我們知道，隨著中美兩國經貿關係的持續緊密，美國國會的眾議院選區也會在中美經貿關係中獲益。比如，美國國會眾議院選區對華出口數量的增加，一定程度上可能會為選區創造就業。我的研究發現，選區對華出口的存量對代表該選區的議員的涉華態度的影響是比較有限的，但是選區對華出口額度的增量，是完全有可能導致該選區國會議員在國會內更少地去參與一些比較負面的涉華議題。這就意味著，對於中國而言，我們在推進中美經貿關係時，要對一些以前沒有接觸到的地區，比如所謂的“深南地區”、“落基山區”、甚至西南部拉美裔、墨西哥裔比較聚居的地區等等，加強交流與合作。通過在這些地區創造一些貿易增量，可以創造機會讓兩地人民增加交流，從而使得這些地區的美國人民，包括議員，改善對中國國情的認知。
刁大明參加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的研討會。
智庫交往中的新生代
澎湃新聞：當前美國主流智庫對中美關係的未來走向有哪些判斷？在經歷過去幾年的對華政策大辯論後，他們的對華觀點是否趨於一致？如不同，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刁大明：2017年底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發布以來，美國國內智庫基本認為中國已經是一個所謂的“戰略競爭對手”，但是我不願意用這個詞彙來表達。因為事實上，美國在歷史中從未面對過這樣一個體量巨大、發展迅速且會給世界帶來積極外溢效應的國家，所以對美國而言，如果把中國視為一個對手的話，那麼對它而言恐怕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
我認為美國國內將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只是半個共識。這半個共識是指對如何定位新時代的中國有一個消極判斷。另一半未形成的共識是指，美國應如何應對一個已經被認為是對手的中國。所以我們看到，《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出臺後，特朗普政府在多個領域對中國不斷出招，實質上反映的是美國在調試如何面對當下的中國。這就意味著，對我們而言，應當積極主動地去改善美國對中國的另半個共識。一方面，我們要表達積極的意願，努力推進中美關係的穩定發展，比如說我們反覆強調“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我們也提到“相互尊重，互利互惠，聚焦合作，管控分歧”等一系列良好意願。我們的表達非常積極，我們願意在足夠大的太平洋兩岸，實現中美和其他國家的共同、積極的發展。
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明確地向美國、向世界表達我們的國家訴求是什麼，我們的國家目標是什麼，我們的戰略底線是什麼。這就意味著，我們應在經貿問題上，包括其他可能會產生新的敏感問題上，給予極其有力、有效的回應，讓美國明白，如果你要將我們視為“戰略競爭對手”的話，我們的底線在哪裡。要讓美國避免一種為所欲為的狀態，這種過程也是我們給美國“立規矩”的過程。面對中美關係可能的滑落，應該及早讓華盛頓清楚，這種“用力過猛”的方式不但無法實現目標，也將反噬自己。美國對華政策的調整可以發生，畢竟如今的中美都不同於四十年前，但絕不意味著一定會調整到負面的狀態。中美應該儘快找到“止損點”，美國應該意識到自己面對的最大問題源自國內，通過施壓北京絲毫解決不了這些關於國運的核心問題。
澎湃新聞：您經常往返於華盛頓與北京之間，接觸到了共和、民主兩黨的智庫專家，您認為當下雙方智庫間的互動有哪些侷限性？
刁大明：對於智庫而言，坦率講，我覺得有一個問題是長期存在的，即雙方學者之間所謂的不對稱性。舉一個例子，我的研究主要偏重於美國國內政治，即便是做美國對外政策研究也是從美國的國內政治中往外看。這就意味著我需要更多地與美方做美國國內政治的學者多接觸，詢問他們美國國內發生了什麼。但問題在於，這些真正做美國國內政治的學者，其實很少會來中國，相反我們在北京迎來送往的許多美國學者，他們更多的是研究中國問題。
同樣情況也出現在我們身上，比如像我作為一個研究美國國內政治的中國學者，如果到美國的智庫去的話，美方專家實際上更關心的是中國發生了什麼。對我們來說，當然有責任講好中國故事，積極與美方溝通，讓美方瞭解一個真實的中國。但是從專業的角度上講，我畢竟不是研究中國政治的。因此，我覺得這種智庫交流本身，還是存在一定的信息不對稱。
2014年11月，刁大明在俄克拉何馬大學做題為“中期選舉與中美關係”的講座。
澎湃新聞：在您與美國智庫的接觸過程中，有哪些美國新生代“中國通”值得我們關注？他們和老一輩專家有什麼不同？對中美關係的未來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刁大明：我在一些會議中與新生代的美國中國問題學者的交流互動比較多。我接觸過的新生代學者有麥艾文（Evan Medeiros）、韓美妮（Melanie Hart）、拉特納（Ely Ratner）等等。我認為，如果要將這一代學者與上一代甚至再上一代智庫學者相比較的話，還是有明顯的區別。這些三四十歲年紀的新生代智庫學者，他們的人生經歷恰恰是中美關係正常化後互動的四十年。而且，當他們步入這個研究領域的時候，正是中國快速發展，且在美國國內出現一些對中國有奇怪想法的一段時期。因此，他們對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古國的歷史、文化體系的傳承難以深刻地理解，這與他們上一代的美國中國問題學者相比，是一個很大的欠缺。
另外，他們對中國的理解是非常政策導向的，他們的意見也非常工具化，導致的結果是，他們很難從“樂見中國成為國際社會的積極因素，中國的發展讓全世界獲益”這樣一種積極的角度來看中國。他們更多是站在美國國家利益的角度來看中國，提防中國，這點同以前的老一代的“中國通”有很大的區別。這也提醒我們，在我們看待美國這樣一個國家時，也應該本著歷史和文化的角度，甚至是中美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裡可能持續跑一場目的在於做最好的自己的“馬拉松”的一種角度去看這個國家。
澎湃新聞：對於這樣的新生代美國中國問題學者，您認為我們應該如何去淡化他們對華提防的心態，更加突出中美關係積極的一面？
刁大明：我認為最有效的方法還是加強交流與互動。據我所知，北京、上海等地很多機構都在努力推進一些青年學者之間的對話，我也參與過多次，這種對話確實能夠使雙方有更多人員的互動與觀點的融合，雙方的關係也會更加密切。這種互動是非常重要的。
當然，由於存在研究視角或者路徑依賴的原因，雙方可能很難通過一兩次互動就會對各自的觀點做調整。但是，我認為，隨著個人閱歷的增長，以及對中美關係發展進一步深入地親歷，或許中國積極、穩步的發展姿態會對美國新生代中國問題學者的觀點產生最本質、最深刻的影響。
李侃如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的博士論文寫的是新中國成立前後天津的政治和社會變遷，他聚焦的是一個非常具體的問題。作為一個外國學者，能夠聚焦到如此具體的議題上，可見他對中國瞭解程度之深。正因為他的研究起點聚焦的是具體問題，所以在他日後的發展過程中，包括在克林頓政府中任職時期，對中國有越來越客觀的認識，因而他現在能夠從一個宏觀意義上，更加積極、理性地把握中美關係。李侃如的例子也為我們做美國研究、做國別研究乃至做國際問題研究的中國青年學人提供了參考：年輕時的起點到底該有多大。總之，我認為，中美之間的互動應該是多層面的，不僅是政府高層之間的互動，不僅是普通民眾之間的互動，學者包括學術精英之間的互動也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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