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與西方和日本的碰撞中不斷體驗失敗感的中國人感到了滅種之危機，他們認識到，與強敵相爭，想國家與民族興盛，除了軍事上的強大和政治上的改革之外，國民身體的健壯、心智的發達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麼如何提高中國人的身體素質呢？除了破除纏足與早婚陋習、強調教育和體育鍛煉外，還有人提出來通過與當時被認為優越的白種人雜婚的方法來達到“優種”的目的。
首倡此說者尚不可考，那個時代較有影響的提倡者當數康有為，他在其著名的《大同書》中有兩節內容詳細地討論了這個問題。從這兩段文字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時康有為對於種族問題的認識，他的主要觀點包括：
第一，世界上的各種族是有高下優劣之分的，白種人最佳，黑人最差，黃種人與棕色種人居其間。康有為認為在他理想的“大同太平之世”，應當“人類平等、人類大同”，但“凡言平等者，必其物之才性、知識、形狀、體格有可以平等者，乃可以平等行之”。
在“大同之世”，“白人、黃人才能、形狀相去不遠，可以平等”，但“其黑人之形狀也，鐵面銀牙，斜頜若豬，直視若牛，滿胸長毛，手足深黑，蠢若羊豕，望之生畏。此而欲窈窕白女與之相親，同等同食，蓋亦難矣。然則欲人類之平等大同，何可得哉！”
第二，要想人類“平等大同”，必須“人種大同”，而“去種界同人類”的方法，“首在遷地而居之，次在雜婚而化之，末在飲食運動以養之”。這幾種方法之中，“雜婚而化之”的方法是最根本的，他說：“夫欲合形狀、體格絕不同而變之使同，舍男女交合之法，無能變之者矣”。
康有為設想的雜婚方法是以“黃、白人與棕、黑人雜婚而化其種”和“黃、白相交而優其種”，他認為優種人與劣種人相交可以實現人種的優化。黃種人遷地之後再與白種人相交，則可變白，黃人與棕黑人相交，形色、體格亦可“變而進上”。
他說：“白種之強固屬優勝，而黃種之多而且智，只有合同而化，亦萬無可滅之理”。為什麼“優種人與劣種人交，不會令優種復變為劣種”呢？對這樣合理的提問，康有為的回答是：“計千數百年後，棕黑人之遺種無多，遍大地皆黃、白人之種耳。以億萬黃、白之美種與一、二棕、黑之惡種雜婚，則一二之劣種少，而旋即以億萬之美種補救彌縫之”。
棕、黑既作為惡種，誰願意與之相交呢？康聖人意想天開地提出一個“獎勵雜婚之格”，即“凡有男子能與棕、黑女子交，女子能與棕、黑人男子交者，予以仁人徽章，異其禮貌，則雜婚者眾，而人種易變矣。徽章名曰改良人種”。
按現在的標準看，可以說康有為是個典型的種族主義者，他既有種族歧視的看法，又有最後以白種來化所有種色以得統一的想法。他所設想的人類由“據亂世”到“昇平世”再到“太平世”的進化，從人種角度上所實現的人類“平等大同”就是到了太平世，地球上所有的人均為白人。
他說：“故經大同後，行化千年，全地人種，顏色同一，狀貌同一，長短同一，靈明同一，是為人種大同。合同而化，其在千年乎！其在千年乎！當是時也，全世界人皆美好，由今觀之，望若神仙矣！”
康有為《大同書》中關於人種改良的觀點雖謬，但從書中我們可以瞭解到他較早地認識到遺傳在決定人類性狀中的重要作用。他說：“故人類之色狀、體格、視乎飲食、起居、運動，而以傳種為甚。而傳種之故，因於地宜，積於天時之氣候者也”。
他所提倡的以雜婚來改良人種的想法，目標是為“太平世”的世界大同做好人種同一的準備，與近代優生學家以民族健康為目的的優生學是明顯不同的。其依靠雜婚或混血來提高人種素質的想法，雖後來也有少數學者提及，但主流的優生學者是不贊成的。
但他提出的一些不得已的極端方法，如對於“棕、黑人有性情太惡、狀貌太惡或有疾者”，採用“醫者飲以斷嗣之藥以絕其傳種”的“沙汰之法”，倒是後來不少優生學家所提倡或實行的，只是他們沒敢將此方法的實施與種族掛鉤而已。
康有為弟子梁啟超在著名的《清代學術概論》中對《大同書》作了非常高的評價，說“有為著此書時，固一無依傍，一無剿襲，在三十年前，而其理想與今世所謂世界主義、社會主義者多合符契，而陳義之高且過之”。這確實是過譽之論，康有為的諸多觀點都可以在《萬國公報》中所載的各類譯作中找到母本。
另外從《大同書》中所談及的世界人種內容看，此書中的人種學知識，及所舉的許多人種之間雜婚的例證是非常豐富的，康著此書必參考了許多文獻才能寫得出來。據日本學者丘淺次郎所著《進化與人生》一書，日本人在1890年代也有不少人提倡把日本人與“比日本人還更優良的西洋人雜婚，把西洋人的血加進日本人的身體”這樣一種“人種改良”的方法。
康有為著《大同書》時間很長，又長期未正式出版，中間經過了多次修改，他在早期既受到《萬國公報》中所刊載的許多西方文章的影響，在流亡期間又在日本呆過很長時間，其“人種改良”的觀點受到多方啟發是非常正常的。薛福成在《四國出訪日記》就提到，全世界的土著人口都在下降並且有絕滅的危險，但通過與歐洲人通婚卻可以使人種得以改良，這些國內相關作品康有為也可能更早地接觸到。
需要注意的是，他和同時代其他人所提及的通過人種雜婚而改良人種的方法雖可能與近代優生學的觀點相近或相通，卻並不是真正意義上源自高爾頓的優生學。要知道，在高爾頓那個時代，高爾頓、皮爾遜、達文波特或多或少都有一點西方種族中心主義的偏見，他們主要的優生主張是不同種族與不同階層之間婚姻的隔離而不是混同，這樣的情況下怎麼會支持白種人與其他有色人種的雜婚呢？
康有為《大同書》中這種通過與白人雜婚而達到“人種大同”的方法，在後來遺傳學的進一步傳入中雖有人偶爾提及，但已沒有人認真對待它了。但“混血”這種外婚制對於中國人身體素質的影響卻一直為人們所重視，顧頡剛和林語堂在他們的文章中都提到過非漢民族在漢民族體質演進上重要的貢獻，指出每一次北方民族對中原地區的入侵都客觀上為漢民族注入了遺傳方面的新鮮血液，並導致了中華文化的一次次復興。
除了人種雜婚之外，康有為對胎教一說也極力提倡，他繼承了中國古代的胎教與胎養的思想，認為“生人之本，皆在胚胎，人道之始，成物本原也”。與中國古代不同的是，他的《大同書》建議設立一種“人本院”，作為孕婦胎教的場所。現在儘管有人對他的這些建議大加讚賞，以為深合科學之道，不過他的“人本院”、“育嬰院”、“慈幼院”卻總讓人想起阿道斯·赫青黎的《美麗新世界》。作為反烏托邦小說三部曲之一的《美麗新世界》所嘲笑諷刺的那一套做法，康有為倒是想到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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