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蘭州，位於黃河上游，是全中國唯一一個黃河穿城而過的省會城市。蘭州，還是中國大陸地理版圖的幾何中心，但卻更像世界的盡頭。這個城市，一開門就得看見莽莽的山、翻滾的河，以及無邊曠野，日頭格外毒辣，大風格外冷冽。
無數的民謠人把這樣的蘭州寫進歌裡，如果問我哪一首歌最能代表蘭州，我會說野孩子樂隊的《黃河謠》——“黃河的水不停地流，流過了家流過了蘭州，遠方的親人吶，聽我唱支黃河謠；日頭總是不歇地走，走過了家走過了蘭州，月亮照在鐵橋上，我就對著黃河唱……” 濃厚的西北腔調，就和黃河的渾濁、大漠的荒蕪一脈相承。
文|蒲亮
如果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性格，那麼蘭州的性格註定是粗獷，這是一種無法被輕易理解的美感。而構成蘭州性格的元素裡，最重要的一環一定是黃河。站在黃河邊上，看著河水在這座城市中奔流浩蕩，感受著那些從大地中生長出來的蒼勁、血性和浪漫。牛肉麵、釀皮子、水車、羊皮筏子、秦腔、花兒，這些詞語像是一個個註腳一層層地詮釋著蘭州的性格。
一座離神更近的城
暮色低垂，暴曬一天後的蘭州變得溫柔而憂傷。天邊留有殘陽的一抹餘光，三五成群的大老爺們光著膀子，拎著幾瓶黃河啤酒沿著黃河岸邊邊走邊喝。走著走著，就那麼十分鐘內，月亮升起來，太陽落下去，一陣陣蒼涼雄壯的歌聲在岸邊此起彼伏，中夾雜著酒瓶子相互碰撞的脆響、人們咀嚼的聲音和小聲談話的聲音。奔騰的水聲夾在歌聲裡，頭也不迴向東流去。
這幅景象從張佺的口中講出來，縱然從沒去過蘭州，那種凝重和安穩都會像夜幕一樣潑下來：“月亮照在鐵橋上，我就對著黃河唱。”
野孩子樂隊創始人張佺，1968年出生在蘭州，回憶起蘭州最念念不忘的就是黃河與黃河啤酒。
蘭州人好酒，有一句話這樣形容：“一年喝倒一個牌子”，意思是蘭州人是酒的專家，一個牌子的白酒或啤酒，即便再醇香美味，在蘭州也只夠堅挺一年，一年之後就被蘭州人棄如敝屣。可以想到蘭州人說這句話時候的表情，那必然是帶著一點點自負、一點點自足的吧。蘭州人，有遍嘗天下美酒的豪邁和勇氣。酒是蘭州真正的時尚，也是蘭州文化的底色。
《美國國家地理》做過一期印度專題，有張照片是一個醉酒後在樹窩子裡酣睡的酒鬼，這張照片的圖說是：“此刻，他離神更近一些!” 作家張海龍說：“要是以這種標準來看，蘭州人大概都離神很近。”因此，他把蘭州稱為“離神更近的城市”。
這樣好酒的蘭州人，從前只是消磨在家中與飯館裡。上世紀90年代中期，當蘭州開始有了真正意義上的酒吧以後，喝白酒與喝啤酒，從此代表了兩種生活方式。
蘭州的第一家酒吧是哪家，至今仍有爭議，但在蘭州人的印象中，百度酒吧、雙百酒吧、勝利酒城應當可以列入“最早”之選。當時，一些年輕人試圖把酒吧作為傳播文化的載體，並迅速落實到了現實中。一家名叫“滾石”的酒吧出現了。在90年代末，它曾是蘭州地下搖滾樂隊最常出現的舞臺，每到週末有演出的時候，經常擁擠到連站的地方都沒有。如果演出是在冬天，去那裡的人常會自嘲“去給別人擦擦皮夾克”。
大量的歌廳、酒吧，讓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蘭州成為一個盛產搖滾的城市，各種樂隊紛紛湧出，鼓譟著這個西北的中心。
曾經的張佺也是眾多搖滾青年中的一員。1980年代末，吉他風颳到了西北，但凡青年多少會彈點吉他，就算不會，家裡也多半有一把。本來以民樂為主的走穴演出團體，也有很多變成了電聲樂隊。當時不到20歲的張佺聽了不少打口帶，“都是找封面看著比較狠的聽”。於是張佺也學起了吉他，在樂隊裡成了一名貝斯手，長期混跡於各種歌廳、酒吧。也是在那時，認識了同樣彈貝斯的小索，兩人成立了野孩子樂隊。
當時，大量的蘭州樂手都在不同的酒吧裡演出，不過，更多的是和張瑋瑋一樣還在摸“門道”的懵懂青年。
張瑋瑋出生於70年代中後期，白銀人，14歲時舉家遷到蘭州。從西安音樂學院畢業後，張瑋瑋回到蘭州，開始找志同道合的朋友玩樂隊。“但那會兒玩樂隊很不得要領，也就隨便彈彈吉他，扒扒別的樂隊的歌。”張瑋瑋說。
張瑋瑋常常到金城劇院旁邊的雙百酒吧玩，那時經常有原創樂隊演出，還有小型的音樂節，一晚上可以聽七八首歌。幾個小夥子也沒什麼錢，都光看演出不消費。老闆不好意思趕他們，就跟他們說，有演出的時候你們來看演出，能幫忙就幫幫忙。於是他們就一邊在吧檯遞遞酒水，一邊看樂隊演出。“那種感覺特別幸福，好像大家都在一個集體裡。”張瑋瑋說。
後來，蘭州有了一些酒吧相對集中的街道，例如早一點的中街子，以及後來的甘南路和麥積山路。據說甘南路上有大大小小200個酒吧，每到晚上，出租車司機總是不願意去那裡，因為那裡車多，醉漢多。
一座藏在歌裡的城
不過，八九十年代的搖滾更多隻是一味刻意地模仿，表達的並不是自己心裡真實的聲音。
為了“希望找到和自己價值觀相符的東西”，張佺和小索從蘭州出發進行了一次遠行，陸陸續續走了一年。他們沿著黃河幾字彎一路北上，有時走上一天路都看不見人，但卻能聽見牧羊人的歌聲在黃河邊上盤旋，深深的河谷，目所能及，全被各式各樣的歌聲覆蓋了。
當地人在茶餘飯後演唱“花兒”“酒麴兒”這些西北民歌的自然狀態，給了張佺和小索極大的觸動，後來這些音樂形式都成為了他們音樂語言的組成部分。
1996年，野孩子去到北京。濃郁的西北地域風格讓他們在這個全國文藝集中地獨樹一幟。當時在蘭州有很多關於野孩子的神秘傳說。有的說他們是兩個玩重金屬的，有的說是用重金屬改編了“花兒”，總之說什麼的都有。在張瑋瑋的臆想中，野孩子應該是唐朝樂隊的形象，但張嘴唱的卻是濃厚西北腔調的“花兒”。
1997年，野孩子在蘭州演出。正式演出的前一晚，他們在雙百酒吧秘密地進行了一場“預演”。張瑋瑋和好友郭龍坐在第一排，後面是一大幫人在過生日，吵吵鬧鬧。沒人知道這是野孩子。張佺和小索兩個光頭、一人一把琴，把坐在第一排的張瑋瑋和郭龍震得不行。唱到最後一首歌時，張佺看了他倆一眼，說“接下來這首歌獻給真正懂音樂的人”。確認過眼神，張瑋瑋和郭龍倆人像“觸電”一般。看完演出沒有車，硬走了幾十公里路回家，一路上兩個人還回味著演出：“好聽！太牛了！”顛來倒去說了一路。
在很多人心目中，最能代表蘭州的一首歌是野孩子樂隊的《黃河謠》——“黃河的水不停地流，流過了家流過了蘭州，遠方的親人吶，聽我唱支黃河謠。”濃厚的西北腔調，乾淨結實的歌詞，在那個鼓譟的90年代，猶如一股鎮定自若的力量。
後來，關於蘭州的民謠多了起來。劉東明的《西北偏北》：“西北偏北，羊馬很黑，你飲酒落淚；西北偏北，把蘭州喝醉，把蘭州喝醉，你居無定所……”。低苦艾樂隊的《蘭州蘭州》：“蘭州，總是在清晨出走。蘭州，夜晚溫暖的醉酒。蘭州，淌不完的黃河水向東流。蘭州，路的盡頭是海的入口。”甚至和蘭州沒有任何關係的宋冬野，他的《董小姐》也提到了蘭州：“董小姐，鼓樓的夜晚時間匆匆，陌生的人，請給我一支蘭州”。
因為這些音樂人，更廣泛意義的西北民謠被人所熟知和理解，蘭州越來越被關注，這座西北偏北工業城市的荒蕪浪漫也越來越被理解。
一座西北偏北的城
高速公路通車後，白銀到蘭州不到一小時車程，不過在20多年前，這條路要走兩三個小時。對於白銀人張瑋瑋來說，蘭州儼然是一座大城市。他還記得小時候坐3小時長途汽車，和父母到蘭州玩的情景：那時蘭州滿街都飄著穆斯林飯館的綠旗子，在西關十字和南關十字一帶有很多明清時期的老房子，老舊的電車叮叮噹噹地穿過街巷，路上可以見到各種各樣的人。“那會在南關十字還有一家上海點心鋪子，各種精細的點心看得眼花，特別不像西北的食品店。”張瑋瑋說。
蘭州就是這樣一個地方，對於更西北的城市而言，蘭州是繁華的內地，對於東部城市而言，蘭州又是那個春風不度的西域。在黃河的流水聲中，蘭州就是那一首首歌裡唱的許多人來來去去相聚又別離的城市。這座城市裡，幾乎每個人，要麼是剛從某個地方回來就又準備出發，要麼是在打點行裝準備前往某地。他們代表了對生活極大的、無休止的不滿。
在經歷了野孩子樂隊現場演出的“觸電”後，張瑋瑋對北京開始有了更真實的嚮往。1998年，他和許多蘭州的音樂人一樣離開了蘭州，來到北京。用他的話說，在北京撐了幾個月後，才聯繫了野孩子。野孩子住在地下室，穿得“破破爛爛”的，只要野孩子演出，他都會跟著去。2000年，他搬到小索家隔壁。
小索是出了名的豪爽，朋友們的髒衣服，經常都是攢夠了就帶到小索家洗。小索妻子開始做飯，大家喝酒唱歌，睡一覺，衣服晾乾了捲走。一查暫住證，大家也是一窩蜂跑來小索家。
搬來沒幾天，小索過來問張瑋瑋會不會拉手風琴，他趕緊給爸爸打了一個電話，叫他把白銀家裡的星海手風琴寄過來，沒幾天，張瑋瑋加入野孩子，擔任手風琴手。張瑋瑋回憶說：“那是一個很好很好的90年代的故事”。
2004年，小索因為胃癌去世。野孩子處於“解散”狀態。這之後，張佺幾經輾轉去了大理定居。張瑋瑋跟著馬木爾去了新疆，和郭龍一起輾轉全國各地。張佺彈起了冬不拉，一個人在各地演出。張瑋瑋和郭龍一起演出，發佈了一張現場專輯《你等著我回來》。有幾次在音樂節上見面，他們商量要不要一起演出。2011年10月31日，野孩子樂隊重組：張佺、張瑋瑋、郭龍、武銳、馬雪松，幾個“黃河孩子”又在一起快樂地玩樂隊。現在，野孩子在大理定居，生活特別簡單，下午一起排練，排練間隙，大家踢毽子。
不單是野孩子，到處都有從蘭州走出去的人——畫家高爾泰在美國，樂評人顏峻、導演高子鵬、畫家馬雲飛在北京，作家楊顯惠在天津，攝影家王軼庶在廣州，當代藝術家張鼎在上海……他們都在蘭州度過了黃金時代，然後從此出發走向更廣闊的世界。他們中間每個人，都有一種卓爾不群的蘭州氣質。那種感覺說不清道不明，但一個眼神甚至一個動作看過去，你立即就能感受到來自西北的凌厲。那些從蘭州出走的人，其實每個人身上都揹負著蘭州，他們走到哪裡都改變不了飲食習慣和思維方式，都忘不了這座粗糙結實的城市。因為這些人不停地行走，蘭州才無處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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