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賈鶴鵬 我是科學家iScientist 今天

南方科技大學副教授賀建奎事件以來，人們對其反映之強烈、關注之持久可以說超過了以往科學界的任何公共事件。該事件至今仍然在持續發酵，不斷爆出新的熱點。諸多領域的科學家、涉及科研管理的中外各政府機構以及各種學會，都對這一突破科研底線的行為進行了譴責。媒體和評論人士也是壓倒性的負面聲音。

夾雜在憤怒的聲討中的則是諸多強烈的擔憂，諸如：潘多拉的魔盒被打開，基因編輯技術創造超級人類已經不可避免，對中國科學造成了嚴重的打擊等等……甚至還不乏陰謀論的強調，認為賀建奎背後一定是神秘的“共濟會”勢力試圖在控制全人類，科學的發展將不受控制等等……這些論斷真的會發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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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並沒有跳出社會秩序

毫無疑問，貿然使用尚不完全成熟的基因編輯技術來改造人類胚胎，並且直接產生出鮮活的生命，是極端不審慎、不道德的行為。在祈禱“娜娜”和“露露”健康成長的同時，我們的確該譴責這種行為。

但是，因此就做出一個末日論的結論，斷言人類將毀滅於科學發展，或者在根本上無法控制科學發展，卻過於偏頗。原因在於，

科學從社會中汲取供其發展的滋養，同時也會為了獲得這些滋養而遵循社會規範或者清理科學共同體內部冒犯規範的個體。在一定意義上，我們可以將之理解為科學（並不僅僅是科學共同體有意識的行為）與社會為了其自身存在與發展而締結的一個交易。

當然，歷史上總是會有個體科學家或個別小團體以這種或那種方式來冒犯這種“約法”，社會則總是存在著因為缺乏專業手段而疏於監督和控制的困境。但科學多年來整體的順利發展已經表明，經過數百年運行後，科學與社會的互動是可以不斷調整甚至試錯來維持總體上的秩序，甚至，引用哈佛大學著名科學社會學家茜拉-賈森諾夫（Sheila Jasanoff）的話，科學與政治共同生產了社會秩序。

需要看到，賀建奎的研究本身固然不可取，但終究，該研究本身並沒有構成完全不可控的後果。而賀建奎宣佈研究成果後，科學界第一時間齊聲指責、協調行動以及商討後果，這都有助於控制此次研究的不良後果。而這種自覺行動，恰恰是為了科學自身的發展而維繫其對社會承諾的體現。

賀建奎在第二屆國際人類基因組編輯峰會後參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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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控的研究與可控的後果

一些評論者認為，此項基因研究會帶來災難性後果，甚至有部分網友顧慮“露露”和“娜娜”的基因會“汙染”整個人類基因庫。而事實上，正如果殼主筆Ent文章中指出的，其可能性和後果都是微乎其微的。

在進一步探討科學與社會互相“嵌合”及“纏繞”的關係前，我們還是先具體分析下針對此事件發表的一些恐懼科學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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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多拉的魔盒被打開？

熟悉科學發展歷程的讀者可能對這種指控已經非常熟悉了——從利用原子能到轉基因作物的研發，都少不了被貼上這個標籤。但迄今為止，“魔盒”也沒有放出多少妖孽來。

神話傳說中，宙斯給潘朵拉的神秘盒子。

首先，很多被指控的技術，比如轉基因技術，根本就不是邪惡技術，自然談不上創造妖孽；其次，科學界在面對潛在有重大風險的技術上總是特別謹慎，比如圍繞著轉基因技術就有投入巨資的各種風險評估、環境監測，來有效防範技術的不可控性。

當然，有些人對此不以為然，並舉出原子彈或其他軍事科技被實際使用的例子。但不論是原子彈還是其他武器技術，其關鍵詞是武器而非科學。現代科學產生之前，冷兵器同樣可以實現大規模屠殺。不借助高科技，普通槍支同樣能讓盧旺達的上百萬人死亡。所以，這些案例不能成為科學可怕的有效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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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中另外一種更加具體的說法，自此之後，用基因編輯技術改良甚至創造超級人類已經不可避免。

這種說法同樣很牽強：就算真能創造超級人類，也需要有超強的確定性的技術，但眼下，就賀建奎對露露和娜娜進行的敲除CCR5基因從而讓她們具有對HIV免疫這一點是否能最終實現，學界也還有很多爭論，何況要進行大面積、多基因地進行編輯操作呢！

在這一事件後，網友表達了對“人造人”的顧慮。然而目前來看，這種氾濫的情況從技術上到輿論上都會受限，並不會很快發生。

而且，即便在技術上可行，其發展過程中也一定會受到各種社會、體制和管制因素強有力的制約。此處，筆者要指出的是，具有商業上可行的批量化操作的對人類的基因改善，與賀建奎所做的編輯工作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的。賀建奎的工作雖然突破了科研倫理的底線，他仍然在追求科學家的行為邏輯，也就是尋求科學共同體的認可，這就會讓這一研究受到科學共同體的強大制約，從而基本杜絕了以這項研究作為基礎進行商業化的人類基因改良操作的可能性。

再者說，要改良自己的遺傳基因，就勢必會要對自己的新生子女進行仍然充滿科學不確定性的操作。越是有經濟基礎來負擔這種服務的人，恐怕越是不會冒這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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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作品的“邪惡博士”變成現實？

還有的讀者會問，那如果有“邪惡博士”利用基因編輯技術來對其他人子女操刀從而達到其瘋狂目的怎麼辦？如果他正好心術不正又能力超群，難道不會對全人類帶來威脅？

電影《X戰警》中的反派人物——玻利瓦爾·特拉斯克（Bolivar Trask）博士，製造並指揮新型特

然而，讓人“失望”的是，從上個世紀開始，這樣的“邪惡博士”雖然在影視作品中層出不窮（幾乎涉及到所有挑戰性的具有潛在風險的技術），在現實生活中卻從來沒有出現過，究其緣由，正是

回到現實一點的問題。很多科學家都認為賀建奎的這項工作將對中國科學的信譽造成嚴重打擊，甚至美國FDA局長或者NIH的主任這樣的大腕科研領導人還直接說這一行為會對整個科學的聲譽造成影響。

這一點確實是存在，在科技管理層面，用“危機”來形容賀建奎的此項工作一點也不過分。但既然是“危機”，妥善處理也就會帶來機遇，就像我們曾經遭遇的非典對整個中國公共衛生體系的促進一樣，這要決定於這樣的危機如何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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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建奎事件影響中國留學申請？

另外，一些網上流傳的文章提到已經有美國大學生命科學實驗室開始拒絕中國學者或學生的訪學申請，進而把這種情況當成對中國科學產生負面影響的證據。

對於這一點，筆者也不以為然。在過去五年，筆者一直擔任康奈爾大學中國訪學會的主要組織者，深知接待中國訪問學者的實驗室和接訪教授，除了本來就有長期合作的國外科學家，或經國內導師推薦願意接受訪學的實驗室，或本來就在國內很活躍的華人科學家這幾種情況外，其他訪學目的地都需要靠“大面積撒網”碰運氣。

個別實驗室不接待海量湧出的中國學者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何況中美關係緊張還讓很多過去願意接收中國訪學者的美國教授，在接收申請方面變得更加謹慎。這些情況都說明，海外實驗室不接納中國訪問學者的申請，與基因事件導致中國科學工作者失信之間，很難說有什麼因果關係。

海外實驗室不接納中國訪學申請，與基因編輯嬰兒事件導致中國科學工作者失信之間，很難說有什麼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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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的社會建構與社會契約

科學的展過程一定會受到社會、體制和管制各種因素的強有力制約。按照主流的建構理論，科學不能獨立於社會而存在，科學知識的生產過程中受到很多社會因素的影響，從而並不是什麼獨立於其社會條件的絕對客觀的知識。

多年來，科學的社會建構論主要用於批判所謂科學主義或科學霸權，從而被很多科學家不待見。但是它也有著積極的意義，正因為科學與社會這種緊密結合的關係，所以對於科學而言，合法的知識，需要充分考慮到“社會”的因素（這裡說的社會，在常規狀態下主要是指科學共同體內部的小同行，但也包括整個科學共同體的認可，在重大問題上，科學界之外的社會相關人群也有發言權）。

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一項成果之所以成為成果，是因為經過了同行評議期刊的發表，只有經過這種認可，我們才認為新的知識被生產出來。

回到最開始的例子，我們發現，賀建奎在基因編輯大會上被廣泛詬病的一點，是僅僅為其提前洩露研究成果而道歉。這種譴責無疑是正當的，但從另一個角度也可以看到，賀建奎計劃要等到基因編輯大會上才宣佈他的這一“成果”，在“成果”洩露後才訴諸媒體，所有這一切行動背後，得到同行認可的強烈願望溢於言表。因為如果沒有同行的認可，其工作及其創造的知識（基因編輯用於人類個體）都是沒有合法性的。在這種知識沒有合法性的情況下，怎麼能指望它會被廣泛應用呢？這也是上面所說的，賀建奎的研究固然突破了科研倫理的底線，但並沒有毀滅掉科學研究和科學共同體行為的基本共識。

賀建奎在第二屆國際人類基因組編輯峰會上發表演講，也是渴望得到同行認可。

我們看到，從賀建奎的同行到各種科普作家，科學共同體的各種機構乃至各國相關政府部門，在賀建奎事件被披露後，都在第一時間表示譴責。這說明，在事關“編輯人類生命”這種重大是非面前，突出科學界與社會價值取向一致非常重要。因為

生命倫理學家邱仁宗評“基因編輯嬰兒”研究：研究成果不該通過媒體發佈

這樣一來，在這樣重大的科學事件中，科學共同體尋求外部認可與科學共同體內部同行認可來達成知識的合法性，兩者就統一起來。也就是說，即便有個別科學家在心裡會認同賀建奎的做法，但由於外部價值的認可被內化成科學共同體小同行的知識認可，這些科學家也不得不剋制自己想複製效法賀建奎行為的念頭。

說到這裡有人可能會問，賀建奎一再強調，項目經費來自個人及所在機構的對其基本科研業務的資助（不限定具體的研究），既然如此，他何必在乎他人認可？如果他不在乎，那一些瘋狂的或者突破底線的行為又如何得到科學共同體的控制？

不然！現代科研早已告別小作坊時代，沒有昂貴的設備、廣泛的合作、以及各種社會支持，根本無法順利展開。我們通過賀建奎在基因編輯大會上的複述，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在這種情況下，固然個別科學家可以做出某種不被科學共同體接納的研究或技術，但其技術的可用性（需要反覆驗證）以及社會推廣仍然依賴於科學共同體內部成員之間的認可和共識。不久前被廣泛唾棄的韓春雨開發出“諾獎級”基因編輯技術這件事就是這方面最好的說明。

在如今科學界內外人人譴責的情況下，難道會有外部投資者認可該技術，來為這一科技投資，支持其反覆試驗或者改良工藝甚至廣泛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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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喚科學良治

總之，筆者認為，突破科研底線的基因編輯技術，其研究的後果總體上屬於可控的範疇。通過探討科學與社會彼此依賴的關係，可以看到，儘管底線已經突破，但可怕的結局尚不至於來臨——科學界會通過此起彼伏地發聲，一面凸顯自己的政治正確外，一面形成巨大和廣泛的壓力，從而讓科學共同體行為能符合社會的期待。

事件過後科學界發聲紛紛發聲指責賀建奎的行為。

這樣做很重要，但僅僅如此也不夠。

要落實科學造福社會、弘揚社會主流價值並約束對這種主流價值進行挑戰的科學行為，需要在各個層次上的科學良治。這種良治，需要以制度的力量確保科研倫理得到每一個科學家的切實尊重，也需要在處理危機中，體現出科學共同體勇於擔當的精神和縝密負責的態度，而不是首先想到把自己的責任摘乾淨。

這種良治，需要約束科學家，但同時又不是簡單地 “引刑入研”，用刑事手段來懲罰行為不端的科學家。做到這種良治，同樣需要將鼓勵科學家自由創造併為這種自由創造提供條件，與對科學家行為的約束有機結合在一起。

這一極端案例固然已經發生，但通過這一案例來梳理和推動相關的治理，對於中國科學界，不失為一次塞翁失馬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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