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世界銀行行長金墉突然宣佈辭職後，關於誰會接棒下屆世行行長的傳聞就一直沒有斷過。
1月11日，英國《金融時報》稱，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女兒伊萬卡·特朗普將成為新的世行行長第一順位候選人。
不過這則消息很快就被闢謠了。
14日，白宮通訊副主任傑西卡·迪託否認了有關猜測，他表示伊萬卡只是負責世界銀行行長人選的內部遴選工作，但她本人並不是該職位的候選人。
▲ 而根據《紐約時報》15日報道，美國白宮正考慮由百事可樂公司前首席執行官（CEO）因德拉·努伊接替金墉，出任世界銀行行長。
世行行長產生的“明規則”
世界銀行於1945年正式宣告成立，是美歐主導下的佈雷頓森林體系的經濟支柱之一。
如今，世界銀行已經成為聯合國經營國際金融業務的專門機構，同時也是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亞洲開發銀行並列的國際三大金融機構之一。
從產生流程上看，世界銀行行長的產生，形式上要通過世界銀行執行董事會（簡稱“世行執董會”）投票選舉通過，具體來說，要經過“提名—公示—面試—任命”的過程。
首先是世行執董會宣佈啟動行長遴選流程，開啟候選人提名期。成為世行行長候選人的前提條件必須是世行成員的公民。
然後，在提名截止後，將確定一個最多由3人組成的候選人名單。並在得到候選人本人同意後，公佈候選人姓名。
隨後，世行執董會將對這些候選人進行持續2—3周的正式面試。
最終，在提名截止後兩到三週內，世行執董會將做出世行行長的任命決定。
從能力素質看，擔任世界銀行行長需要有一定的業務門檻。
世行行長候選人須符合五項標準：
①具有經過實踐證明的領導業績；②具有管理大型國際機構的經驗和國際視野，熟悉公共部門；③具有闡明世行發展使命清晰願景的能力；④具有對多邊合作的堅定承諾與讚賞；⑤具備高效的外交溝通技能，在履行該職位職責時秉承公正客觀的態度。
自2011年以來，世行執董會表示一致同意採取公開透明、任人唯賢的選聘原則，所有世行成員均可提名。
近些年來，包括世行員工在內，各方都希望候選人的甄選是基於能力而非國籍。
金墉宣佈將要辭職的消息後，世行方面很快表示，將盡快啟動行長繼任者選拔程序。
1月10日，世行發佈新行長遴選流程，表示在行長選聘過程中要遵循公開、擇優和開放的原則。同時明確了相關的提名標準，要求新行長候選人必須來自世行成員國，並擁有良好的領導力記錄、管理大型國際機構的經驗，熟悉公共部門，有能力表達世行發展使命的清晰遠景，堅定承諾和讚賞多邊合作等素質。
按照世行發佈的遴選流程，此次候選人提名時間為美國東部時間2月7日上午9時至3月14日上午9時。世行執董們將從中選出最終入圍的3位候選人，並對其進行面試。預計新任行長將於4月中旬春季會議前選出。
對於世行新一任行長的人選，理論上世行189個成員國都可以提名其他候選人參與競選。
然而，事實真的如此嗎？
美國獨大的“暗規則”
無論標準如何公正、程序如何規範，世行行長都需要由世行執行董事會選出。
而世行執行董事會的話語權，本質上還掌握在以美國為主導的西方國家手中。這是因為，世界銀行按股份公司的原則建立，重要事項都需會員國投票決定，投票權的大小與會員國認購的股本成正比。
現階段，美國認購的股份最多，有投票權226178票，佔總投票數的17.37%。換句話說，美國仍是世界銀行名副其實的第一大股東。
由於世界銀行的重大政策提案必須得到85%的股份總額的支持才能通過，因此美國擁有唯一的一票否決權。
美歐1945年達成了“紳士協議”——所有世行行長都是美國人，而所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都來自歐洲。而這也是1945年以來，包括金墉在內的12任世行行長均由美國提名的原因。
從投票權重分配看，儘管2010年第二階段世行投票權改革中，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和轉軌國家（DTC國家）轉移3.13個百分點的投票權，但美國在世行的投票權，再加上歐盟執行董事的投票權，總投票權約為50%，仍然足以敲定每一任世界銀行行長的人選。
隨著世界新興經濟體日益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世行行長由“美國內定”的“潛規則”也遇到挑戰。
多位業內人士通過媒體發出呼聲，世界銀行想要贏得更為廣泛的國際支持，在行長的選拔上至少應該在南方國家和北方國家之間“輪流坐莊”。
金墉於2012年獲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提名世界銀行行長併成功連任，原定於2022年結束任期。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傑弗裡·薩克斯曾公開撰文，強調世行行長之職應針對世行職責遴選具有扶貧發展領域經驗的專家，不應由美國銀行家和政府高官“壟斷”。
印度央行前行長拉古拉姆·拉詹認為，如果世行、IMF等機構想要變得對全球其他地區更具吸引力，必須結束美國人擔任世行行長、歐洲人擔任IMF總裁的慣例。
世行董事會也表示，行長的遴選過程將是“公開、擇優與透明”的，這意味著不排除非美國候選人參選。
不過，儘管如此，但真正操作起來可能還是“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
早在2012年，哥倫比亞財政部前部長何塞·安東尼奧·奧坎波和尼日利亞財政部前部長恩戈齊·伊衛拉等人就曾向世行行長的位置發起努力，那是世行成立以來，首次有其他國家的候選人與美國提名的世行行長人選進行公開競爭。
結果，他們衝擊世行行長的努力均以失敗告終。
其中玄機一語即可道破——他們不是美國人。
業務優先還是美國優先？
由於美國在世界銀行擁有佔掌控比例的投票權，因此美國總統特朗普將對世行行長的人選有很大影響力。
從特朗普的用人喜好來看，讓世行朝著更符合“美國優先”理念的方向改革，似乎將是特朗普對世行行長人選的首要考慮。
人們對由特朗普政府遴選世行行長候選人的前景感到擔憂，不少人擔心美國會提名支持特朗普政策的候選人。
再來說說可能出任世行行長的百事公司前CEO英德拉·努伊。
努伊擔任百事CEO長達12年（2006—2018年），以超長時間的勤奮工作著稱，在她任期內，百事的年收入增長了81%。
而除努伊外，美方的潛在提名人選還包括：2018年12月卸任的美前駐聯合國大使妮基·黑莉、負責國際事務的財政部副部長大衛·馬爾帕斯與美國國際開發署署長馬克·格林。
自左向右分別是妮基·黑莉、大衛·馬爾帕斯和馬克·格林
這幾位對其他國家都不是“善茬”。
黑莉在聯合國的強硬激進表現，可謂“懟天、懟地、懟空氣”，曾嚴厲譴責俄羅斯干涉美國大選，猛烈抨擊敘利亞領導人阿薩德，甚至在加沙衝突、多國齊聲譴責以色列後，直接提前離場，卸任之後還在推特上發文，猛烈批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大衛·馬爾帕斯曾公開表示，全球不應再“祝賀”中國的進步和政策，因為中國有“明顯的非市場化行為”。他進而指責中國一方面在達沃斯上高調錶態，一方面堅持對自己有利的體系，從而造成全球其他多數地區的就業減少。
馬克•格林也曾表示，應謹慎對待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參與。理由是中國最初可能會提供寬鬆的貨幣政策，但這些貸款最終會導致無法維繫的長期債務。
英國《金融時報》指出，金墉的繼任者需要在一個緊張的地緣政治環境中公平行事，同時要對世行實施重大結構性改革。也許比以往任何時候，世行都更需要根據業績而不是單純的國籍來任命行長。
從世界銀行的歷史看，世行行長需要的是專業性而不是個性。
2005至2007年間，世行曾一度陷入混亂，內部人士認為這與時任行長沃爾福威茨直接推行美國外交政策有密切關聯。
因此，美國如果想繼續保持世行成員資格並保持其正常運轉，就必須確保其對世行的“現實主義”真正是“有原則”的，而不能肆無忌憚地奉行“美國優先”路線。
下一任世界銀行行長，到底是業務優先，還是美國優先？這最關鍵的一球，可能還在美國人腳下。
撰文 / 石留風
（雲南財經大學“一帶一路”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亞太智庫研究員）
閱讀更多 百萬莊通訊社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