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双》是这个国庆档里最大的惊喜。（当然，惊喜不等于狂喜，有些人说它是神作，那未免言过其实）。
摆到整个华语电影史上，就“罪案片”这个相当罕见的类型而言，它算是最出色的之一。
见的类型而言，它算是最出色的之一。
请注意“罪案片”的概念，它和传统意义上的“警匪片”，以及具有内地政宣特色的“公安侦缉题材”，都存在显著的区别。
这概念的显著标志在于，它的叙事中心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不聚焦于罪案侦破者的英明神武，也并不落定于罪案背后社会问题和人性阴暗的反思，而是对于罪案本身的展开方案与实施过程，进行了事无巨细的还原，事实上，这种“对罪案本身的沉迷，甚至对于罪案实施者的心理代入感”，构成了本片前半程里最精彩纷呈的部分。
也就是说，相比于加拿大街头和金三角雨林里的两场群战，相比于审讯室里抽丝剥茧的真相罗生门，印刷机、电版、无酸纸、变色油墨、伪造水印，这些闻所未闻的专业术语名词，支撑起了《无双》最引人入胜的记忆点。
“罪案片”对于港片和陆片而言，都是一个相对新颖的提法，所以，你真的很难区分，它这一次的业绩和成功，究竟在为哪一方代言。
乍一看，它确实具备经典港片里那些最常见、也最必需的东西：善与恶的灰色地带，比警察更有神采至少是更有故事的匪帮，极道双雄模式，身份错置后的焦虑（参见香港曾经出现过的大量卧底、反卧底、双面卧底题材），家族传承的、行规森严的、从不失手的生意，某些凌驾于正邪之上的、比道德教条更加通用的江湖金句——比如“任何东西做到极致，都是一种艺术”。
它用“精彩”遮住了一切，对“精彩”的沉迷让观众忽略了一切，不断出现的新事件、不断填充的新的兴奋点，这些，既是内地市场目前最大的喜闻乐见，也是内地市场一直以来最大的缺失和饥渴。
香港电影里最迷人的部分，或者说最当得起“港味”的部分，在我看来，可归结为“明明置身国际大都市中，却无处不涌动着一股江湖草莽气”——大概是因为，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这里没有一个强势的“国家”和“政府”，却孕育着空前茂盛的“社会”，包括亚社会，乃至，黑社会。
于是，相比于衣香鬓影、一掷万金的中环，电影中的香港，反而更偏爱泥沙俱下的旺角、庙街、油麻地、天水围，偏爱月黑风高夜里，各坛口的叔父们指挥子侄辈争夺话事人的角斗，这构成了港片最大的生机勃勃。
所以，港片的退潮，本质上是这种江湖感和草莽气的退潮，是97之后政治新格局、以及无孔不入的当代商业文明，共同重建的秩序方案里，“亚社会”与“黑社会”丢失了传统的存在机理，是利益至上的法则当中，兄弟情所遭遇的所有危机和挑战，以及对以之为内核的旧信条崩溃的隐约的恐惧——就像那句经典台词“我们已经不适合这个江湖了，因为我们都太念旧”。
那么《无双》可以说是一个逆行的、反其道而行的文本：不再是“明明置身国际大都市中，却无处不涌动着一股江湖草莽气”，而是“明明是一群江湖草莽，却无处不经营着一种国际大都市的格局”。
这是亚社会的精密化、资本化、流水线化，这是黑社会的跨国化、大工业化、产业链化，这是亚社会和黑社会一起玩出了主流社会的调调。想想被视作一个时代落幕挽歌的《夺命金》里，刘青云饰演的黑道人物豹哥，面对“资本运作”，曾经表现出了怎样的陌生与进退失据？
但如今，他们已游刃有余。
因为内地观众当下更热衷的，从来都是财富，以及规模。
相比义气，或者恩仇，这才是更能取悦这个时代的东西。
“港片不死”，这个口号从来都更像一种精神信仰，而不是一种基于现状的总结或推断——它好像随时可以附着在一部品相和票房相对靠谱的、内地资本和内地影人参与度相对不高的“纯香港制造”里、完成斩钉截铁的自我麻痹，然后被新一轮的不景气所证伪：从《无间道》系列到《窃听风云》系列再到《寒战》《毒战》系列，周而复始，其来有自。
其实，这本来就是个伪命题。
因为“纯港片”，其实已经不存在了。不管死还是活，它都已经蜕变了。
庄文强说，我都没死，港片怎么会死呢？
其实这话应该反过来，港片可能会死，但你怎么会死呢？
只要不那么在乎血统，只要不自设藩篱，只要不原教旨主义，谁都不会死。
有趣的是，《无双》一边用尽各种镜头语言帮周润发复现和追怀那个逝去的黄金岁月——仿佛隐喻：在一个高智商博弈蔚然成风的世界上，小马哥双枪飞舞在敌阵中的七进七出，只能存在于一场虚构叙述当中——一边却勇敢舍弃了传统港片里那些不讲究、沉不住气的东西，把住了相当稳健的节奏。
很难讲，前者和后者，究竟是谁成就了《无双》。
不过，守住情怀又不被情怀困死，这大概才是一种，最为聪明的，至少是最为务实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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