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陆军与大陆政策》是日本专家北冈伸一（曾任日本驻联合国大使，现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高级顾问）的著作，介绍日本从日俄战争后面向中国的大陆政策变迁。本文主要由南京小伙子沈治翻译，巴山夜雨参与创作评论，并获得授权发表。本篇为该书《序章》的后半部分）
本文主要阐述了书中的几个概念。
首先是日本的大陆政策，被分为中国政策和满洲经营政策。其中中国政策是笼统和整体地评价日本对中国的各种态度和手段。而满洲经营政策，则是日本对其侵占的桥头堡——东北领土如何进行具体的经营和掠夺。前者是总，后者是分。
其次，是提出了日本陆军中的不同集团对峙分歧。当然，对咱们中国人来说，他们都是侵略者。但具体在实践过程中，这种分歧和冲突有时候影响是很大的。本部分提到了三大派系：寺内正毅、田中义一（著名的田中奏折作者）和上原勇作。
最后说了下本书的章节划分，大致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1906-1912年，第二部分是1912-1914年，第三部分是1914-1918年。注意两个分界点。1912年是中华民国正式建立，1914年是一战爆发。也就是说日本入侵中国的背景在这两个分界点发生了极大变化，那么日本侵华的内容自然也就有不同了。
以下是正文，由沈治翻译。
序章（下）
综上所述，本书的基本的课题，就是以陆军的大陆政策为核心，考察这一时期日本大陆政策的展开过程和陆军在政治上的独立过程。
另一方面，这一课题虽然是本书的基本视角，但本书还必须从另外两个视角出发进行论述。
第一，本书将大陆政策分为中国政策和满洲经营政策两点，在注意这两点之间关联的同时、分别对其进行探讨。中国政策毋庸赘言，是泛指包括权利的夺取、借款的供给等、对中国的政策的所有内容。但这些并不是日本在大陆发展的全部，除此之外还存在着“要如何实现从中国获得的权利”、即所谓的殖民地经营上的问题。要描绘大陆发展的整体情况，就不得不将这一主要存在于满洲（南满、或者说南满以及内蒙古东部）的问题——即所谓满洲经营政策——包含在内。本书特意使用“大陆政策”这一稍显通俗的用语的理由也就在这里。
另一方面，日本的满洲经营政策，可以从铁道、金融和经营机关这三方面的问题予以阐明。只有从这些具体的问题出发，才能够对各指导者和各集团的政策一目了然。同时，铁道和金融这样对殖民地经营来说最重要的政策、以及经营机关的状况，才能反映出殖民地政策的领导权所在，这一点也同样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应当认识到，陆军——不管是从政策上来说还是权力上来说——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相互对立的多个集团的集合。本书的看法是，这种陆军内部的对立关系，才是把握这一时期大陆政策与陆军的变化之间的一系列具体的、内在的、主动的关联的关键所在（5）。
在书中主要提到的集团及其领导者，是同时也作为长州藩阀全体的指导者的寺内正毅、同样是长州人但是属于年轻一代的田中义一、以及萨摩派的上原勇作及团结在其周围的“上原派”。这三者间政策、权利的关系以及其推移变化，则是本书关注的焦点问题。
（寺内正毅）
同时，需要对“没有列举出长州藩阀的指导者山县有朋”这一点做一些说明。一般来说，像长州藩阀这样担当着统合国家这一重任的政治集团，即使内部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紧张和对立关系，但其作为整体必须形成一个一定程度上统一的政策体系，而为此进行的内部调整则是不可或缺的。
本书的看法是：日俄战争之后的山县有朋虽然依然是作为藩阀象征的统治者、指导者，却并非更具意义的、在政策和实践上的统治者和指导者——这一角色是由桂太郎和寺内正毅来担当的（6）。
（山县有朋）
最后简单的梳理一下本书的构成。
第一章是从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年初到明治四十四、四十五年；第二章是明治四十五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三章是从一战爆发到一战末期，也就是到大正七年（1918年）九月为止。
各章分别以各个不同时期的大陆政策和陆军为对象进行研究（7）。各章第一节的研究对象是大陆政策中的陆军，第二节的研究对象是陆军的大陆政策。各章的内容，第一节的第一部分是“以中国政策为对象进行研究”，第二部分是“以满洲经营政策为对象进行研究”。第二部分又各自分为（1）“铁道问题”、（2）“金融问题”、（3）“经营机关问题”。
另外，只在第一章设置了序节部分。这是因为要将大陆政策在日俄战争后总体对外关系中的位置、与明治四十年日本帝国国防方针的成立、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第一章的序节就是作为这一整体论述的导入点而设置的（8）。
注释
（5）陆军“在日俄战争后的政治性独立的倾向”以及“对大陆政策的积极参与”这两点，自今井清一《大正时期军部的政治性地位》（《思想》一九五七年九月号、十二月号）以来，便为这一时期的陆军为对象所做的各项研究所一致承认。然而这两点的具体意义、以及两点间的相互关联，却并未得到完全的阐明。导致这一问题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学界迟迟未能阐明在“陆军的权利和政策的一体性”这一不言自明的前提下、陆军内部的政治过程。
（6）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山县的影响力立即发生了减退。正如下文中所论述的，山县无论是作为政界全体的领导者、外交方面的指导者和建议者、还是——虽然这一说法与一般观点略为相反——作为陆军局部利益的代言人，都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山县作为藩阀指导者的作用，如上所述一般产生了上下之间的分化。此外作为长州藩阀以及陆军的指导者，山县之所以相对更加重视寺内而不是桂，除了桂在大正二年秋便已去世之外，主要的原因是桂在陆军的影响力、在相对较早的时期便已出现了减退。
（7）本书所研究的时期始于明治三十九年一月，是因为此时日俄战争和北京条约（注：《满州善后协议》）（明治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此时已经完全结束、而负责战后经营的新内阁也已随即成立（明治三十九年一月七日）。而本书所研究的时期结束于大正七年九月，则是因为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终于近在眼前（九月三十日保加利亚与协约国达成停战协议，十月三日德国提出对美停战）、而迎接战后时期的新内阁也已于此时成立（九月二十九日）。
（8）原则上，本书将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政策、排除出日本大陆政策的范围之外。这当然不代表本书否认朝鲜政策的重要性，而是因为在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对朝鲜的支配至少在列强之间基本获得承认，相对较少成为引起国际争议的焦点。此外，日本对于东部西伯利亚的政策，也由于在持续性上无法与日本对中国和满州的政策相比，原则上同样被排除在大陆政策的范围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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