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澤消防在災難中演進
兩重契機
何人不道看燈來，詎料春燈是禍胎。
摯妹攜兒歡喜出，無端痛哭輿尸回。
這是南社早期社員沈雲寫的一首竹枝詞，描述的是當年盛澤鎮上發生的一場特大火災。在災難發生時，由於著名士紳鄭式如當街大開正門引入避難人群，致大大減少了這場災難中的死傷。災後，為便於繁華街市上擁擠的人群分流，他又慷慨舍地，闢成一條較寬巷子“茂林裡”（俗稱新開弄）。百年來，地方無不厚鄭氏之德，傳頌之聲不絕。近年更有有心人提起這段往事，撰寫成文，以彰先賢。只是現代人寫的百年前事，所依據的都是沈雲《盛湖竹枝詞》中所載，一些緊要內容有漏，甚至連沈雲自己都已經弄錯了火災發生的具體年份，把民國五年（1916）說成了“民國四年”，致連月、日都成了錯訛，1991年出版的《盛澤鎮志》也因襲沈雲舊說，更造成了後世人的迷茫。
最近，因吳江區詩詞協會組織重訪新南社成員遺存，再遊鄭氏舊宅和新開弄，感念之餘，有了釐清百年前這樁公案几處主要情況的想法。也是事有湊巧，我手中有來自網友提供的，1887年到1929年間刊載於上海《申報》的、關於盛澤火災情況的十段報道，其中1916年3月23日晚8時許在出馬燈時引發的一場大火災，正是這十段報道中最突出的一條。兩相對照，不僅可以糾正沈雲舊說在時間上的錯訛，更有助於推詳一百多年前盛澤民間消防事業的一些演進變化。這就是產生這篇文章的兩重契機也。
災情始末
元宵節出燈會，乃盛澤舊俗，雖非政府倡導，卻也是地方紳商通力合作，屬民間春節期間的最後一臺大戲，一般要延續數天時間。此後，即意味著春節已經逝去，各行各業開業，都要為掙錢而努力了。因為是歡慶的新春，人人都要圖個吉祥，尤其是商家，要為以後的生意結緣，故對這樣一場活動的經濟需求都表現得比較慷慨。也正因此，地方上的一些無業遊民、地痞流氓，便將此視作斂財的機會。《申報》1916年3月29日載嘉興訪事人文：“吳江縣屬之盛澤鎮地居江浙交界，人煙稠密，流氓頗多，每藉賽會迎神為名，藉端敲詐搶劫。”可見此情屬實。報上又說：“今歲又有大出花燈之舉，已及旬日。”元宵燈會鬧了十天，至多到正月底（3月3日），應已停息。然而到3月23日（農曆二月二十日）前，“復有流氓計老五、沈金金、沈老興、仲愛生、包文勇、仲炳生等在小街僻巷舉行，嗣因無人干涉遂肆無忌憚”。很明顯，其時元宵早過，這完全是一次非常規的活動。因已進行了數日，由僻巷轉入了大街，在社會上造成了影響，四面八方的人紛至沓來觀看出馬燈。至“二十三日晚，有協康祥布店因樓上懸掛洋燈落地致肇火災。當時一群看客聞警擁向西去，仆倒踐踏，老者幼者均被壓死，一時哭聲震天，一般流氓乘此搶劫婦女首飾，內有婦女並非燒死，竟被各流氓硬致之死地，事後檢點共燒去市房三百餘間，人死二百不餘，自東廟橋至登椿橋，屍體遍地，現正查訪候認，誠慘不忍聞之浩劫也”。
沈雲的《盛湖竹枝詞》中除上列一首詩外，尚有註釋文字：“民國四年四月六日夜，馬燈聚東社廟，觀者塞途，婦孺列坐店鋪幾滿，鄉民猶續續來。某布店忽兆焚如，火烈街狹，市河尤窄，南北兩大街同時著火，赤熛四射，不可鄉（向）邇，延燒至齡嘉橋以西始熄。繁盛市廛瞬成灰燼，喪失貨財億萬計，莠民趁機劫奪，衢路擠塞，籍踏焚壓死者約八十餘人，婦稚尤居多數，受傷者不可勝計，誠未有之浩劫也。”
兩段記載，除時間外，內容基本一致。隨後，沈雲在《盛湖雜錄·記大火》中又敘述了此事，稱“北大街協康祥布店起火，頃刻間延燒南北兩大街”，更證明兩者所述完全是同一件事。他把日期調整為“民國四年春，二月二十二日（農曆）”，然而卻是錯的，其原因在於這位老先生記錯了年份，蓋民國四年二月二十二日，換算成公曆，是1915年4月6日，他提早了一年。而在這一點上，《申報》是絕對不會錯的，尤其是此事當年還有後續報道：“1916年4月1日更正：二十九日載盛澤火災一節內發起馬燈人有仲炳生、仲愛生兩名，茲悉仲君向業綢綾，安分勞生，於此事毫無關係，想系傳聞之誤，特為更正以昭核實。”
現在時間上得到釐清後，對該事件的描述上，就可以起到互補的作用了。
《申報》上說：這燈會是在元宵“旬日”燈會結束以後，又隔了二十來天，“復有流氓……在小街僻巷舉行，嗣因無人干涉遂肆無忌憚”，越鬧越大；火災發生後“一般流氓乘此搶劫婦女首飾，內有婦女並非燒死，竟被各流氓硬致之死地”。記得兒時曾聽我乾娘講述：“流氓趁亂搶火燒場，再慘的是有的女人戒子、耳環首飾被搶去後，人還被推進了火裡。”我的乾娘是1904年生人，火災發生時虛齡十三歲，她是向我講述那天干爹陸希隆在現場救人事蹟時說的這番話。而沈雲則用“莠民趁機劫奪”一句概括了“各流氓”的這一惡行。
綜合兩種敘述。《申報》載：這一場大火“於二十三日晚間八時，適當花燈熱鬧時，突起火警自東至西計延燒二里，直至十一時半始熄”。沈雲說：“南北兩大街同時著火，赤熛四射，不可鄉（向）邇，延燒至齡嘉橋以西始熄。”前者有確切的時間，八時到十一時半，歷三個半小時，但“延燒二里”卻是誇張了，即便到了登椿橋處（今北仲家弄稍偏西），也不足五百米，或者“報事人”是將夾河兩大街加起來計算了。“事後檢點共燒去市房三百餘間”，按沈雲的說法，自東廟橋“延燒至齡嘉橋以西”，那麼這段距離最多三百多米，如果每間門面房的平均跨度是三米，市河兩岸，南北大街有四排房屋，扣去里弄（如上岸的卜家弄、華家弄，下岸的鮑家弄、申家弄、潘家弄、北斗弄等，及上、下岸的各條通落水河橋的短弄），差不多在三百間左右。
再看傷亡數字。《申報》記載：“人死二百不餘”，即近二百人。但沈雲給出的確切數字是“籍踏焚壓死者約八十餘人”。這二者差異很大，究其原因，前者是現場目擊，“自東廟橋至登椿橋，屍體遍地”，但倒在路上的不一定全是死人，其間有許多是因煙熏火燎而昏迷過去的人，或被踩踏至重傷並未致死的，如此混亂的現場，又是在深夜或次日，一片狼藉，是難以區分的。而沈雲的數字產生在事後，在諸事料理之後，所以死八十餘人是不含傷者的最後結論。此外，古代沒有統計學，用文學語言來描繪財產損失，只能是“喪失貨財億萬計”來形容了。
災情始末
火災以後，盛澤鎮在重建中出現了很大變化。其間，首推茂林裡（新開弄）的開闢。前文說到火災時鄭式如大開正門疏散引入避難人群，“救人無算”。災後“鄭君更舍地開一新弄通敦仁裡”，使盛澤鎮最繁華的長慶坊地段（東廟橋到齡嘉橋），北大街中部多了一條通徑。可千萬不可小看了這麼一條弄，它全長近百米，均寬四米多，大半畝地，又是在鎮上寸土寸金的最繁華地段，即便在當時這地價也是不輕。因為有了新開弄，在此後的近五十年，長慶坊地段繁華依舊，而擁堵、擠壓現象再未出現。
另一重要變化是街市重建。據沈雲詩注；“自大火後，士紳為防患未然計，乃設市政公所，下岸地基悉由公所蓋造出租，而歸其地租於業主。拆去沿河挑徑，放寬街面，屋不蓋樓，以洋鉛代瓦。上岸各巨肆亦築堅牆石庫門，多僻後戶。”這一段信息很重要。首先是“乃設市政公所”。其時盛澤尚屬自治期，自治總董王湛霖，鄭式如是商會會長。這市政公所，應為市政建設而專設，恰如今天城建辦的濫觴，是盛澤鎮上的第一次統一規劃，統一建設。“拆去沿河挑徑，放寬街面，屋不蓋樓，以洋鉛代瓦”，就是改變過去下灘房在水中立柱，房屋有小部分延伸入河，猶如雲南吊腳樓般的樣子。在統一建設了河道駁岸後只建平房作鋪面，且用洋鉛皮作屋頂，既防火，又大大減輕承重。而放寬街面，則主要是指上岸的沿街房重建時後縮一定距離，同時，沿街前店後房的一些房子改成了石庫門，或店堂後的房屋建成了封火牆和石庫門，如北大街的“吳隆泰茶葉店”、洪氏舊宅，南大街的“石門裡王家”（六七十年代時供銷社糧油店），還有主動後縮數米開店，如“同福南北貨店”等等。
這樣建成後的場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時還存在。從東廟橋以西開始，上岸的“方興泰絲線作”、“協昌燭號”和正對的“義昌腿號”是二層樓房，這裡因未遭火災，故建築仍為舊貌，這一段街面也沒有得到放寬。在我的記憶裡，整條北大街，此處是最窄的咽喉，路面寬不過三米，抬頭望天，天僅一線，由於挑簷的緣故，如遇下雨，南北的簷前滴水都會滴落在一把撐開的雨傘上。過了這一段，首先是“吳隆泰茶葉店”，石庫門後退了一米多，緊接著過了“沈氏五金店”，到“同福南北貨店”的門臉又向北縮進了約有二米。所以建成後的北大街，下灘門臉房是由東向西一致的，而上岸門臉房則頗有凹凸，但總體上是回縮的。
這一段重建工作持續了多長時間現在已無從查考，唯在三年後（1919年8月）鄭式如“竟以微疾歿於第宅”，享年僅五十三歲，可能是災後的料理和街區的重建太辛苦了吧。還有一點誰也沒有料到的是，這重建後的大街僅維持不足十年。1926年秋，盛澤遭遇了一場巨大的風災，龍捲風沿市河席捲，兩岸的下灘房竟全部被毀。有人總結；“這洋鉛屋頂太輕，龍捲風過，勢如破竹，屋頂被卷，兩岸下灘房全倒入河中。”此事與1916年的大火正好相距十年。當然，這是另一個話題了。
消防建設
最後一個重要舉措是“盛澤救火會”的成立。水龍救火，在盛澤起自何時，難以考證。僅《申報》所載，1887年3月30日和5月7日的兩次大火，就有“水龍撲救不及”和“闔鎮水龍鹹來噴救”之句，顯然說明盛澤用水龍救火的時間還是很早的，而且還不止一架水龍。不清楚的是，那時水龍是啥樣子，以及有沒有救火組織。
在我的印象裡，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東廟的東山門內是龍房，正對大門就放置著一架水龍，木製的橢圓形大桶，大桶中間有一個支架，支架左右各有一個柱狀金屬圓桶，連著可上下運動的活塞（皮碗），一根粗大的木扛連接這三個點，兩邊各有數人輪流按壓，另有十多人排了隊，不斷挑水倒入大桶，大桶一邊有出水口連著水龍帶和龍嘴，隨著不停地按壓，水就從龍嘴噴出，只是揚程不過十來米，而且只要兩端按壓的人速度稍慢，出水就小且慢了。我們叫它“撳龍”，兒時曾看到過試龍，所以有印象。但其時東廟龍房裡已經有了“洋龍”，是一種裝在小車上的柴油發動機，小車周圍還掛著一圈圈龍帶和其它設備，車頭挑著一隻銅鐘，出發救火時，這銅鐘當、當、當一路急響。所以放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這樣的“撳龍”雖仍在使用，但已是落後的玩意兒了。
盛澤歷史上火災頻發，更兼建築都是連成片的木架構，一旦引發火災，往往損失慘重，故盛澤的救火水龍，很早就有了。據《申報》刊載：1887年3月30日和5月7日在登椿橋處和東廟橋堍分別發生火災，“眾人從睡夢中警覺，只得冒火而逃，水龍救亦不及”，“當即鳴鑼報警，闔鎮水龍鹹來噴救”。1897年也有兩場大火，一次是在2月初（除夕夜）“朱立興廣雜貨店因高燒樺燭為守歲之舉，燭花爆烈未及覺察，延及引火之物以致遽兆焚如”。另一次是“本月二十三日夜已將半，盛澤鎮十字路某鋪失慎，直至冒穿屋頂人始警覺，為更夫所見，即鳴鑼報警，各水龍飛馳畢集，灌水狂噴追火，救熄天已破曉”。以上數條，足見早在十九世紀末，盛澤即已備有水龍，而且不是一兩架，但這所謂“水龍”，應比“撳龍”還要落後，或規格很小，甚至只是一種水槍，或唧筒一類，單人使用，滅火效果實在太差。試想，一間店鋪失火，已燒至冒頂才發現，待“水龍飛馳畢集”，自半夜救至破曉，至少四個多小時，名曰“救熄”，實在是已燒完了。
這樣的消防設施在1916年大火以後才有了改變。1929年5月9日《申報》載：“昨晨六時許，該鎮東廟橋附近之協昌燭號不知因何失慎，致肇焚如，當時因人多未起，又因街道狹隘，頓時火勢猛烈，延燒上下岸商號。旋經各坊義龍到場施救，至八時許火始熄滅。計被焚去協昌燭號、義昌腿號、永興祥煙紙號、許姓洋機店、豫（吳）隆泰茶號、某衣莊、某肉莊等十餘家，房屋數十幢，損失在二萬金以上。”這一個報道中傳達了兩個重要信息：
六時許起火，八時許救熄，僅歷兩個小時。假定自火警響起到各坊聞警，集中人員，出動義龍，現場部署，確切地說，真正救火的時間不會超過一小時。
這場大火，我也聽我乾娘說起過，起火是在協昌燭號（鳳雲祥）樓上，最先延燒是對面的義昌腿號（泰豐醃臘），因為東廟龍房近在咫尺，撲救及時，除“協昌燭號”因易燃物多，毀損較重外，其餘房屋燒去的都是部分，而且都沒有燒穿頂致整幢房屋塌陷的，更沒有人員傷亡。
另一重要信息是：“各坊義龍到場施救。”“各坊義龍”之稱初次出現，應該體現了一種義務救火的組織形式。同時，盛澤當時“義龍”不止東廟（長慶坊）一處。據我們後來所知，至少“綢業公所”、西廟，都有龍房，稍遠些的花園街（仁壽坊）民國初年即有“龍社”等。由於沒有確切的數據說明當時“龍房”的分佈情況，此僅是我兒時知道的點滴。但從“各坊義龍到場施救”的說法和過火延燒房屋達數十幢、而大火又被迅速撲滅的情況，可看出當時參加救火的義龍至少在五家以上。這就說明1916年大火以後，盛澤鎮以坊為單位，完全屬義務的消防設施與盛澤救火會的組織建設已經出現。
古時盛澤，凡商業區皆以“坊”稱，如：自東廟橋至齡嘉橋段稱“長慶坊”，齡嘉橋至登椿橋段稱“齡泰坊”，登椿橋至善嘉橋段稱“登椿坊”等，並以南北區別之，其實就是南、北大街。其它還有幾個坊，如：“尚義坊”、“仁壽坊”（花園街），北勝坊（斜橋一帶），“南勝坊”（烏新橋一帶）等。根據《盛澤鎮志》記載：“民國十三年（1924），由里人李紹欽發起，成立東區救火會，購洋龍一架，但因經費短缺未正式成立。翌年6月，由吳容波、徐文青諸人募款，購置設備，建立盛澤區救火會。”顯然，這“義龍”即“洋龍”，與過去的“水龍”已不可同日而語了。從1925年到1929年，期間沒有其它火災的報道，是否可以認為，這場大火正是盛澤鎮成立救火會後的發軔初試，而且效果大佳，“救火會”一下子打出了名聲。
由尋訪南社社員舊居，起意撰寫柳亞子岳丈鄭式如情事，又因發現刊載於上海《申報》上的，發生於1887年至1929年間盛澤歷次火災的新聞報道，在考證1916年盛澤大火的同時，又涉及到了盛澤消防建設的一些歷史情況。在我的記憶裡，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盛澤有“義勇救火聯合會”，會部設在東廟東山門樓上，樓下是龍房，龍房正中放著一臺“洋龍”，兩邊有木架，排列著紫銅製的火把、消防斧等，牆上還掛著救火員戴的銅盆帽和專用衣褲。在東廟內的“仝羽春”茶樓下“老火灶”南首，有兩間房，是“義勇救火會”人員的專用茶室。這樣的“救火會”，除東廟外，還有西廟等七處，總會長是王雨生。這一些，大致是民國年間經過血與火的洗禮後建立起來的盛澤鎮消防力量。1954年後，“義勇救火會”歸派出所領導，改稱“人民消防隊”，盛澤鎮的消防事業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再說盛澤消防
前不久撰寫了《盛澤消防在災難中演進》一文，該文從上海《申報》所載的十段盛澤火災情事，反映1887年以後到建國初，鎮上民間消防建設的發展變化。其中談到了筆者當年曾目睹東廟試龍之事，因其還涉及地方民俗，未免還要多說幾句。
火災是對人類安全和生存的最大危害之一，所以在很久以前人們就發明和使用消防工具，水袋和唧筒都是原始的消防工具。水袋是以皮縫製的大口袋，在口袋上裝上竹製或鐵製的噴嘴，使用時將水灌入袋中，用力擠壓水袋，袋裡的水就順噴嘴的方向射向遠處，達到以水滅火的目的；唧筒又叫水槍，以一根稍細的中空的“槍”緊密套入另一根稍粗的“槍”狀筒體內，使用時將粗筒內灌滿水，使勁將細筒往下壓，粗筒內的水就沿細筒噴向遠方，達到滅火的效果。這兩種消防工具噴水量很小，且噴一次水後需立即再灌水，其滅火能力和效果就可想而知了。它唯一的好處就是比用各種手持容器潑水較能及遠，也不受小弄小巷的地域限制，這樣的水袋和唧筒，古代大戶人家應有能力置辦，同時，一般家庭都有水缸儲水，有條件的還在天井按有水缸，接存雨水以備不測，聯想到故宮裡的數百隻大銅缸也為救火所備，可見“救火之器，古惟水袋、唧筒”之說，其存在年代的久遠。
清代《冷廬雜識》卷六中有這樣一段敘述：“順治初，上海縣唐氏得水龍之制於倭人，久而他處漸傳其制”。這實際上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撳龍”，一種人工水泵，這種水泵比水袋、唧筒的噴水量大得多，只要挑水及時，就可以不間斷地噴水，它與天上會噴水的龍有點相像，於是被叫作“水龍”，接水的帶子被叫作“水龍帶”，噴水頭子被叫作“水龍頭”，後省稱“龍頭”。換言之，水龍的原始形制是順治初（1644年）從日本傳入中國的，作為當時的滅火利器，自然會逐漸推廣開來，所以在1887年3月30日和5月7日先後刊載於《申報》上有關盛澤火災的報道就有“水龍救亦不及”和“闔鎮水龍鹹來噴救”的提法。據瞭解，服侍一部“撳龍”需要有數十名體力強壯的人員通力合作，就以筆者所見的那次東廟試龍為例，按壓兩邊槓桿的就要八人，即一端二人，兩班輪換；拖拽龍帶和掌握龍嘴的也要三至四人；挑水的人最多，即如當時東廟臨河，也要超過十人，而且都是奔跑的狀態方能保證供水；刀斧手若干人。救火還要有刀斧手，這可不是瞎說的，而且能擔任刀斧手的都是當時一批最勇敢的人。由於過去的房屋都是木架構，一家起火往往會延燒一大片，所以救火時衝在第一線的就是那些刀斧手，他們必須在到達火場後即迅速作出判斷，選擇下風處，揮斧砍出通道，截斷烈火的延燒，這時可不管是誰家的房屋，都會被犧牲。此外，可能還有後勤保障和管理等人員。可見，沒有相當的經濟實力支撐和一定的組織結構，是不可能擁有這樣的一支消防隊伍的，而盛澤以其雄厚的經濟基礎，在“撳龍”傳入中國二百多年後有了這樣的設備，組成了“龍會”一類的民間組織，而且由“闔鎮水龍鹹來噴救”可知這樣的組織已非一、二家，反過來也正證明了當時的社會需求。
人們常說“水火無情”，對於像我們盛澤一類的水鄉古鎮，水與火是最易成災的兩大危害，這裡撇開水害等其它災害不提，單說火災，據同治《盛湖志》災害卷記述：
清乾隆五年（1740）“戚道充家失火，傷六人”；
“乾隆六年（1741）冬十一月範漢昭家失火，延燒數十家”；
“乾隆十七年（1752）春三月丙申，新街災火逾善嘉橋，延燒北岸五百餘家”；
“嘉慶二十三年（1818）二月，西腸圩沈氏失火，火攔其門不得出，傷十一人。主人踉蹌走出，僅存隻身，須已焦矣”；
“道光元年（1821）六月，北大街善嘉橋一帶失火，西至徐姓，東至許家灣，延燒數十家”，“次日，南大街又火，延燒十餘家。”等等。
而盛澤最大的一場大火，發生在清同治三年（1864）正月,“粵賊居里中者，謀遁，焚掠而去，土匪助之，南北兩大街，花園街室廬俱盡，各坊巷也大半毀焉。”
須知，凡被採入方誌的，一般都是損失較大的災害，自1740年到1864年，七十餘年間七場大火，差不多十年一次，尤其是1864年的這一場人為縱火，盛澤鎮的繁華地段幾被全毀，以致痛定思痛，經過二十多年的恢復重建後，到1887年，盛澤的消防設備和組織也同步建設了起來。這雖屬推論，卻合情理耳。
從《申報》所載的盛澤火災信息中，我們可知，舊時民間消防組織的名稱叫“救火會”，更早的就叫“義龍”。但前者可說是組織名稱，而後者卻顯示的是義務性的組織性質，那麼，1887年時期的名稱是什麼呢？沒有可稽資料。最近瀏覽網頁，偶然發現，我們江南一帶的救火組織，名稱都叫“水龍會”，而且與當時的一項重要民俗有關。
原來古時農曆五月二十日是“分龍日”，是祈雨的日子，民諺雲：“二十分龍廿一雨，石頭縫裡都是米。”但若是廿一這一天萬里無雲，連雨影子也不見，那可是“觸黴頭”的“倒運”年份。所以人們就要在“分龍”這一天把能盛水的器具全取出來在廿一日進行一次人工降雨，這就有點像雲南的潑水節。上海民諺“二十分龍廿一雨，水車擱拉弄堂裡”，這一天的賽事活動就被稱作“水龍會”，當有了“撳龍”後，這一天就演變成了檢驗消防設施，進行消防演習的“消防日”，我也依稀記得，當年在東廟看“試龍”時天氣已經很熱了，尤其是挑水的十幾個人，穿的都是單衣，甚至“背搭”了，估計正是“分龍”之時吧。相信老一輩的人一定會記得這“分龍”習俗的，可惜這種民俗特色濃厚的節慶活動，到上世紀五十年代後便逐漸淡化了，儘管消防演習年年要舉行，“分龍”一說卻已無人提起。
蕭海銘2018/12/21
（配圖均由蕭海銘先生提供，部分系網摘）
~~ 本期編輯：雲巛 2018.12.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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