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泽消防在灾难中演进
两重契机
何人不道看灯来，讵料春灯是祸胎。
挚妹携儿欢喜出，无端痛哭舆尸回。
这是南社早期社员沈云写的一首竹枝词，描述的是当年盛泽镇上发生的一场特大火灾。在灾难发生时，由于著名士绅郑式如当街大开正门引入避难人群，致大大减少了这场灾难中的死伤。灾后，为便于繁华街市上拥挤的人群分流，他又慷慨舍地，辟成一条较宽巷子“茂林里”（俗称新开弄）。百年来，地方无不厚郑氏之德，传颂之声不绝。近年更有有心人提起这段往事，撰写成文，以彰先贤。只是现代人写的百年前事，所依据的都是沈云《盛湖竹枝词》中所载，一些紧要内容有漏，甚至连沈云自己都已经弄错了火灾发生的具体年份，把民国五年（1916）说成了“民国四年”，致连月、日都成了错讹，1991年出版的《盛泽镇志》也因袭沈云旧说，更造成了后世人的迷茫。
最近，因吴江区诗词协会组织重访新南社成员遗存，再游郑氏旧宅和新开弄，感念之余，有了厘清百年前这桩公案几处主要情况的想法。也是事有凑巧，我手中有来自网友提供的，1887年到1929年间刊载于上海《申报》的、关于盛泽火灾情况的十段报道，其中1916年3月23日晚8时许在出马灯时引发的一场大火灾，正是这十段报道中最突出的一条。两相对照，不仅可以纠正沈云旧说在时间上的错讹，更有助于推详一百多年前盛泽民间消防事业的一些演进变化。这就是产生这篇文章的两重契机也。
灾情始末
元宵节出灯会，乃盛泽旧俗，虽非政府倡导，却也是地方绅商通力合作，属民间春节期间的最后一台大戏，一般要延续数天时间。此后，即意味着春节已经逝去，各行各业开业，都要为挣钱而努力了。因为是欢庆的新春，人人都要图个吉祥，尤其是商家，要为以后的生意结缘，故对这样一场活动的经济需求都表现得比较慷慨。也正因此，地方上的一些无业游民、地痞流氓，便将此视作敛财的机会。《申报》1916年3月29日载嘉兴访事人文：“吴江县属之盛泽镇地居江浙交界，人烟稠密，流氓颇多，每藉赛会迎神为名，借端敲诈抢劫。”可见此情属实。报上又说：“今岁又有大出花灯之举，已及旬日。”元宵灯会闹了十天，至多到正月底（3月3日），应已停息。然而到3月23日（农历二月二十日）前，“复有流氓计老五、沈金金、沈老兴、仲爱生、包文勇、仲炳生等在小街僻巷举行，嗣因无人干涉遂肆无忌惮”。很明显，其时元宵早过，这完全是一次非常规的活动。因已进行了数日，由僻巷转入了大街，在社会上造成了影响，四面八方的人纷至沓来观看出马灯。至“二十三日晚，有协康祥布店因楼上悬挂洋灯落地致肇火灾。当时一群看客闻警拥向西去，仆倒践踏，老者幼者均被压死，一时哭声震天，一般流氓乘此抢劫妇女首饰，内有妇女并非烧死，竟被各流氓硬致之死地，事后检点共烧去市房三百余间，人死二百不余，自东庙桥至登椿桥，尸体遍地，现正查访候认，诚惨不忍闻之浩劫也”。
沈云的《盛湖竹枝词》中除上列一首诗外，尚有注释文字：“民国四年四月六日夜，马灯聚东社庙，观者塞途，妇孺列坐店铺几满，乡民犹续续来。某布店忽兆焚如，火烈街狭，市河尤窄，南北两大街同时着火，赤熛四射，不可乡（向）迩，延烧至龄嘉桥以西始熄。繁盛市廛瞬成灰烬，丧失货财亿万计，莠民趁机劫夺，衢路挤塞，籍踏焚压死者约八十余人，妇稚尤居多数，受伤者不可胜计，诚未有之浩劫也。”
两段记载，除时间外，内容基本一致。随后，沈云在《盛湖杂录·记大火》中又叙述了此事，称“北大街协康祥布店起火，顷刻间延烧南北两大街”，更证明两者所述完全是同一件事。他把日期调整为“民国四年春，二月二十二日（农历）”，然而却是错的，其原因在于这位老先生记错了年份，盖民国四年二月二十二日，换算成公历，是1915年4月6日，他提早了一年。而在这一点上，《申报》是绝对不会错的，尤其是此事当年还有后续报道：“1916年4月1日更正：二十九日载盛泽火灾一节内发起马灯人有仲炳生、仲爱生两名，兹悉仲君向业绸绫，安分劳生，于此事毫无关系，想系传闻之误，特为更正以昭核实。”
现在时间上得到厘清后，对该事件的描述上，就可以起到互补的作用了。
《申报》上说：这灯会是在元宵“旬日”灯会结束以后，又隔了二十来天，“复有流氓……在小街僻巷举行，嗣因无人干涉遂肆无忌惮”，越闹越大；火灾发生后“一般流氓乘此抢劫妇女首饰，内有妇女并非烧死，竟被各流氓硬致之死地”。记得儿时曾听我乾娘讲述：“流氓趁乱抢火烧场，再惨的是有的女人戒子、耳环首饰被抢去后，人还被推进了火里。”我的乾娘是1904年生人，火灾发生时虚龄十三岁，她是向我讲述那天干爹陆希隆在现场救人事迹时说的这番话。而沈云则用“莠民趁机劫夺”一句概括了“各流氓”的这一恶行。
综合两种叙述。《申报》载：这一场大火“于二十三日晚间八时，适当花灯热闹时，突起火警自东至西计延烧二里，直至十一时半始熄”。沈云说：“南北两大街同时着火，赤熛四射，不可乡（向）迩，延烧至龄嘉桥以西始熄。”前者有确切的时间，八时到十一时半，历三个半小时，但“延烧二里”却是夸张了，即便到了登椿桥处（今北仲家弄稍偏西），也不足五百米，或者“报事人”是将夹河两大街加起来计算了。“事后检点共烧去市房三百余间”，按沈云的说法，自东庙桥“延烧至龄嘉桥以西”，那么这段距离最多三百多米，如果每间门面房的平均跨度是三米，市河两岸，南北大街有四排房屋，扣去里弄（如上岸的卜家弄、华家弄，下岸的鲍家弄、申家弄、潘家弄、北斗弄等，及上、下岸的各条通落水河桥的短弄），差不多在三百间左右。
再看伤亡数字。《申报》记载：“人死二百不余”，即近二百人。但沈云给出的确切数字是“籍踏焚压死者约八十余人”。这二者差异很大，究其原因，前者是现场目击，“自东庙桥至登椿桥，尸体遍地”，但倒在路上的不一定全是死人，其间有许多是因烟熏火燎而昏迷过去的人，或被踩踏至重伤并未致死的，如此混乱的现场，又是在深夜或次日，一片狼藉，是难以区分的。而沈云的数字产生在事后，在诸事料理之后，所以死八十余人是不含伤者的最后结论。此外，古代没有统计学，用文学语言来描绘财产损失，只能是“丧失货财亿万计”来形容了。
灾情始末
火灾以后，盛泽镇在重建中出现了很大变化。其间，首推茂林里（新开弄）的开辟。前文说到火灾时郑式如大开正门疏散引入避难人群，“救人无算”。灾后“郑君更舍地开一新弄通敦仁里”，使盛泽镇最繁华的长庆坊地段（东庙桥到龄嘉桥），北大街中部多了一条通径。可千万不可小看了这么一条弄，它全长近百米，均宽四米多，大半亩地，又是在镇上寸土寸金的最繁华地段，即便在当时这地价也是不轻。因为有了新开弄，在此后的近五十年，长庆坊地段繁华依旧，而拥堵、挤压现象再未出现。
另一重要变化是街市重建。据沈云诗注；“自大火后，士绅为防患未然计，乃设市政公所，下岸地基悉由公所盖造出租，而归其地租于业主。拆去沿河挑径，放宽街面，屋不盖楼，以洋铅代瓦。上岸各巨肆亦筑坚墙石库门，多僻后户。”这一段信息很重要。首先是“乃设市政公所”。其时盛泽尚属自治期，自治总董王湛霖，郑式如是商会会长。这市政公所，应为市政建设而专设，恰如今天城建办的滥觞，是盛泽镇上的第一次统一规划，统一建设。“拆去沿河挑径，放宽街面，屋不盖楼，以洋铅代瓦”，就是改变过去下滩房在水中立柱，房屋有小部分延伸入河，犹如云南吊脚楼般的样子。在统一建设了河道驳岸后只建平房作铺面，且用洋铅皮作屋顶，既防火，又大大减轻承重。而放宽街面，则主要是指上岸的沿街房重建时后缩一定距离，同时，沿街前店后房的一些房子改成了石库门，或店堂后的房屋建成了封火墙和石库门，如北大街的“吴隆泰茶叶店”、洪氏旧宅，南大街的“石门里王家”（六七十年代时供销社粮油店），还有主动后缩数米开店，如“同福南北货店”等等。
这样建成后的场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时还存在。从东庙桥以西开始，上岸的“方兴泰丝线作”、“协昌烛号”和正对的“义昌腿号”是二层楼房，这里因未遭火灾，故建筑仍为旧貌，这一段街面也没有得到放宽。在我的记忆里，整条北大街，此处是最窄的咽喉，路面宽不过三米，抬头望天，天仅一线，由于挑檐的缘故，如遇下雨，南北的檐前滴水都会滴落在一把撑开的雨伞上。过了这一段，首先是“吴隆泰茶叶店”，石库门后退了一米多，紧接着过了“沈氏五金店”，到“同福南北货店”的门脸又向北缩进了约有二米。所以建成后的北大街，下滩门脸房是由东向西一致的，而上岸门脸房则颇有凹凸，但总体上是回缩的。
这一段重建工作持续了多长时间现在已无从查考，唯在三年后（1919年8月）郑式如“竟以微疾殁于第宅”，享年仅五十三岁，可能是灾后的料理和街区的重建太辛苦了吧。还有一点谁也没有料到的是，这重建后的大街仅维持不足十年。1926年秋，盛泽遭遇了一场巨大的风灾，龙卷风沿市河席卷，两岸的下滩房竟全部被毁。有人总结；“这洋铅屋顶太轻，龙卷风过，势如破竹，屋顶被卷，两岸下滩房全倒入河中。”此事与1916年的大火正好相距十年。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消防建设
最后一个重要举措是“盛泽救火会”的成立。水龙救火，在盛泽起自何时，难以考证。仅《申报》所载，1887年3月30日和5月7日的两次大火，就有“水龙扑救不及”和“阖镇水龙咸来喷救”之句，显然说明盛泽用水龙救火的时间还是很早的，而且还不止一架水龙。不清楚的是，那时水龙是啥样子，以及有没有救火组织。
在我的印象里，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东庙的东山门内是龙房，正对大门就放置着一架水龙，木制的椭圆形大桶，大桶中间有一个支架，支架左右各有一个柱状金属圆桶，连着可上下运动的活塞（皮碗），一根粗大的木扛连接这三个点，两边各有数人轮流按压，另有十多人排了队，不断挑水倒入大桶，大桶一边有出水口连着水龙带和龙嘴，随着不停地按压，水就从龙嘴喷出，只是扬程不过十来米，而且只要两端按压的人速度稍慢，出水就小且慢了。我们叫它“揿龙”，儿时曾看到过试龙，所以有印象。但其时东庙龙房里已经有了“洋龙”，是一种装在小车上的柴油发动机，小车周围还挂着一圈圈龙带和其它设备，车头挑着一只铜钟，出发救火时，这铜钟当、当、当一路急响。所以放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这样的“揿龙”虽仍在使用，但已是落后的玩意儿了。
盛泽历史上火灾频发，更兼建筑都是连成片的木架构，一旦引发火灾，往往损失惨重，故盛泽的救火水龙，很早就有了。据《申报》刊载：1887年3月30日和5月7日在登椿桥处和东庙桥堍分别发生火灾，“众人从睡梦中警觉，只得冒火而逃，水龙救亦不及”，“当即鸣锣报警，阖镇水龙咸來喷救”。1897年也有两场大火，一次是在2月初（除夕夜）“朱立兴广杂货店因高烧桦烛为守岁之举，烛花爆烈未及觉察，延及引火之物以致遽兆焚如”。另一次是“本月二十三日夜已将半，盛泽镇十字路某铺失慎，直至冒穿屋顶人始警觉，为更夫所见，即鸣锣报警，各水龙飞驰毕集，灌水狂喷追火，救熄天已破晓”。以上数条，足见早在十九世纪末，盛泽即已备有水龙，而且不是一两架，但这所谓“水龙”，应比“揿龙”还要落后，或规格很小，甚至只是一种水枪，或唧筒一类，单人使用，灭火效果实在太差。试想，一间店铺失火，已烧至冒顶才发现，待“水龙飞驰毕集”，自半夜救至破晓，至少四个多小时，名曰“救熄”，实在是已烧完了。
这样的消防设施在1916年大火以后才有了改变。1929年5月9日《申报》载：“昨晨六时许，该镇东庙桥附近之协昌烛号不知因何失慎，致肇焚如，当时因人多未起，又因街道狭隘，顿时火势猛烈，延烧上下岸商号。旋经各坊义龙到场施救，至八时许火始熄灭。计被焚去协昌烛号、义昌腿号、永兴祥烟纸号、许姓洋机店、豫（吴）隆泰茶号、某衣庄、某肉庄等十余家，房屋数十幢，损失在二万金以上。”这一个报道中传达了两个重要信息：
六时许起火，八时许救熄，仅历两个小时。假定自火警响起到各坊闻警，集中人员，出动义龙，现场部署，确切地说，真正救火的时间不会超过一小时。
这场大火，我也听我乾娘说起过，起火是在协昌烛号（凤云祥）楼上，最先延烧是对面的义昌腿号（泰丰腌腊），因为东庙龙房近在咫尺，扑救及时，除“协昌烛号”因易燃物多，毁损较重外，其余房屋烧去的都是部分，而且都没有烧穿顶致整幢房屋塌陷的，更没有人员伤亡。
另一重要信息是：“各坊义龙到场施救。”“各坊义龙”之称初次出现，应该体现了一种义务救火的组织形式。同时，盛泽当时“义龙”不止东庙（长庆坊）一处。据我们后来所知，至少“绸业公所”、西庙，都有龙房，稍远些的花园街（仁寿坊）民国初年即有“龙社”等。由于没有确切的数据说明当时“龙房”的分布情况，此仅是我儿时知道的点滴。但从“各坊义龙到场施救”的说法和过火延烧房屋达数十幢、而大火又被迅速扑灭的情况，可看出当时参加救火的义龙至少在五家以上。这就说明1916年大火以后，盛泽镇以坊为单位，完全属义务的消防设施与盛泽救火会的组织建设已经出现。
古时盛泽，凡商业区皆以“坊”称，如：自东庙桥至龄嘉桥段称“长庆坊”，龄嘉桥至登椿桥段称“龄泰坊”，登椿桥至善嘉桥段称“登椿坊”等，并以南北区别之，其实就是南、北大街。其它还有几个坊，如：“尚义坊”、“仁寿坊”（花园街），北胜坊（斜桥一带），“南胜坊”（乌新桥一带）等。根据《盛泽镇志》记载：“民国十三年（1924），由里人李绍钦发起，成立东区救火会，购洋龙一架，但因经费短缺未正式成立。翌年6月，由吴容波、徐文青诸人募款，购置设备，建立盛泽区救火会。”显然，这“义龙”即“洋龙”，与过去的“水龙”已不可同日而语了。从1925年到1929年，期间没有其它火灾的报道，是否可以认为，这场大火正是盛泽镇成立救火会后的发轫初试，而且效果大佳，“救火会”一下子打出了名声。
由寻访南社社员旧居，起意撰写柳亚子岳丈郑式如情事，又因发现刊载于上海《申报》上的，发生于1887年至1929年间盛泽历次火灾的新闻报道，在考证1916年盛泽大火的同时，又涉及到了盛泽消防建设的一些历史情况。在我的记忆里，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盛泽有“义勇救火联合会”，会部设在东庙东山门楼上，楼下是龙房，龙房正中放着一台“洋龙”，两边有木架，排列着紫铜制的火把、消防斧等，墙上还挂着救火员戴的铜盆帽和专用衣裤。在东庙内的“仝羽春”茶楼下“老火灶”南首，有两间房，是“义勇救火会”人员的专用茶室。这样的“救火会”，除东庙外，还有西庙等七处，总会长是王雨生。这一些，大致是民国年间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后建立起来的盛泽镇消防力量。1954年后，“义勇救火会”归派出所领导，改称“人民消防队”，盛泽镇的消防事业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再说盛泽消防
前不久撰写了《盛泽消防在灾难中演进》一文，该文从上海《申报》所载的十段盛泽火灾情事，反映1887年以后到建国初，镇上民间消防建设的发展变化。其中谈到了笔者当年曾目睹东庙试龙之事，因其还涉及地方民俗，未免还要多说几句。
火灾是对人类安全和生存的最大危害之一，所以在很久以前人们就发明和使用消防工具，水袋和唧筒都是原始的消防工具。水袋是以皮缝制的大口袋，在口袋上装上竹制或铁制的喷嘴，使用时将水灌入袋中，用力挤压水袋，袋里的水就顺喷嘴的方向射向远处，达到以水灭火的目的；唧筒又叫水枪，以一根稍细的中空的“枪”紧密套入另一根稍粗的“枪”状筒体内，使用时将粗筒内灌满水，使劲将细筒往下压，粗筒内的水就沿细筒喷向远方，达到灭火的效果。这两种消防工具喷水量很小，且喷一次水后需立即再灌水，其灭火能力和效果就可想而知了。它唯一的好处就是比用各种手持容器泼水较能及远，也不受小弄小巷的地域限制，这样的水袋和唧筒，古代大户人家应有能力置办，同时，一般家庭都有水缸储水，有条件的还在天井按有水缸，接存雨水以备不测，联想到故宫里的数百只大铜缸也为救火所备，可见“救火之器，古惟水袋、唧筒”之说，其存在年代的久远。
清代《冷庐杂识》卷六中有这样一段叙述：“顺治初，上海县唐氏得水龙之制于倭人，久而他处渐传其制”。这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揿龙”，一种人工水泵，这种水泵比水袋、唧筒的喷水量大得多，只要挑水及时，就可以不间断地喷水，它与天上会喷水的龙有点相像，于是被叫作“水龙”，接水的带子被叫作“水龙带”，喷水头子被叫作“水龙头”，后省称“龙头”。换言之，水龙的原始形制是顺治初（1644年）从日本传入中国的，作为当时的灭火利器，自然会逐渐推广开来，所以在1887年3月30日和5月7日先后刊载于《申报》上有关盛泽火灾的报道就有“水龙救亦不及”和“阖镇水龙咸来喷救”的提法。据了解，服侍一部“揿龙”需要有数十名体力强壮的人员通力合作，就以笔者所见的那次东庙试龙为例，按压两边杠杆的就要八人，即一端二人，两班轮换；拖拽龙带和掌握龙嘴的也要三至四人；挑水的人最多，即如当时东庙临河，也要超过十人，而且都是奔跑的状态方能保证供水；刀斧手若干人。救火还要有刀斧手，这可不是瞎说的，而且能担任刀斧手的都是当时一批最勇敢的人。由于过去的房屋都是木架构，一家起火往往会延烧一大片，所以救火时冲在第一线的就是那些刀斧手，他们必须在到达火场后即迅速作出判断，选择下风处，挥斧砍出通道，截断烈火的延烧，这时可不管是谁家的房屋，都会被牺牲。此外，可能还有后勤保障和管理等人员。可见，没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支撑和一定的组织结构，是不可能拥有这样的一支消防队伍的，而盛泽以其雄厚的经济基础，在“揿龙”传入中国二百多年后有了这样的设备，组成了“龙会”一类的民间组织，而且由“阖镇水龙咸来喷救”可知这样的组织已非一、二家，反过来也正证明了当时的社会需求。
人们常说“水火无情”，对于像我们盛泽一类的水乡古镇，水与火是最易成灾的两大危害，这里撇开水害等其它灾害不提，单说火灾，据同治《盛湖志》灾害卷记述：
清乾隆五年（1740）“戚道充家失火，伤六人”；
“乾隆六年（1741）冬十一月范汉昭家失火，延烧数十家”；
“乾隆十七年（1752）春三月丙申，新街灾火逾善嘉桥，延烧北岸五百余家”；
“嘉庆二十三年（1818）二月，西肠圩沈氏失火，火拦其门不得出，伤十一人。主人踉跄走出，仅存只身，须已焦矣”；
“道光元年（1821）六月，北大街善嘉桥一带失火，西至徐姓，东至许家湾，延烧数十家”，“次日，南大街又火，延烧十余家。”等等。
而盛泽最大的一场大火，发生在清同治三年（1864）正月,“粤贼居里中者，谋遁，焚掠而去，土匪助之，南北两大街，花园街室庐俱尽，各坊巷也大半毁焉。”
须知，凡被采入方志的，一般都是损失较大的灾害，自1740年到1864年，七十余年间七场大火，差不多十年一次，尤其是1864年的这一场人为纵火，盛泽镇的繁华地段几被全毁，以致痛定思痛，经过二十多年的恢复重建后，到1887年，盛泽的消防设备和组织也同步建设了起来。这虽属推论，却合情理耳。
从《申报》所载的盛泽火灾信息中，我们可知，旧时民间消防组织的名称叫“救火会”，更早的就叫“义龙”。但前者可说是组织名称，而后者却显示的是义务性的组织性质，那么，1887年时期的名称是什么呢？没有可稽资料。最近浏览网页，偶然发现，我们江南一带的救火组织，名称都叫“水龙会”，而且与当时的一项重要民俗有关。
原来古时农历五月二十日是“分龙日”，是祈雨的日子，民谚云：“二十分龙廿一雨，石头缝里都是米。”但若是廿一这一天万里无云，连雨影子也不见，那可是“触霉头”的“倒运”年份。所以人们就要在“分龙”这一天把能盛水的器具全取出来在廿一日进行一次人工降雨，这就有点像云南的泼水节。上海民谚“二十分龙廿一雨，水车搁拉弄堂里”，这一天的赛事活动就被称作“水龙会”，当有了“揿龙”后，这一天就演变成了检验消防设施，进行消防演习的“消防日”，我也依稀记得，当年在东庙看“试龙”时天气已经很热了，尤其是挑水的十几个人，穿的都是单衣，甚至“背搭”了，估计正是“分龙”之时吧。相信老一辈的人一定会记得这“分龙”习俗的，可惜这种民俗特色浓厚的节庆活动，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后便逐渐淡化了，尽管消防演习年年要举行，“分龙”一说却已无人提起。
萧海铭2018/12/21
（配图均由萧海铭先生提供，部分系网摘）
~~ 本期编辑：云巛 2018.12.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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