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年春，谷歌一個保密項目的工程師小組收到了同事的一封電子郵件。
信上說，Anthony 將被解僱。事情終於發生了。
作為該公司最具才華與名氣的員工之一，Anthony Levandowski 被認為玩過火了。關於他的謠言開始在公司總部的咖啡吧內散佈開來。
Levandowski 是一位極有天賦的工程師，他經常在報紙和雜誌上發表觀點，談論有關機器人的未來。
他的外型極易辨認：身高 6.7 英尺，每天穿著同一身衣服——牛仔褲和灰色 T 恤——在硅谷看來，這表明他更喜歡把有限的認知精力花費在更為崇高的追求上。
他經常被邀請參加公司的腦暴會議，並以技術改變世界的尷尬說教而廣為人知。他魅力非凡，也使某些人感到厭煩。
正是 Levandowski 和他的同事們說服了谷歌的領導層，花費數百萬美元發明自動駕駛汽車。
4 年前，谷歌僱傭了 Levandowski 和其他一些參加「DARPA 大挑戰賽」的機器人專家。這項自動駕駛比賽由政府贊助，橫跨加利福尼亞州和內華達州之間的沙漠地帶。
大多數參賽者製造的都是自動駕駛汽車，而 Levandowski 卻製造了一輛名為 Ghostrider 的自動駕駛摩托車。
他後來承認，這麼做的部分原因是希望以新穎性來引起媒體關注。
雖然 Ghostrider 的表現相當令人遺憾，在離起跑線幾英尺的地方拋錨了，但從任何其它方面來看，它都取得了成功：Levandowski 在創作方面的膽識，加上他在吸睛方面的才華，使他成為那場比賽的明星。
美國國家歷史博物館收購了 Ghostrider 作為其永久藏品。2007 年，27 歲的 Levandowski，有且僅有一張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工程學碩士文憑，在谷歌找到了一份年薪數百萬美元的工作。
那時，谷歌希望通過逐嚮導航功能來主宰導航服務市場，幫助城市居民找到去雜貨店或健身房的最快路線。
Google 當時篤信，隨著智能手機的成熟，用戶會很樂意交出自己的位置及目的地信息。
這對於一家致力於銷售定向廣告的公司來說，是一筆寶貴的財富。
為了完善該軟件，Google 需要真實的環境信息：道路上限速標誌的確切位置；對出口匝道易行程度、突然變道需求的人眼視覺水平的評估。
Levandowski 和他的「大挑戰賽」隊友們開發了一種方法，只需拼接成千上萬張地表景觀的照片，然後將它們與 GPS 座標結合在一起，從而在山丘與河床之間繪製出一條可通航的自動駕駛路徑。
這項技術可被用來繪製城市街道，不過首先需要有數百萬張最新的城市景觀照片。
在 Levandowski 加入谷歌後，他計劃派數百輛裝有照相機的汽車去拍攝美國的道路。
然後，他遭遇了谷歌的官僚主義。
這家公司成立還不到 10 年，但已擁有將近 17000 名員工，其中包括一大摞中層管理人員。
Levandowski 最近告訴我，「他們想要我們的原因之一是，拉里·佩奇知道我們不好管理。」
作為谷歌的聯合創始人兼 CEO，佩奇經常抱怨公司已經變得臃腫不堪，並且已經失去了當初推動公司成功的黑客心態。
在 Levandowski 來的時候，谷歌的官僚層正處於上升階段。
「招聘可能要花費幾個月的時間，」Levandowski 告訴我。「公司使用一個叫做 WorkFracelic 的招聘程序，僅系統錄入的步驟就十分複雜。所以有一天，我在 Craigslist 上貼了招聘司機的廣告，基本上僱傭了所有勝任的應聘者，然後自己掏腰包。
這被稱為 Anthony 式的做事邏輯。」
在這前後，Levandowski 去一家汽車經銷店買了一百多輛車。
當時他的一位經理告訴我，「他遞交的報銷費用，相當於其部門所有其他僱員的旅行費用的總和。
公司的會計們也目瞪口呆，但是拉里卻說，「付錢」，那我們就照辦了。
拉里想要的人是那些能夠忽視障礙，並能夠向所有人表明，如果你想另闢蹊徑，可以做出一些出格之事的人。」
Levandowski 和他的團隊被要求在一年內繪製出 100 萬英里的美國公路。
他們用 9 個月完成了工作，然後在印度的海得拉巴市建立了一個超大型辦公室，開始繪製地球上的每一條街路。
（今天，谷歌地圖已經成為導航 APP 領域的主宰，日均用戶達 3000 多萬。）
Levandowski 和他的老闆 Sebastian Thrun——另一位大挑戰賽選手，隨後向谷歌的領導層建議，下一步要開發自動駕駛汽車。
2009 年，一個由 Thrun 領導的工程師小組被分配到了一個秘密的自動駕駛汽車部門 Project Chauffeur。
而 Levandowski 的工作重點是硬件開發。
該小組的首要目標之一便是弄清楚如何給一輛自動駕駛汽車安上「眼睛」：通過連接起車頂安裝的激光和照相機與車內搭載的計算機，使前方道路可視化，讓汽車看見交通標誌、行人和其它車輛。
這樣的系統以前被大學機構創建過，每個系統都花了好幾年才得以建成。
Levandowski 再一次另闢蹊徑。
加入谷歌後，他暗地裡創建了 2 家獨立的公司，510 Systems 和 Anthony』s Robots。
這兩家公司掌握有他為自動駕駛摩托車及其它一些副業項目所開發的技術。
在他看來，如果 Project Chauffeur 直接找其公司購買必要的硬件，谷歌或許可以節省數年的研究投入。
實際上，Levandowski 的提議是，從他那裡獲取關鍵技術，並用谷歌的錢支付。
谷歌同意了。
雖然一些高管意識到了這種安排的不尋常之處，但其他人卻一無所知。
「起初，沒有人知道 Anthony 正在向我們推銷他自己的產品，但人們最終弄明白了，」Levandowski 的一位前同事告訴我。
「這看起來不太正當，但那時每個人都想盡快做出點什麼，而這個方案很簡單易得，所以我們就沒有考慮太多。那最終被證明是個錯誤。」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Project Chauffeur 已經有了數百名員工，而谷歌花費了一小筆財富用於建立一支自動駕駛車隊。
交通運輸是世界上最大的產業之一。如果谷歌能夠成為第一家實現自動駕駛汽車技術市場化的公司，那麼此一舉就將價值數十億美元。
Levandowski 是谷歌計劃的核心，但隨著 Project Chauffeur 的擴大，他的領導風格變得越來越引人對立。
他善於解決問題、團結員工，但為人粗魯、處事偏執，容易輕視與他意見不同的隊友。
「五秒定律並不適用於湯。」（譯註：五秒定律是指，如果食物掉到地上，在五秒鐘內撿起來還可食用。）
他似乎也念念不忘自己的個人利益。
「有一次我們一起開車去開會，談論著想從 Chauffeur 項目中賺多少錢。」Levandowski 的一位同事說，「我告訴他我想賺 1 億美元，這個數字對我來說簡直不可思議。
我清楚地記得，Anthony 用一種憐憫的表情看著我，說我的想法太小了。他說，他至少要賺 10 億美元。
這項技術將改變世界，而 10 億是他應得的最低限度。」
Levandowski 有時穿一件定製的灰色 T 恤，那是他的一位同事送的禮物，上面寫著「我要喝你的奶昔」——出自保羅·托馬斯·安德森的電影《血色將至（There Will Be Blood）》中的一句話，那部電影是關於一個野心勃勃的石油工人的。
「他就是那種人，」該同事說道，「一個混蛋。但卻是一個真正有天賦的人。我猜人們都討厭他。」
2010 年，谷歌員工們開始聽到傳言，說 Levandowski 代表他自己的那兩家公司，與谷歌的一些競爭對手會面了，包括一家正與微軟合作的公司，企圖把谷歌付費使用的這款導航技術出售給他們。
Levandowski 後來堅稱，他從未隱瞞過他的公司與其它公司有業務關係的事實，並辯稱谷歌從未獲得過獨家許可。
然而，對 Levandowski 的隊友來說，這感覺就像是背叛。
他的老闆發起了一項內部調查。當 Levandowski 被問及此事時，他稱並不打算幫助其他公司與谷歌競爭。
但他指出，自己正考慮離開，以便專注於 510 Systems 和 Anthony’s Robots，這兩家公司有可能會成為谷歌自動駕駛業務的競爭對手。
這便是解僱謠言開始的地方。
然而，根據谷歌前高管的說法，當佩奇聽說 Levandowski 可能被解僱，或是他可能離開公司時，他下令反轉。
谷歌需要像他這樣的人。
谷歌的許多重大創新，如 Gmail 和 AdSense，都已有超過 50 年的歷史，是科技產業的一座豐碑。
各種各樣的「登月計劃」——通過建立新業務來多樣化收入流的企圖，已經耗費了數十億美元，但是並沒有顯示出顯著的效果。
這家公司曾花了數億美元開發 Google Glass——2012 年隆重登場的一款增強現實眼鏡——最後卻由於產品表現差強人意而悄悄將其放在一邊。
即使是對創新初創企業的收購，如 2014 年的智能恆溫器製造商 Nest，也無法阻止公司創新步伐的停滯。
佩奇命令助手們協商收購 510 Systems 和 Anthony』s Robots 一事，並考慮擴大 Levandowski 的領導範圍。
「Anthony 成為了他自己，因為有拉里在滋養和保護著他，」一位前谷歌高管告訴我。「他們是朋友，他們喜歡一起吃晚飯，一起作樂。」
然而在 Chauffeur 項目中，提升 Levandowski 有相當大的阻力。
在一封給同事的電子郵件中，Turun 說，一些團隊成員「對 Anthony 的承諾和正直感到擔憂」。
另一位高管 David Lawee 寫道，即使谷歌已經準備好「與 Anthony 共擔風險」，並做出收購決定，「我可以肯定地說，如果要我選擇一個商業夥伴來創辦一家公司，肯定不會是他。」
佩奇態度堅決。
根據谷歌內部郵件稱，他命令高管們「讓 Anthony 致富，如果 Chauffeur 成功的話。」
兩個月後，谷歌以 2200 萬美元的價格收購了 510 Systems。
它還購買了 Anthony’s Robots；作為回報，Levandowski 可獲得一筆與 Chauffeur 項目的總價值掛鉤的未來回報。
谷歌同意支付其該部門最終價值的 10%——一種 4 年期的影子股股權。
這筆股權最終支付給他 1.2 億美元，這是谷歌歷史上最大的此類支出之一。
「在谷歌，得到晉升的最好辦法，有時就是威脅要辭職。」Levandowski 告訴我。
「如果你說，『嘿，我要自己創業了，』他們就會說，『好吧，我們需要收購你的公司。』
硅谷就是這樣運作的。你必須改變現狀，製造壓力。
這裡的贏家是那些相信最大的未來圖景，並樂意冒險去實現它的人。」
硅谷總是建立在背叛之上，一如建立在創新之上。
這種相互作用可以追溯到 1957 年，當時硅谷基本上是由一群年輕的工程師創建的，他們聚集在一起討論著如何背叛他們的老闆。
這些工程師們為 William Shockley 工作，他是諾貝爾獎的獲得者，曾幫助發明了晶體管，同時也是一個失敗的監督者。
他在加利福尼亞州山景城的果園間成立了一家小公司，選擇這個地點的部分原因是離他母親很近。它的辦公室距離如今的谷歌所在地不到 3 英里。
Shockley 僱傭了一個小組來製造第一批半導體中的一部分，該小組中的許多成員是斯坦福和 MIT 的新近畢業生。
不到一年，他的大部分員工就都準備辭職了。
Shockley 是個多疑而偏執、事必躬親的管理者，也是一個易發脾氣的種族主義者；他後來捐獻出了自己的精子，規定只用於為符合門薩俱樂部條件的婦女授精。（譯註，成為 Mensa 會員的唯一標準是在高難度的智商測試中獲得極高分。）
他十分不信任員工，曾打算讓他們所有人都進行謊言測試。
當 Shockley 手下的 8 名頂尖工程師發現，他們對自己的領導人懷有同一種顧慮時，便開始接近一家名為 Fairchild 的公司，該公司願意幫助他們創建一家新的公司。
在得知手下 8 名大將即將離開後，Shockley 的助手告訴他們，這種感覺就好像「被一個好友在背後捅了一刀。」
這些叛逃者後來被稱作「八叛徒（Traitorous Eight）」，儘管他們討厭這個名字，但它卻成了一句吶喊，聲討著硅谷上演的一連串企業背叛事件。
這家名為 Fairchild Semiconductor 的新公司，為其 8 位創始人創造了鉅額財富，將「硅片」一詞引入世界，並培養了一代背信棄義的計算機工程師。
不久，Fairchild 的員工就離職去創建新公司了；由此產生了 100 多家公司，包括 Teledyne 和 Intel。
在 Shockley 背叛事件發生時，其它地區比硅谷更適合成為科技產業的糧倉。
波士頓環線的 128 號公路是眾多大學和先驅計算機公司的所在地，因此它很快就被稱為美國的高科技公路。
但到了 20 世紀 70 年代，加州北部區域的崛起令 128 號公路黯然失色。
經濟學家後來認為，硅谷的背叛文化是其成功的主要原因。
馬薩諸塞州的法律使得員工很難加入競爭對手的公司或創造新的業務。
波士頓的工程師們通常被迫簽署競業禁止協議，這些協議要求，辭職後至少要等一年才能加入競爭對手或創建自己的公司。
但在加州，競業禁止協議是非法的。而這項禁令的設立幾乎純屬偶然。
在 20 世紀 70 年代，當時的加州立法者（為了節省時間），幾乎照搬紐約立法機關所提出（然後遭到拒絕）的一套法令。
加州的早期立法者們判定，「每一份禁止任何人從事一份合法職業的合同」都是非法的，那時誰也無法預見，一個世紀後，他們的決定會改變全球經濟。
隨著硅谷公司的增加，你可以「週五辭職，週一再找工作。」一位加州工程師告訴經濟學家 AnnaLee Saxenian，「你甚至不必告知妻子。只須在週一早上把車開去另一個方向即可。「
全州各地的新企業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上世紀 70 年代，每年有三分之一的加州科技工人辭掉工作，加入競爭對手，或創辦新公司。
「硅谷的工程師和經理人的職業道路類似於布朗運動。」Ronald J. Gilson 在 1999 年的一篇法律評論文章中寫道。
「他們遊走於各公司，創辦初創企業，把東西賣給前僱主，從前僱員那兒買東西，並在其職業生涯中發展出了跨越公司和競爭的私人關係和職業關係。」
他們塑造著加州的商業景觀，在其間傳播秘密並分享內幕。
這種傳播在經濟學家中被稱為「知識溢出（knowledge spillover）」，刺激了創新。
「阿迪達斯為什麼在波特蘭建立工作室？」米切爾漢姆萊法學院的知識產權專家 Sharon Sandeen 最近對我說。「他們可以去世界上的任何地方。」
但耐克總部設在波特蘭，而阿迪達斯通過在那裡設立辦事處，可以更容易地僱用耐克以前的員工，從而瞭解其競爭對手。Sandeen 說：「想法會洩露。」
最近的研究表明，在一些行業，允許員工自由轉換公司可以顯著加快創新步伐。
知識溢出有助於企業避免重複競爭對手的錯誤。
它可以把新發現教育給一支分散的研究隊伍。
得知競爭對手很快就會聘用你最好的員工，並瞭解你所有的秘密，這會鼓勵公司避免不思進取。
正如一位前谷歌高管告訴我的那樣，「我們希望人們嘗試瘋狂的事情，並警惕其他人會率先採用這個想法，除非他們竭盡所能地首先使用它。」
然而近年來，硅谷內部的創新似乎已經放緩。
學者們注意到，包括谷歌、蘋果、Facebook 和微軟在內的許多大公司，十多年來都沒有發佈革命性的產品。
iPhone 是在 2007 年推出的； Facebook 的 News Feed 是在 2006 年推出的；微軟的 Xbox 已有 16 年的歷史。
並且，當諸如 Instagram、WhatsApp 和 WaZe 這樣的破壞性競爭者出現時，大公司通常會選擇收購。
現在的硅谷巨頭們都相信，許多員工會堅守公司幾十年。
在硅谷日益板結的世界裡，Levandowski 是個局外人。
這位前高級谷歌高管說：「大多數人一旦有錢就基本上不再折騰了。這就是為什麼 Anthony 如此特別的原因。他從不歇息。他是那些不停工作、然後出去、起床，繼續更多工作的人之一，他會不斷地推自己，直到把一個不可能的想法變成現實。」
甚至在 Levandowski 被許諾一億多美元后，他依舊敦促自己要「跳出框框思考」——這在硅谷是一句陳詞中的濫調。
「有好有壞吧，」這位高管說，「因為有時候跳出盒子會幫你完成不可能的事，而有時意識到盒子的存在會阻止我們做蠢事，或坐牢。」
在谷歌收購 Levandowski 的公司之後，Chauffeur 項目得以繼續前進，而谷歌對自動駕駛技術的投資很快就超過了 10 億美元。
北加州的居民開始看到自駕車在他們的社區裡巡遊——車頂帶有旋轉裝置的普銳斯和雷克薩斯，在十字路口處停車會顯得猶豫不決，就好像新手司機那樣。
2015 年，Chauffeur 項目完成了 100 多萬英里的行程。
那一年，Levandowski 開始邀請幾位鐘意的同事在辦公室外與他交談。
正如其副業項目 Anthony』s Robots 一樣，他正在考慮創立另一家獨立的公司。
自從他把公司賣給谷歌已經過了快 4 年，而他也即將得到那筆鉅額收益。
但是現在已為人父的 Levandowski 告訴同事，他不會變得自滿。他對谷歌感到不滿，覺得 Chauffeur 項目的步伐已經停滯，其中的部分原因是高管之間的爭執。
一些最大的摩擦涉及 Levandowski 在自動駕駛實驗中所冒的風險。
導航谷歌自動駕駛汽車的軟件需要通過吞入大量的測試數據來得到改進。要教自動駕駛汽車合併到一條繁忙的高速公路上，一個有效的方法是重複訓練，這樣可以讓算法探索各種方法，並從錯誤中學習。
前排座位上總會安排一位人類「安全駕駛員」，以便在發生故障時接手。
然而，要想推動技術的進步，就需要將汽車軟件暴露於棘手的環境中。
「如果你的工作就是推進技術，那麼安全問題就不應當成為你的頭號關注點。」Levandowski 告訴我。
「否則，你就什麼也做不成。把汽車停在車道上總是更安全，但那樣便永遠無法從一個真正的錯誤中學到東西。」
2011 年的一天，一位名叫 Isaac Taylor 的谷歌高管獲悉，在她休產假時，Levandowski 已經修改了自動駕駛汽車軟件，以便能夠將車輛帶到其它被禁止的路線上。
谷歌的一位高管回憶了 Taylor 和 Levandowski 的爭吵場面。Levandowski 告訴 Taylor，唯一能證明這種做法的必要性的方法，就是一起出去溜一圈。
兩個怒火中燒的人，跳上了一輛自動駕駛普銳斯，便離開了。
汽車開到高速公路上，經過了一個入口匝道。
據知情人士透露，這輛普銳斯意外地堵住了另一輛凱美瑞轎車的路。
人類駕駛員可以輕鬆地處理這種情況，通過放慢車速，來讓凱美瑞融入車流。但是谷歌的軟件沒有為這種情況做好準備。
兩輛車繼續在高速公路旁並排減速。凱美瑞的司機猛地把車駛向右肩。然後，顯然他要試圖避開護欄，便又轉向左邊；凱美瑞打了一個圈兒回到了高速公路的中央地帶。
作為安全駕駛員，Levandowski 來了一個急轉彎以避免與凱美瑞相撞，卻造成 Taylor 的脊椎嚴重受傷，最終需要做多次手術。
普銳斯恢復了控制，在高速公路上拐了一個彎，將凱美瑞拋在了後面。
Levandowski 和 Taylor 不知道那輛凱美瑞的傷勢如何。他們沒有回去檢查那個司機的情況，或者看看是否傷到了其他人。他們和其他谷歌高管都沒有向當局過問此事。警方也不知道，該事故的肇事者是自動駕駛算法。
Levandowski 非但沒有被這個事件嚇倒，還在後來辯解稱其是一個寶貴的數據源，一個學習如何避免類似錯誤的機會。
他給同事發了一封電子郵件，信中附有一段該事件的視頻。郵件主題是「普銳斯對凱美瑞」（谷歌拒絕給我看視頻的副本，或透露該事件的確切日期和地點）。
他仍然擔任領導角色，並繼續在非官方制定的路線上開車。
根據谷歌前高管的說法，在 Chauffeur 項目的早期階段，發生了 10 多起事故，其中至少有 3 起是嚴重事故。
谷歌的第一批測試車中有一輛暱稱 kitt 的汽車，由於無法區分黃色和紅色交通燈，在突然剎車後被一輛載貨卡車追尾。
kitt 車上的其中 2 名谷歌員工後來接受了治療。一位前谷歌高管告訴我，這輛載貨卡車的司機沒有駕駛執照，他的家人也在車裡，他要求谷歌不要與保險公司聯繫。
kitt 的後部被嚴重碾壓，永遠也不能上路了。
針對這些事件所反映的問題，谷歌的自動駕駛部門懷疑這些汽車並不安全。
「在我們測試和開發技術的過程中，安全問題享有最高優先權，」一位發言人寫給我。
該公司表示，已就 kitt 事件向當局提交了一份報告，儘管後來有多名參與者尋求醫療照顧，但「每個參與其中的人都是自願離開現場的。」
至於凱美瑞事件，發言人將其描述為「一場不幸的單方面事故，涉事的另一輛車未能讓路」；因為谷歌的自動駕駛汽車並沒有直接撞上凱美瑞，所以谷歌沒有造成事故。
自 2014 年以來，加州法規要求，但凡自動駕駛汽車「以任何方式捲入公共道路自駕車碰撞事件，繼而導致財產損失或人身傷亡」，相關公司都必須對其作出報告。
凱美瑞事故發生在該法規出臺的 3 年前；自從該規定生效以來，谷歌已經報告了另外 36 起事故。
如果谷歌仍舊對其非直接碰撞事故不做報告，那麼可能還有更多並未記錄在案的事件。
「很多事故是由於我們的車變得不穩定，即使沒有撞到任何人，」一位前谷歌高管告訴我。
谷歌的自動駕駛汽車有時會突然停下，包括在交叉路口時，從而導致其它汽車轉向。（谷歌的一位發言人拒絕討論該公司的報告政策。）
Phil Ting 是加州立法機構的一名民主黨人，他代表舊金山，贊助自動駕駛車輛的立法程序。
「如果有一輛自駕車的行為不安全，那麼顯然應該被報告出來。」他說，「如果他們沒有被報道，那就需要對其進行檢查。」
這位前谷歌高管在談到涉及公眾的事故時說：「這就是硅谷的方式，快速失敗、經常失敗。但現在我們談論的是汽車，不是 iPhone APP。錯誤的失敗可以殺人。」
2015 年，Levandowski 開始為同事們舉辦活動，包括一次西班牙海鮮晚宴。
他在宴會上描述了自己的最新願景：他想建立一個新的自動駕駛汽車公司，將重點放在自動駕駛卡車運輸上。
他說，這個商業模式不會與谷歌發生競爭。
即使產生了競爭，他還受到加州法律的庇護。
他已經與包括 Uber 在內的潛在投資者進行了交流，Uber 已經推出了自己的自動駕駛部門。
當谷歌高管得知他正在招聘將要離職的員工時，他們非常憤怒。
「我們必須炒了 Anthony Levandowski，」Project Chauffeur 主管 Chris Urmson 在 2015 年 8 月 4 日給同事們發的電子郵件中說，「我今天從兩個不同的渠道聽說，Anthony 正在接近他們的團隊成員，試圖搭建一個小組，以便打包出售給 Uber。」
然而，谷歌的高層，包括佩吉本人，再次介入來保護 Levandowski。
佩奇的決定也許是出於個人利益：他最近建立了一個自己的副業項目——飛行汽車企業 Kitty Hawk，並請 Levandowski 在業餘時間幫助他。
其他谷歌高管擔心，如果 Levandowski 被解僱，他在硬件部門的一些盟友可能會追隨他而去。
Urmson 被指派要儘可能地留住 Levandowski。
Urmson 試圖和他達成協議，但為時已晚。
2016 年 1 月，Levandowski 給佩吉發了一封電子郵件，宣佈辭職，並指出：「我想坐在駕駛座上，不是乘客座上，而現在的感覺就像是在後備箱裡。」
Urmson 追查了 Levandowski 的行蹤，並把他從團隊中剔除了。
Levandowski 的許多隊友已經接到了他的新公司的工作邀請；而 Urmson 則在接下來的幾日內企圖用數萬美元獎金來留住他們。
有的人接受了；有的人拒絕了。最終，半打的谷歌員工選擇了離開，加入 LeavokSky。
不久，謠言開始流傳，稱 Uber 將收購 Levandowski 的公司 Ottomotto，且相關投資協議到 2016 年 2 月底便已就緒。
Uber 說，它準備移交該公司 1% 的股份——當時相當於 6 億美元——來換取 Ottomotto。
「這真的引起了每個人的注意，」一位前谷歌工程師告訴我，「如果 Anthony 能得到這麼多，那我們能得到多少？」
今年 8 月，Project Chauffeur 的軟件主管寫信給同事們：「今年早些時候，有一群人正在考慮加入 Otto。」Uber 發放的數億美元是「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補充說，「還有一批人在重新思考他們的選擇。」
Project Chauffeur 的僱員開始打電話請病假，以便與其它公司或風險投資家會面。
人們開始密切關注其同事的鞋子。「一個工程師購買昂貴的新運動鞋的唯一原因是，他們正在尋找一份新的工作，」有人告訴我。
Project Chauffeur 的走廊裡突然間擠滿了嶄新的彪馬和 Allbirds。一批員工加入了競爭對手的機器人初創公司。甚至 Urmson left 也離開並創辦了自己的公司。
谷歌的領導人特別擔心員工轉投 Uber。
「每個人都害怕 Uber，」這位前谷歌高管說。
「Uber 是硅谷第一家獲准知悉你是誰、去哪裡、和誰一起、通常去那裡做什麼的大公司，而且他們可以存檔你的信用卡信息。
然後他們僱用了 Anthony，就相當於突然找到了一個人，能夠幫助他們得到價值 10 億美元的教訓。」
到 2016 年夏天，谷歌正在尋找一種阻止 Levandowski 進行這種交易的方法。
8 月，谷歌高管會議議程包括一個草擬的行動計劃：「審視 Anthony 的離職問題，回顧其在職期間是否有僱員帶走了保密信息或商業秘密，違反了競業協議，以及信息被盜用的程度。」
不久之後，由谷歌執行官 Gary Brown 領導的司法工程師們開始徹查 Project Chauffeur 的數據庫，以尋找可用於阻止 Uber 收購 Otto 的資料。
最終他們發現了一條線索。根據谷歌的說法，在 Levandowski 辭職的一個月前，他已經將工作用的筆記本電腦插入到了谷歌的服務器中，下載了大約 14000 個文件，包括硬件原理圖。
他把文件傳送到一個外部驅動器，然後清空了筆記本中的相關數據。
律師們後來得知，大約在同一時間，一個追隨 Levandowski 一起離開的工程師 Lior Ron，曾在網上搜索「如何秘密刪除 mac 上的文件」，以及「如何永久刪除電腦中的谷歌驅動器文件」。（Ron 拒絕置評。）
律師們後來看到 Levandowski 在離開谷歌幾周後發給 Ron 的一條聊天信息：「確保你今晚刪除了個人電腦和手機上的所有信息。」
谷歌認為，這就是 Levandowski 利用 Project Chauffeur 的機密信息來創建 Ottomotto 的證據。
但是，當律師要求谷歌的工程師們對 Levandowski 帶走的文件進行評估時，其中一名工程師認為這些是「低價值」信息；他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告訴谷歌的律師稱，「想到律師團隊試圖將懷疑歸咎於這些文件，我就感到很不舒服。」
2016 年 12 月，谷歌將自動駕駛部門改裝成為一個叫 Waymo 的獨立部門，並稱其是「一種交通運輸領域的新方式」。
當月，Waymo 的律師瞭解到，一名中級工人意外收到一封來自外部供應商的電子郵件轉發。這家公司叫做 Gorilla Circuits，主要業務是為 Uber 公司製造自動駕駛汽車的電路板。
Waymo 後來寫道，這些圖紙「與 WayMo 高度機密的電路板圖示具有驚人的相似性，且具有幾個 Waymo 的獨家特徵，其電路設計出自 Levandowski 先生所下載的 14000 多個文件。」
2017 年 2 月 23 日，Waymo 在聯邦法院提起訴訟，聲稱 Levandowski 已經潛逃，身上攜帶有無法估量其價值的信息。
該訴訟要求被告賠償 18 億 5000 萬美元，並試圖阻止被告方在 Uber 的 Ottomotto 項目或任何其它自動駕駛公司使用 Waymo 的專有信息。
Waymo 不會聲稱 Levandowski 受到禁業競爭條款的約束——而且它也不能直接起訴他，因為他的僱傭合同中含有仲裁條款。
所以 Waymo 聲稱，根據最近通過的聯邦法案，Levandowski 觸犯了商業秘密盜竊罪。
美國知識產權法包括這樣一條議價協議：如果你願意公佈一項新發明的細節信息，達到讓其他人能夠複製它的程度，那麼政府會給頒發你一項專利，獲得對這項發明的暫時壟斷使用權。
「專利法和版權法是故意製造信息『洩露』的，」《耶魯大學學報》曾雄辯地指出這一點。
政府允許你從自己的辛勤工作中獲益，同時也確保別人可以從你的發現中學到東西。
但是如果有公司並不想分享自己的發現呢？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一家公司竭盡全力保護其知識產權機密，法院可能會承認其為一個「商業秘密」，並禁止員工將這些想法帶到新的工作場所。
每個州都有自己的商業機密法規，但在實際訴訟中，依賴這些法律可能是有風險的。
部分原因是，在大多數情況下，最終裁決是由法官或陪審團決定的。
他們大多往往沒有受過專業的知識培訓，卻可以決定一些信息是否符合作為商業秘密的條件，以及如果一條法庭規則對你不利，是否沒有別的辦法可以阻止別人拿走你的想法。
幾乎任何東西都可以被稱為商業機密：製造技術、配方、官僚程序。
商業秘密難以界定的這一事實，滋生出許多偏執狂。
我們是否擁有我們頭腦中的知識，我們以前的僱主是否對我們的記憶提出索賠？
如果你記得某些實驗不能產生任何有用的結果，那麼你是否一定要在新工作場所中重複這一實驗，以免被舊老闆說你偷竊？
如果商業機密法的執行過於嚴格，就會在現實中削弱員工的流動性，破壞了促進知識溢出的布朗運動。
大型科技公司之間經常為專利而戰，但通常都回避商業秘密糾紛，因為相比其它糾紛來說，它們尤其容易破壞聲譽。
「盜竊商業秘密，有道德因素在，」科技行業律師 Michael A. Jacobs 說，他的合作伙伴包括 Uber 等硅谷公司。
幾十年前，Jacobs 負責控告一家科技公司侵犯專利，他並不十分有信心贏得這場官司。然後一天晚上，Jacobs 拿著當時客戶的微芯片示意圖走到燈前觀察，上面覆蓋著被告的示意圖。
這些線條剛好吻合。被告曾經為 Jacobs 的委託人工作，很明顯他複印了老闆的一些圖紙，並把它們作為自己的設計基礎。
Jacobs 說：「因為那是一份影印件，所以他們只能任憑我們擺佈。這場官司打開了商業秘密訴訟的可能性。」
被告害怕「被萬夫所指，」便迅速結案了。
近年來，商業秘密訴訟越來越普遍，主要是因為聯邦法律的變化。
1996 年，為了打擊外國竊取美國知識產權的行為，國會通過了《經濟間諜法（the Economic Espionage Act）》，該法令使得對竊秘者的起訴變得更加容易。
（出於對中國偷到事件的擔憂，美國聯邦調查局製作了宣傳材料，以警告到亞洲旅遊的美國商人，注意那些擁有複雜的黑客技術的多情「蜜罐」。譯註：蜜罐是一種網絡攻擊檢測工具。）
2016 年，國會通過了《國防貿易秘密法（the Defend Trade Secrets Act）》，允許公司就商業秘密挪用事件，向聯邦民事法院提請訴訟，並禁止被指控僱員在競爭對手的公司工作。
這個冷門法案便是谷歌用來對付 Levandowski 的方法。
這條聯邦立法代表了「商業秘密法的一次巨大擴展，」聖地亞哥大學的 Orly Lobel 教授告訴我。
她補充說，該法「有利於現在的大型公司，因為他們有資金和資源起訴，現在他們可以暗示被告，如果他們贏了，你可能得坐牢。」
人們擔憂硅谷大公司會利用這些聯邦新法，原因之一是他們已經採取了不正當的手段，來阻止員工找到新工作。
在 90 年代中期，一些最大的科技公司秘密簽訂了「禁挖牆腳」協議。
谷歌和蘋果的做法尤其惡劣。
2005 年，一位谷歌的招聘人員接觸了一些蘋果的僱員，史蒂夫·喬布斯對谷歌的一位高管說：「如果你從這些人中僱走任何一個，都意味著開戰。」
喬布斯很快收到一封電子郵件，說谷歌的 CEO 已經承諾，他將「堅決停止一切從蘋果公司招聘員工的努力」。
政府方面的反壟斷律師向谷歌、蘋果和其它幾家科技公司發起訴訟，聲稱他們之間的勾結「大大地減少了競爭」，而且非法剝奪了工人的工作機會。
這些公司與政府達成和解，到了 2015 年，已經花出去 4 億多美元用以解決相關的民事索賠。
然而，2016 年的新法已出，科技巨頭們不再需要秘密協議了。
他們只需威脅員工說，如果他們離開，就在聯邦法院見吧，罪名是侵犯商業秘密。
自從該法頒佈以來，聯邦商業秘密訴訟的數量猛增；去年有 1100 多起訴訟，被告大多是一些大公司的僱員。
加州的此類案件比其它任何國家都多。
新法律的最大影響之一，是在聯邦檢察官之間出現的一種文化轉變。
他們不是等到公司蒐集好明確的證據後再行動，而是開始鼓勵它們一旦產生懷疑就發起或配合刑事商業秘密調查。
聯邦計算機黑客和知識產權部門的總部設在加州，那裡的檢察官們現在會定期在技術會議上發言，並敦促與會者一旦發現侵犯商業秘密的證據，立即移交證據，以便當局能夠開始籌備起訴書。
歷史上，硅谷公司一直對聯邦檢察官的邀請持謹慎態度。
像蘋果和谷歌這樣的公司，在交出內部數據之前，通常會迫使政府獲得搜查證、法院命令或傳票。
2013 年，谷歌的首席律師 David Drummond 在公司的博客上寫道：「我們要求進行刑事調查的政府機構使用搜查令來迫使我們提供用戶的搜索查詢信息和存儲於谷歌賬戶中的私人內容。」
谷歌甚至在政府對兒童色情搜索數據的請求上與其進行了鬥爭。
不過，那些對前任員工產生懷疑的硅谷高管們則更願意與聯邦官員合作。
聯邦律師告訴我，科技公司現在定期接觸執法部門，以期引發刑事調查。此舉可以檢查員工的行為軌跡。
Lobel 說：「商業秘密領域的大案子傳達出一種信息，那就是，即使沒有禁止競業條款，你也得小心離開，冒一些風險，因為他們可以針對你大腦中留存的信息發起訴訟。」
她補充說：「我認為這就是谷歌不放走 Levandowski 的原因。他們想傳達出一個信息，表明叛逃更像是一場冒險。」
2018 年 2 月 5 日，Waymo vs Uber 一案進入審理階段。到選出陪審團時，已有 129 名律師提交了 10 萬多頁的訴狀、動議、宣誓書及其它文書。
這些文件堆積如山，使得法官一度警告說，兩敗俱傷對誰都沒有好處。
雙方的律師告訴我，他們都已經花了好幾千萬美元來準備訴訟。
開場辯論的幾個月似乎更像是一場肥皂劇，而不像是在有序地執行正義。
Levandowski 拒絕與記者討論這個案件，卻還是上了新聞頭條，以另一種方式：他建立了一座名為「未來之路（the Way of the Future）」的教堂，致力於「實現、接受和崇拜一座基於人工智能的神祗」。
他宣稱，機器最終將變得比人類更強大，而他的教會成員將在智力和精神上為這一重大轉變做好準備。
有些人懷疑，該教會作為一個非營利組織，是否被當成了一個保護 Levandowski 財富的計劃，但他向記者保證，他是真誠的。
「我不相信上帝，」他告訴我，「但我相信我們正在創造一些東西，基本上，就我們而言，就像上帝之於人類。」
同時，法庭上的爭執包括：誰將作書面證詞，宣誓將持續多久，以及何時可以中途休息一下。
審訊本身被一再推遲。有一次，因為一名前 Uber 僱員在一封信中聲稱，Uber 有一個秘密部門專門用來監視競爭對手，包括 Waymo。
（後來 Uber 以諮詢付費為由同意支付該名前員工 450 萬美元，他便否認了這一說法。）
雙方都把尷尬的細節洩露給了新聞界。甚至連 Levandowskis 家的保姆都在這出戏劇中也扮演了一個次要角色。
她提出了一套價值數百萬美元服裝的索賠，聲稱 Anthony 對她有情感虐待，而且他有一個裝滿性玩具的抽屜。
（該訴訟沒有提供任何證據，幷包含多個事實錯誤，最終被撤銷。）
法官 William Alsup 很快就厭倦了這些令人分心的事件。
他在法庭上宣佈：「儘管這裡的律師素質很好，但我不能相信他們說的話。」
他說，這些律師向他展示的文件中包含了「許多半真半假的信息」和「不太準確的論據」。
Alsup 在一份裁決中寫道，Levandowski「在高度可疑的情況下」從 Waymo 辭職，並且「那 14000 多份被盜文件可能至少包含一些商業秘密。」法官明確認為，發生了一些不體面的事情。
他還指出，「從 Levandowski 盜取 Waymo 金庫的方式看，很難想象他不打算利用所下載的文件。」
然而，Alsup 不確定 Waymo 是否已經證明，這些信息都是被非法使用的。
他告訴 Waymo 的律師：「如果你們不能證明 Uber 獲得了這些商業秘密，那就麻煩了。」
「我看到了一系列的災難性事件，它們將永遠改變人類歷史的進程，而且像往常一樣，它們都將圍繞著你。」
事實證明，Levandowski 下載了 14000 份文檔，這比最初設想的要少得多。他插入到計算機中的服務器已經被編程為自動傳輸文件，因此這種下載量並不罕見。
此外，「trove」文檔被認為不那麼重要，谷歌甚至已考慮將其存儲在公司的服務器之外。
在訴訟之前，一位被要求評估下載文件的谷歌工程師曾說：「不要為我敲警鐘。」
（後來，作為 Waymo 的證人，這位工程師說，考慮到 Levandowski 即將離去，「也許這是可疑的。」）
Waymo 起初宣稱，Levandowski 向 Uber 傳送了 121 個商業秘密，Uber 侵犯了多項專利。然而，法官發現其中的一些指控「毫無價值」，並斷定 Waymo「在工程總則上主張所有權方面的企圖過分了」。
「簡而言之，Waymo 所謂的商業秘密只不過是 Optics 101 而已，」他宣稱。
隨著審判日期的臨近，Waymo 的訴訟相對變少了，部分原因是該公司希望加快程序。
在陪審團選定後，Levandowski 和 Uber 被控挪用僅僅 8 個商業秘密，且所有專利方面的訴訟請求都遭廢棄。
但法庭上的一個共識是，Levandowski 是一個麻煩角色。即使是他的新僱主也宣佈放棄他。
Uber 的一位律師告訴陪審團說：「Uber 很後悔曾經僱傭了 Anthony Levandowski。」
「Uber 與 Anthony Levandowski 之間的所有瓜葛就是這場官司。」
訴訟提交後不久，Uber 便將他解僱。
似乎只有 Levandowski 自己說過 Levandowski 的好話，但他在法庭上卻什麼也沒說。
他堅持維護第五修正案權利來避免說錯話，並拒絕回答律師向他提出的幾乎所有問題。
他不會說自己拿走了什麼材料，或者說曾分享過其中的什麼東西。他不會確認對外部公司的所有權，也不願意與任何高管交談。
以至於 Alsup 向美國檢察官辦公室提交了一份特別介紹信，建議聯邦當局可能會希望調查 Levandowski 的任何罪行。
隨著審判的展開，記者和律師被定期清除出法庭，以便證人可以提供私人證詞。
畢竟，如果一個商業秘密在公開法庭上被揭示，那它就不能算是一個秘密了。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即使是偶然的看客也收集到了一些細節。
其中一個商業機密涉及二極管是如何放置在電路板上的；另一個則有關小孔排布，用於將電路板擰緊到位；還有一個是鏡頭的放置。
其中一些商業秘密看起來像是真正的進步，幫助自駕車可視化其周圍環境；另一些則顯得不那麼重要。
在審判的第二天，Alsup 告訴 Waymo 的法律小組，「你想向公眾隱瞞的東西不值得被隱瞞。」
陪審團成員中有一位英語不怎麼流利的地產經理，還有一位有著高中文憑的電話修理工，他們大部分時間都表現得無聊或困惑，偶爾會睡著。
他們被要求檢查一個激光雷達測量裝置的複雜的電氣原理圖——利用光脈衝來確定周圍物體的距離——並被要求確定一種排佈設備電路板的特殊技術是否能夠構成商業秘密，或是否應被認為是工程常識。
「我不確定自己完全明白正在發生的事情。」一位陪審員在出庭了一天之後告訴我，「我本想出席謀殺案，但卻被分到了這兒。」
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Waymo 的核心論點——Levandowski 偷走了有價值的秘密，並把它們交給了 Uber——似乎越來越無力。
該案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能否證明當時的 Uber 聯合創始人兼 CEO Travis Kalanick 與 Levandowski 密謀。
Kalanick 是個很有誘惑力的目標，因為他犯了很多錯誤——對司機尖叫，鼓勵工人藐視安全條例，忽視員工的性騷擾報告——Uber 最近解僱了他。
Waymo 的律師 Charles Verhoeven 在其開場陳述中保證，Kalanick 告訴他的助手們說，「我們想找到作弊碼（cheat code）。」
Verhoeven 繼續說，「我不知道什麼是作弊碼，因為我太老了。但我明白，當你在玩電子遊戲時，一個作弊碼可以讓你跳過某個步驟，到達下一關卡。好吧，這就是該公司的 CEO 的原話，『我們想通過 Levandowski 來找到這些作弊碼。』用他們在書面文件中的話說，Kalanick 說他想利用 Levandowski 來超越谷歌。」
但是 Kalanick 聲稱，自己遇到的不像是個惡棍，而更像是一個翻譯——幫助一個落伍的律師弄明白現在孩子們的語言。
Kalanick 解釋說：「作弊碼」是一個科技行業的術語，被用來形容是「針對尚未被考慮的問題的優雅的解決方案。」
「Kalanick 先生，我想我最近在報紙上讀到過，你最近玩了很多電子遊戲，這是真的嗎？」Waymo 的律師問道。
「我玩的是 iPhone 遊戲，」Kalanick 說。
「說到電子遊戲，你知道什麼是欺騙碼，不是嗎，先生？」律師問。
「是的，但那些遊戲中的代碼是由它們的出版商故意放在那裡的，」Kalanick 回答，「只是趣味的一部分。」
「欺騙碼可以允許你跳過當前關卡繼續向前，不必玩遊戲，從一個級別到另一個級別，是這樣嗎？」律師問。
「不，」Kalanick 回答，然後保持了沉默。
陪審團看起來很困惑，不明白法庭為何變成了一個 Reddit 論壇。
一個陪審員，顯然是個遊戲玩家，對他的鄰居耳語，好像拿著控制器一樣，模仿一個任天堂的經典作弊碼的開頭：「上」，「上」，「下」，「下」。
「沒有其它問題了，」Waymo 的律師宣稱。
Kalanick 離開了證人席，從一旁聽證至今的老父親那裡得到了一個尷尬的擁抱。
「我為你感到驕傲，」當他們走出法庭時，他的父親嘶啞地低聲說到。
「那時候我就知道我們會沒事的，」一位 Uber 律師後來告訴我。
在審判開始前，Waymo 要求 18.5 億美元的賠償。
現在，面對可能失敗的局面，高管們召集了一次會議。
Waymo 的一位律師告訴我，「如果我們輸了這場官司，法庭就有可能揭示我們的法庭記錄，而我們所宣稱的那些商業秘密就將被公佈於眾。」
Waymo 的高管指示他們的律師進行和解。
第二天早上，Waymo 的律師告訴法官，公司將放棄訴訟，以換取價值約 2.5 億美元的 0.33% 的 Uber 股票。
沒有人需要承認犯下嚴重的錯誤。
Uber 承諾今後不會使用 Waymo 的硬件或軟件，因為之前它曾表示，一開始不會使用任何軟件。
這個承諾實行起來相對容易，就好比是犧牲一小部分股權，將其轉讓給一家價值超過 700 億美元的公司。
「如果你走到叢林深處，總會遇見一個酒吧。」
然而，Waymo 從民事案件中的突然撤退，並不意味著該公司的高管們不能再行駛其它訴訟權。
他們還發起了一項針對 Levandowski 的私人仲裁，該仲裁正在進行中，試圖收回 Levandowski 的 1.2 億美元獎金。
同時另一條攻擊路徑已經開啟。一位名叫 Matt Parrella 的助理美國律師曾與谷歌和 Waymo 公司聯繫，說如果兩家公司願意幫助他，他有興趣對 Levandowski 展開刑事調查。
不久，Parrella 和他的同事們就可以查閱 Waymo 以前試圖向當局和公眾隱瞞的那些機密文件。
一位瞭解美國律師調查行業一手信息的律師說，看起來「谷歌最初並不想幫助刑事調查，但是當審判進展得不太順利時，他們便開始解禁調查。」
該律師繼續說：「除非受害人全力配合，否則根本不可能建立一個商業秘密刑事案件。聯邦調查局不知道該調查哪些對象，除非他們拿到了一張行事路線圖。」
（美國律師事務所拒絕就此案置評。）
谷歌沒有像官網宣稱的那樣要求「進行刑事調查的政府機構使用搜查證」，而是允許聯邦調查人員審查 Waymo 僱員的私人證詞和記錄，並檢查其內部計算機日誌。
在某些情況下，Waymo 的律師會向美國律師事務所建議傳喚哪些文件；這樣公司就可以在沒有正式與受害者合作的情況下將私人信息交給政府。
「令人尤為失望的是，建立在開放理念之上的谷歌，已經成為一個聯手政府機構的令人毛骨悚然、自私自利的大企業，」這位前谷歌高管告訴我。
一位從事商業秘密調查的聯邦官員說，硅谷公司「對與檢察官合作」的態度更多像是「兩面派」。
「他們想要好的公關，但私下裡卻說，我們會接受傳票，甚至可以代為書寫。」
而且，與民事審判不同，聯邦檢察官不需要證據證明 Levandowski 向 Uber 洩密來對其進行指控。
這位官員說：「如果我偷了你的錢包，但沒有把錢花出去，那仍然是犯罪行為。」
政府方面的律師說，商業秘密領域的一些起訴有助於打擊偷竊行為。
今年早些時候，聯邦律師成功地起訴了一家中國風力渦輪機制造商 Sinovel（華銳風電），該公司從美國公司竊取了商業秘密，導致後者損失了數億美元。
但在像 Levandowski 這樣的案件中，很難判定被盜之物以及被害之人；要說將美國產業置於險地就更難了。
儘管如此，Parrella 和他的同事在谷歌和 WayMo 的鼓勵下，依舊發起了一個刑事案件。
內部人士說，他們還不確定當局是否會提起訴訟，但如果 Levandowski 被捕，這將是硅谷歷史上最著名的聯邦商業秘密刑事訴訟案件。
「沒有什麼能像刑事商業機密案那樣造成轟動。」該名聯邦政府官員說，「它會響徹硅谷。」
然而，這聲迴響也會干擾到硅谷最初的成功之本。
Daniel Olmos 是一位被控偷竊商業秘密的技術工作者的代理律師，他告訴我，「你不需要製造很多這種案件來扮演多疑者的角色，繼而阻止僱員跳槽。你只需要發起 1~2 個高調的訴訟。」
他繼續說，「我總是接到被嚇壞了的工程師的電話，他們曾在家裡電腦裡放了一些工作上的材料，以便晚飯後處理。
現在他們擔心如果自己試圖跳槽到另一家公司，就會遭到起訴。
而且你知道嗎？他們擔心是正確的。
如果一家公司要徹查任何員工的數字歷史，他們總能發現一些可以用來對付他們的東西，比如一些插入到計算機中的 U 盤和發給自己的電子郵件等。
所以最容易的決定通常是忽略招聘人員的電話。」
一些離開 Waymo 的人告訴我，他們收到前僱主發來的威脅信，警告他們使用不當技術的危險，並聲稱 Waymo 會在必要時起訴他們。
一位在另一家公司工作的前 Waymo 僱員說，恐嚇戰術是有效的：「我們做決定時很慎重，確保不做任何可能與 Waymo 產生競爭的事情。想到他們會來找你，真是可怕。」
的確，即使是針對 Levandowski 的刑事調查和仲裁都無功而返，Waymo 和谷歌在很多方面已經佔了上風。
「谷歌方面得到了他們想要的，」一位代表 Uber 的律師告訴我。「他們解僱了 Anthony，分散了 Uber 的注意力，使 Uber 的工作進度放慢了一整年。
他們警示所有人，如果你帶走了他們的一些東西，他們會把你搞得一團糟，讓每個人都會以為你有問題。」
儘管 Uber 公司仍在開發自動駕駛汽車，但當初由於 Ottomotto 的收購而加入該公司的許多員工都已經離開。
與此同時，Waymo 公司自動駕駛汽車的發展速度加快，目前其車隊已經行駛了 800 多萬英里的自動駕駛里程。
在亞利桑那州，該公司正在推出與 Uber 相競爭的商用自動駕駛服務。
拉里·佩奇最近被美國參議員批評為態度「傲慢」，原因是他拒絕在一次有關選舉安全的聽證會上作證，但他仍然是谷歌帝國的霸主，身價 500 億美元。（佩奇拒絕接受本篇文章的採訪。）
Waymo 在一份聲明中辯稱，它起訴 Uber 的原因是，「僅僅依靠我們並不能保護數百名工程師的工作。」
該聲明說，Alsup 法官要求聯邦當局調查 Levandowski 的行為一事，「證實了指控的嚴重性和我們所積累的證據。」
Waymo 繼續說，「我們並不是輕率起訴，」並補充道，「Waymo 和谷歌在支持現有和前任員工從事新企業方面有著悠久的歷史。」
儘管與 Uber 達成的協議只是原定 18.5 億美元索賠的一小部分，但「Waymo 的主要目標——現已實現——是為了保護技術免遭未授權使用，「該公司說。
Waymo 拒絕回答有關其與美國律師事務所的合作，也拒絕透露該公司向聯邦當局提供信息的政策問題。
但它表示：「在有效法律程序存在的情況下，我們遵守執法要求，本案也不例外。
Waymo 與美國律師事務所的互動，獨立於 Waymo 對 Uber 民事案件的力度。」
Levandowski 自從被 Uber 開除以來，就一直沒有工作。
不過很難對他產生同情，因為他仍然非常富有。
幾乎每個人都認為他從谷歌帶走的文件是不該被隨便拿走的，即使人們對這些文件的價值存在廣泛分歧。
Levandowski 似乎總是準備拋棄他的隊友並威脅要叛逃，經常在努力尋找一個切入點來豐富自己。
他是一個精明的唯利是圖者，一個有遠見的機會主義者，一個似乎不懂忠誠為何的人。
他幫助建立了一種可以改變世界運行方式的技術，而且他似乎傾向於儘可能多地從該轉變中獲益。
換句話說，他是硅谷倫理的典範。
有些人把他當作壞人，Levandowski 很不高興。
「我不贊成我做了不道德的事情。」他說。
「我是在和他們競爭嗎？當然。」
但是，他補充道，「我不是小偷，我並非不誠實。」
當他送孩子上學時，其他父母有時會避開他，而他也已經厭倦了在機場被路人拍照。
但他相信自己的惡名會消退。
雖然他不再擁有他帶給谷歌和 Uber 的技術，但是他頭腦中仍然保留著很多有價值的信息，他有很多新想法。
最近，一支投資基金開始盡調他的一個項目：一個新的自動駕駛卡車公司。
他預計，其中的一些資金將來自海外，包括來自中國投資者的資金。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考慮到聯邦商業機密法是為了防止知識產權外出而制定的，商業機密起訴可能會把 Levandowski 推到外國人手中。
但他並不在乎；他關心的是下一個行動。
對他來說，似乎所有事情都有解決技巧，甚至是一個帶有汙名的過去。
「唯一重要的是未來，」他在民事審判結束後告訴我。
「我甚至不知道我們為什麼要學習歷史。我猜可能是因為它很有趣——恐龍、尼安德特人和工業革命，諸如此類。
但已經發生的事情並不重要。你不需要先了解歷史，再在同一片土壤上構建出它們。
從技術方面來說，最重要的是明天。」
（來源 | 紐約客 作者 | Charles Duhigg 編譯 | Rik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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