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四部记录片电影的走出了完全不同的创作轨迹。但在方法论的交叉点上，又可以明显将其区分为单线“作战”以及多线“围攻”两种操作模式。每种模式都是创作者在故事人物、团队基因以及创作目标下的选择。在通往院线的道路上，创作的每一种元素都在影响纪录片电影的最终呈现。
作者 | 范琳琳
设计 | 托马斯
距离2017年结束还有一天的时候，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迎来了《四个春天》首场公开放映。
大银幕渐渐黑掉、灯光亮起来，主持人告诉观众，《四个春天》主角——导演陆庆屹的父母也来到了现场。掌声中，老母亲李桂贤拿着话筒对陆庆屹说：“你还真的在拍电影，早知道这样，我衣服就穿好看一点了，你看这个头发都乱成什么样了。”
现场的观众都笑起来。站在旁边看着母亲傻笑的陆庆屹，也仿佛置于梦中。那时，老父亲陆运坤腿脚已不太利索，但他还是从观众席上站起来，把帽子摘下来，朝前朝后各鞠了一躬说，“我今天在大银幕上看了自己，谢谢我儿子。”一瞬间，陆庆屹泪流满面。
一年之后，《四个春天》终于得以定档，将于1月4日在院线上映。由于在此前已有一些展映，目前在豆瓣上共有5534人对该片打出了8.8的高分。
除了聚焦父母生活的《四个春天》之外，这两个月，陆续还有三部记录片电影走上院线：同样聚焦普通人生活的《生活万岁》和《一百年很长吗》已经上映，两者分别从不同的视角阐述生活意义。想要记录创业时代的《燃点》则定档在1月11日，再现了争议与光环背后的创始人故事。
《四个春天》
有趣的是，四部记录片电影的走出了完全不同的创作轨迹。但在方法论的交叉点上，又可以明显将其区分为单线“作战”以及多线“围攻”两种操作模式。每种模式都是创作者在故事人物、团队基因以及创作目标下的选择。在通往院线的道路上，创作的每一种元素都在影响纪录片电影的最终呈现。
我们试图讲述这四部纪录片电影的创作故事，还原内容图景背后的真实经历，但在这之外，我们更想探讨的是纪录片电影的生存环境以及促使纪录片电影前进的正向力量。尽管视频网站崛起和网台权力之间的转换，赋予了纪录片创作者更多自由，但作为纪录片创作者心中的高级审美和艺术表达形式——纪录片电影并没有迎来颠覆性转折节点。
曾经，纪录片创作者寄希望于一部过亿票房的纪录片电影能够带来整体形势的变化。但在《二十二》这个口碑、票房双赢的“吃螃蟹者”之后，电影纪录片再次归于沉寂。围绕纪录片电影，投资、宣传到发行之间的产业链需进一步被打通，而这需要更专业的创作者、更心系纪录片的参与者以及对纪录片接受度更高的观众。
现在看来，纪录片电影正处在行业暖冬。正如《生活万岁》的总制片人、投资人郭秉刚所说：“如果说纪录片有春天，那也是所有纪录片爱好者把纪录片给捧热的，否则纪录片永远不会有春天。”
单线“作战”
“我原来只是想做个长片让我的父母看一下。他们特别可爱。我想让他们看到自己的那种光辉。”陆庆屹对《三声》（微信公众号ID：tosansheng）说。
“那时候没想过把片子带到院线吗？”
“不敢想，不敢想，那太遥远了，完全不是我的能力可能达到的。”他回答。
《四个春天》在2017年底、2018年初共安排了两场公开放映。陆庆屹以为这就是结束，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部电影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从事多年纪录片工作、同时也是陆庆屹豆瓣好友的赵珣，赶上了《四个春天》第二场公开放映。坐在第一排的她，时不时听到现场观众的笑声、啜泣声。因为现场并不是阶梯式场地，后排的观众甚至伸着脖子在看。
“现场观众已经完全被导演父母的幽默、乐观所打动。这个影片已经完成了95%，但是我觉得可以帮他去做剩下的那5%的工作，让它真正能成为电影。”赵珣告诉《三声》（微信公众号ID：tosansheng），电影放映完后，她和陆庆屹就在放映场所旁边的咖啡厅里将这件事定了下来。
没有经过系统化专业训练的陆庆屹，是纪录片领域实实在在的闯入者。
早在2008年，陆庆屹就开始拍摄家乡雾后街道、街坊邻居。2012年中期，他不满足于照片的静止状态，想要将父母的歌声都记录下来，于是购买了单反，后来因为手持相机画面过于摇晃，还添加了三脚架。
“最开始我拍摄的是独山人的生活。渐渐的，你就有了将父母作为主题的想法，这个是一点一点凝练出来的。”陆庆屹说，对于父母的感情是敦促他创作的动力，“我觉得他们特别有才华，只是被时代耽误了，我想为他们做一些事。”
从2013年到2016年的春节为时间节点，陆庆屹拍摄了父母四年，累计素材超过250个小时。被陆庆屹摄入镜头的，是他对父母以及故乡的感情。风声、鸟叫声、父母的歌声、雨后的山林都会让他陷入到虚无、感动的状态中，尤其在离开家乡多年后他以旁观者的身份重新审视，“事物本身的美好就开始浮现了。”
感觉、审美、意识、情感是陆庆屹采访中常提及的词汇。谈话间，他常常排斥我们对他创作的形而上讨论，而试图将我们拽到他所构建的充满感情、直觉的故事中去。
在野生的直觉之外，陆庆屹也在试图打磨自己的审美意识和专业技能。2015年，侯孝贤的一句“想拍电影就去拍啊”，让他有了追求电影质感的意识。为了捕捉生活中没有逻辑、稍纵即逝的片段，他随时将相机放在手边，也在慢慢的训练中，提高自己预判能力——门铃响起来时，他会立马将相机架好。
“陆庆屹有天赋，已经做到了片子的95%，但这剩下的5%才会让它真正成为电影。”赵珣所指的5%，是沿着电影工业化制作标准，从色调、声音、剪辑等各个维度对《四个春天》做电影化调整。
《四个春天》
一个让后期团队大费周章的问题是陆庆屹的录音处理。制作时，陆庆屹并没有使用专门的收音设备，只是使用了相机自身的录音功能，声音相对单薄。摄制时，相机自动跳到了29.97。而这是专业摄影师绝不会使用的帧率。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声音指导直接把这个技术问题扔到了电影学院录音系群里，48小时里，全部的人都在讨论。大家纳闷，什么片子会用这个频率。”赵珣回忆说。
除此之外，声音指导既要保持原声、降低噪音，还要在和导演沟通的基础上，还原现场环境声音，如蜂蜜声、脚步声。仅在声音上，后期制作团队就花费了大半年的时间。“我们做的就是全面提升它的品质。”
虽然采取的都是单线条制作路径，如果说《四个春天》是“个体创作+团队后期”，那么《一百年很长吗》则是更典型的团队作战模式。
“如果是一个团队，无论是摄影、录音，还是风格，我们都会把握得比较好。也能够及时停下，调整拍摄方向和拍摄计划。”《一百年很长吗》导演萧寒对《三声》（微信公众号ID：tosansheng）表示。
萧寒所率领的团队跑了全国十多个地方，从开机拍摄到关机杀青持续了一年多时间，拍摄了十多个人物，采集了600个小时的素材，仅设备车就开了10万公里行程。再加上前期调研半年，剪辑八个月，共计将近两年多时间。
萧寒采取的正是典型的纪录片创作手法：在大量调研基础上，长时间跟拍、反复打磨剪辑。这样的方式往往容易产生扎实、精彩的故事，但又往往会加重电影的制作负担，也对团队深度挖掘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很少有人知道，《一百年很长吗》中两段只有声音没有图像的影像，并不是出于艺术设计。“一段是黄忠坚和岳父激烈的沟通，因为他岳父不允许，所以只拍到了声音。还有一段是小孩进手术室，我们也没有拍摄到。”萧寒说。
“有人觉得这样处理，很有冲击力。但是其实就是没有拍摄到。”
多线“围攻”
“这是我们拍摄心脏移植时的画面。”
导演任长箴背后的大银幕上显示这样一张照片：手术台旁边站着一圈医生，稍远处，站着全副武装的摄影师。“拍摄的是程工，他肩膀上扛着的摄像机也是经过专业消毒的。”任长箴解释道，那个让无数人震撼的从人体取出“砰砰直跳”心脏的镜头，就拍摄于此。
《生活万岁》的故事要追溯到十年前。那时候，任长箴和程工一起合作了一部同名电视纪录片，对普通人故事的深刻印象就此构成了《生活万岁》电影的火种。这之后，程工一直有将这个故事延续下去的愿望。但直到一年半前，程工找到投资人郭秉刚，《生活万岁》的引线才真正点燃。
“拍纪录片难吗？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难，难的是纪录片的宣传、发行。”电影刚上映不久，第一次以连轴转状态参与电影宣传任长箴看起来很是疲惫，她对《三声》（微信公众号ID：tosansheng）坦诚有点吃不消，但她还是认为《生活万岁》整体是顺利的，“中国那么多导演，那么多纪录片，能有多少上院线？重要的是什么，不是导演创作，而是投资。”
《生活万岁》
与一般纪录片电影不同，《生活万岁》并没有采取以时间换故事的常用制作手法。实际上，包括任长箴和程工在内，团队共六名导演，他们被派往全国各地，采取分组、快节奏拍摄方法。最终共拍摄了40组人物，其中的14组人物被剪辑到影片中，电影从制作到初剪完成只花费了半年时间。
“拍摄5天，加上转场7天时间，假设有的人无法在五天之内打透，那就只能放弃。”程工介绍说。
这样的纪录片制作方法，也让制作团队面临质疑：为什么5天会发生这么多事情？这样的制作方法还能称为纪录片吗？
“我们称之为墙壁上的苍蝇的拍摄方法——以时间换故事的拍摄方法当然是纯粹的纪录片拍法，但这并不绝对。还有一种是房间里的大象，导演和采访对象深入沟通后，可以加速事件进程，比如将两个月后的买琴计划提前。”任长箴解释说。
为了减少拍摄失误，团队将调研放在了首要位置，拍摄对象的家庭关系、故事脉络、情感生活都要求汇总进报告，以方便团队从数百人中挑选出拍摄对象。“选择故事人物的标准是，他们都不是名人，他们的人生都不是特别顺，都有一点坎坷，他们的故事更瓷实。”
寻找人物还需要一点想象力。一个有趣的插曲是，在所有人物都拍摄完成、进行后期制作时，程工发现，讲述了父子、母女等故事的《生活万岁》唯独还缺少爱情故事。团队因此开始设想：什么样的爱情最可爱？结论是，没有见过对方的爱情最可爱。恰好团队中有一位制片是荆州人，上学时起，就经常路过一对盲人夫妇的唱歌摊。
这对盲人夫妇的故事之后成为《生活万岁》打动观众的普遍性泪点。影片中，相濡以沫一辈子的盲人夫妻一起过中秋，丈夫执着老伴的手说，“我在一天，总是会帮着你做点事，省得你自己摸来摸去的”。拍摄这一幕时，摄影师拼命不让自己发出哭声，一回头，却看到这一故事的负责导演已经泪流满面。
在《生活万岁》团队热火朝天奔赴全国寻找普通人故事时，以关琇带领的团队为中心、同样采取分组拍摄的方法，一场真实纪录创业者的“围剿”正在展开。
先后推出了创业真人秀节目《赢在中国》及其续作《我是创始人》的关琇，想要通过聚焦创业者的创业故事，描绘一个正在急剧变化的创业时代。
为此，她和她的团队共拍摄了14组人物，500多小时的素材，其中的7人成为电影《燃点》主角，后续还将推出5集长篇故事。其中，锤子科技创始人罗永浩、 陌陌创始人唐岩、papitube联合创始人papi、ofo小黄车创始人戴威等都是她记录的对象。
《燃点》
“我们不可能24小时跟着，拍摄他们（创业者），就有一个沟通和选择的成本，要看他下个月计划的事，让我们有一个记录点。”关琇对《三声》（微信公众号ID：tosansheng）介绍说，“我们团队另一位导演萧导带领两位执行导演，每一次回来就会沟通，确定下一步还需要拍什么。”
多年积累的资源让关琇在争取机构投资、赢得拍摄人物支持上颇为顺利，但创业者身份的敏感和特殊性，也让拍摄过程充满了不可预测的角逐和张力。“我们觉得特别重要，但拍摄对象觉得很平常、不重要，沟通的过程就特别闹心。过程中也丢了好几个我们应该拍到，但是没有拍到的东西。”
一次，猎豹移动傅盛和经纬中国创始管理合伙人张颖，通过电话沟通市场应对策略，并成功度过二级市场股票危机。让关琇耿耿于怀的是，“两人都是我的拍摄对象，我完全可以把两边都拍进去，但是我居然不知道这件事，但其实对于被拍摄对象来说，这是他们最平常的工作，没有人会时时想着要记录，尤其开始阶段跟负责联系的工作人员也没建立默契。”
或许是一个悖论，所拍摄的对象越是自带流量，对其拍摄流程的把控难度越是呈几何倍数增长。很难想象在发布会上口若悬河的罗永浩其实是个面对镜头会恐慌的人。为了拍摄罗永浩，关琇需要提前租远程遥控的“电兔子”，拍摄时，摄影师需要在屋外操控。如果需要采访罗永浩，则需要在黑暗的小屋里进行，把所有的机器都用布蒙上。
对于这些，关琇稍有遗憾：“但是能在这个时代纪录下这些人的宝贵片段，我已经很高兴。”
“我已经感受到这个力量了”
一直以来，电影一直被看作纪录片的最高形式。
“没有任何地方会让你扔掉手机2个小时，沉浸在一个故事里。对于信仰讲故事的人来说，电影院是这个时代最后的布道院。如果把内容看作一个产业，包含了影像、文字、音乐等等元素电影就是整个内容产业的皇冠”，《生活万岁》的制片人、Figure创始人张悦对《三声》（微信公众号ID：tosansheng）表示。
作为类型作品的最高形式，纪录片电影在创作时就被赋予了不一样的审美视角和表达诉求。
虽然《一百年很长吗》以及《燃点》后续有其他影像形式的纪录片再创作，但两位导演都有意识地在艺术表达上有所区分。在关琇看来电视纪录片可以在旁白上更直接地进行讲述，而电影则不能。“不同的平台，作品的属性是不同的。”萧寒说。
在任长箴看来，纪录片可以分为媒体纪录片和作者纪录片两种类型。其中，短视频纪录片、综艺纪录片、电视纪录片属于媒体纪录片。而独立纪录片和院线纪录片则可以划分到作者纪录片或者是艺术电影的范畴中。
“媒体纪录片免费、传播广、内容完整、主题鲜明，那么给人留下的思考空间就不大。院线纪录片则需要付出金钱和时间成本，就对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有一个艺术表达在里面。艺术是什么呢？艺术就是一点氤氲、一点暧昧、一种多意以及一点隐喻。”
抱着对纪录片电影抱更严苛的标准，任长箴直言不讳地表示：“很多院线纪录片和电视节目一模一样，这就是他没有分清楚媒体纪录片和电影纪录片的区别。”
事实上，当前纪录片电影的形势并不算好。已经上映的《一百年很长吗》、《生活万岁》，截至发稿时分别获得了123.8万元和480.1万元票房。
《一百年很长吗》
猫眼数据显示，2017年，共上映了《二十二》、《地球：神奇的一天》、《重返·狼群》等13部纪录片电影，票房总计2.65亿元，抛开取得1.7亿元票房的《二十二》，其他纪录片电影总计仅获得9532万元票房。
2018年，截至12月14日共上映了14部纪录片电影，累计取得5.31亿元票房。但如果将特例《厉害了，我的国》排除在外，其他纪录片电影票房合计也只有5000万元左右。可以说，纪录片电影的票房似乎走上了下行曲线。
票房之外，更重要的是，纪录片电影的产业链尚处起步阶段。
“1月开始，《四个春天》确定的出品方百川和黑猫互娱两家公司就在北京一家家跑发行。但他们有的认为《四个春天》更适宜小规模点映的方式，而不是院线放映。有的则表示很喜欢，但坦诚他们不会发，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发这样的片子。”赵珣说，一直到7月，《四个春天》在FIRST影展展露头脚，事情才迎来转机。
观众少、票房低、宣发难、投资弱。置于纪录片电影类型中，每一个环节似乎都在掣肘产业链的良性循环。枝蔓丛生和悬而未决的问题，让“摸索”成为纪录片电影参与者行为的注脚。
纪录片电影往往难以获得较高的排片，《生活万岁》首日排片占比为0.6%，《一百年很长吗》则为1.6%。但《生活万岁》在电影发行上，却作出了自己的突破。
和其他影片全线发行模式不同，《生活万岁》最初仅在万达、大地两个院线发行。这两家影院则给予《生活万岁》较长时间的排片优势。一周后，该片才在全国所有院线全线发行。
“对于我们（《生活万岁》）这种小成本纪录片电影来说，必须在发行上作出自己的创新，否则很可能就是院线三日游。”张悦表示。
一直希望以差异化内容打造品牌的影院，也在寻求分线发行的可能。“像《生活万岁》这种非常强的类型片，受众人群精准、宣发预算又十分有限，我认为就可能是适合首批进行分线发行尝试的类型。”大地影院集团CEO于欣强调。
“好的纪录片很多，但是上院线的好纪录片少。中国做作者纪录片的人非常多，但他们都在地下。除了二十二，你还能想到什么上院线的好纪录片吗？从各种意义上，《生活万岁》是具有革命意义的，之前哪个纪录片口碑爆棚到这个程度？”任长箴说。
讲述了“慰安妇”、票房过亿、获得大众层面口碑的《二十二》被认为是“天时地利人和”的那个偶然。
“《二十二》的票房非常成功，但是它并不代表纪录片电影市场是一个良性的、理想的状态。我其实不关注某一部片子是不是成功，或者哪一个片子突然放了卫星，那不是我所关注的。”萧寒认为，纪录片电影的良好生态应该具备持续性、多样化、常态化特征。只有每年有七八部票房过千万、各种类型的纪录片电影涌现，才能培养观众的对纪录片电影的关注度，让市场与创作者有信心押注这一类型作品。
如果以宏观的视角细分纪录片类型产品，更多的变数正在孕育。
现在，视频网站的崛起、付费习惯的养成以及观众人群的细分，让纪录片创作者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以前电视纪录片是电视台先立项，我们来承制，但是现在我们可能就有更广泛的选题空间、更大的自由度，但是更残酷的是，有可能活不下来，有被饿死的风险。”关琇介绍。横向对比来看，国外纪录片也是因为有全球发行网络和付费网络体系，才有拥有赖以生存的土壤。
尽管认为纪录片电影市场仍处于滥觞期，甚至不能算是初具规模，但赵珣始终认为，记录生活、观看生活始终是人类的本真愿望。除了一脉相承的电视纪录片、独立纪录片在不断满足用户的纪录片内容的需求，快手、抖音也是纪录片内容的另类形式。“我一直说抖音、快手上面，有无数个最平凡的纪录片作者。”
真正让这种动力化为纪录片电影增量还需要不断的作品。“我们需要一个片子，一个片子去试，还需要产业的发展，还有合作伙伴要对这个有信心，大家都全力去做，它一定会有一个合力。”赵珣说。
“合力是多少，我不知道，但我已经感受到这个力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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