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中國作為替罪羊,解決不了美國的經濟問題

40年前,美利堅合眾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

將中國作為替罪羊,解決不了美國的經濟問題


▲ 1979年1月31日,美國總統卡特與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簽署了中美兩國科技合作協定和文化協定,在教育、商業、空間方面進行合作的協議,以及建立領事關係和互設總領館的協議。

回顧過去:兩國關係是互利的

事實證明,兩國關係是互利的。

本傑明·富蘭克林曾將孔子的思想引入美國。孫中山、蔡元培、梁啟超也曾試圖利用美國的經驗為中國尋找一條發展的道路。


將中國作為替罪羊,解決不了美國的經濟問題

孫中山、蔡元培、梁啟超(從左至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期,中國成為反對日本軍國主義者的堡壘,那時,日本顯然也對美國構成了威脅。即使在美國加入戰爭之前,飛虎隊的成立也體現了美國對中國鬥爭的支援。

在規劃戰後世界藍圖時,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將中國納入“四大國”(在英國首相丘吉爾的明確反對的情況下),這是對中國日益增長的重要性的認可。羅斯福在戰爭期間對進駐延安的“迪克西使團”的授權和支持也表明了他的態度——中國共產黨必須在戰後解決中國問題上發揮重要作用。


將中國作為替罪羊,解決不了美國的經濟問題

羅斯福(左)與丘吉爾(右)

戰後開始的冷戰重新分化了世界,中美關係受到重大影響。

冷戰的進一步發展導致了美中關係的重建。隨著1960年蘇聯顧問從中國撤出,以及之後中蘇之間日益緊張的局勢,再加上美國深陷越南戰爭的泥沼,尼克松總統採取了與中國和解的政策。雖然其動機更多是“地緣政治”而並非出於友情,但這仍然激發出了美國對中國的積極情緒,尤其是對許多在麥卡錫時代因為支持共產黨而被迫退休的親中國的美國學者來說,他們又獲得了表達觀點的空間。


將中國作為替罪羊,解決不了美國的經濟問題

1972年2月,走下舷梯的美國總統尼克松與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握手寒暄。

與中國的和解也為美國帶來了幫助——美國通過談判退出了對自身而言稱得上是場“災難”的越南戰爭。

美國和中國之間的後續交流對雙方都有很大好處。

美國大學裡中國留學生的增加,使中國能夠分享最先進的科技思想,這有助於中國在改革開放期間的發展。許多中國學生也留在了美國,為提高美國的經濟和科學能力做出了貢獻。與此同時,中國製造業的發展為美國家庭提供了豐富的產品。西方出口市場也為進一步發展中國經濟創造了條件。

看新時代:美國須改革經濟運行方式

中國越來越希望提升其工業和技術能力,以便從低工資生產者的地位“跳躍”到更高的水平,但美國經濟卻從科技製造業經濟陷入了“食利經濟”,其中債務的擴大開始超過其生產基礎,產生了一種被稱為“繁榮”的“泡沫經濟”。

儘管美國在1987年、1997年、1998年和2008年發生了一系列重大金融危機,但它仍舊忽視著不斷增加的金融債務負擔與日益減少的生產基礎之間的矛盾,只是簡單地印刷了更多的錢。


將中國作為替罪羊,解決不了美國的經濟問題

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在紐約法院申請破產保護,成為國際金融危機全面爆發的標誌性事件。

到了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中國的快速發展與日益停滯但不斷膨脹的美國經濟之間的差異越來越大,並開始顯現出來。美國曆屆政府都遵循了肯尼迪時期的策略——用科技來驅動經濟向前發展,但卻出現了失誤,並且造成了長期的負面影響。雖然特朗普總統承諾為美國經濟制定一項重要的基礎設施計劃,但他未能將其與美國金融體系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改革結合起來,使該計劃陷入了困境。


將中國作為替罪羊,解決不了美國的經濟問題


更為嚴重的是,美國試圖將中國涉嫌“盜竊”美國技術作為美國經濟問題的替罪羊,這不僅混淆了這場危機的真正原因,從而阻礙了美國實行一些必要的政策來克服危機,也給依賴中國產品的美國經濟帶來了很多困難。

中國的發展與美國的發展沒有根本的矛盾。兩國都可以而且應該快速前進。事實上,鑑於兩國經濟之間存在廣泛而多方面的聯繫,兩者之間的任何“脫鉤”都會給雙方帶來災難。在全球勞動分工的時代,國民經濟發展不再是零和遊戲。

將中國作為替罪羊,解決不了美國的經濟問題


美國必須改革其經濟運行方式。為防止另一次金融泡沫破裂,它必須迴歸傳統的工業政策。建立國家基礎設施銀行將是特朗普總統實現其基礎設施投資計劃的重要一步。白宮科技辦公室應制定一項快速科學發展計劃,特別是在太空探索領域。

這些都不會給中國帶來問題,也不能通過對中國商品徵收關稅或“懲罰”中國從國外合法獲得的技術來實現這一點。


將中國作為替罪羊,解決不了美國的經濟問題


隨著佈雷頓森林體系逐漸消亡,美元脫離金本位,美元體系開始不受限制地擴張,促使了“泡沫經濟”的出現。由於美元的主導地位,美國能夠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從中國和墨西哥等發展中國家購買商品。然而由於缺乏科技研發的動力,美國自身的技術發展受到阻礙,更不要說是執行當初為發展非洲、亞洲和中東國家而制定的戰後計劃了。

進入21世紀後,中國在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明確地闡述了中國與發展中國家共享發展的政策,包括消除貧困和疾病,有效地促進了全球化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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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戲劇性的發展也為美國敲響了警鐘:我們不再是曾經的“希望的燈塔”和“自由的殿堂”。中國已經開始填補由於我們自己災難性的短視和自私政策而留下的空白。雖然這個“警鐘”引起了一些美國人對於中國的輕微怨恨和惱怒,但這種反應既不合理又只會導致衝突。事實上,美國唯一的理性回應是讚揚中國在幫助貧窮的鄰居和朋友方面所做的努力。

美國應該做一些自我反省,再次重建美國的基礎設施和工業能力,並開始與世界共享。正如中國所做的那樣,美國要做的不是與中國和其他國家競爭,而是與中國和其他國家合作,以實現人類在全球發展中的共同目標。

撰文 / 威廉·瓊斯(美國《全球策略信息》雜誌華盛頓分社社長,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外籍高級研究員)

(原文有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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