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进入超级创新模式

硅谷进入超级创新模式

硬软件结合的加强有利于硅谷发挥优势

“你把这些东西凑到一起,它们就会变成某种我们从未见过的东西”

首位解码人类DNA的科学家克雷格·文特尔(Craig Venter)是个飞车狂人,拥有数十辆跑车和摩托车。他最爱的座驾是一辆红色Tesla Model S轿车。文特尔说Model S是一辆顺畅、安静的车,但它的魅力不止这一点,它同时还是一件数码设备。它的无线网络让他可以听互联网电台,用智能手机开锁。当遇到一些故障时,比如车上那块17英寸触摸面板没反应了,不需要有人到他在加州拉霍亚的家中修车。“趁着晚上我睡觉的时候,一名软件工程师登录我的车,发现了问题,把它给修好了,”文特尔说,“这彻底改变了交通行业。这是个带轮子的电脑。”

Model S只是越来越多被赋予软件力量的机器中的一员,这些机器也许会给美国经济带来巨大助益。从烟雾探测器到喷气式飞机引擎,机器的效率得到空前的提升,在程序代码的帮助下变得更加强大。这种硬软件的结合是美国的优势,让聪明的公司有机会对消费物品和产业设备进行全方位的重新构想,就像苹果(Apple)对手机、特斯拉(Tesla)对汽车所做的那样。

这是一个简单却容易被忽视的认知,即便在硅谷也是如此。过去几年里,很多公司在这项理念上投了钱,风险投资家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所说的“软件正在蚕食世界”,有效地概括了这种动向。安德森是风投公司安德森-霍洛维茨(Andreessen Horowitz)的联合创始人和普通合伙人,他在2011年推断,将有更多产业开始围绕它们的软件所提供的服务和数据运转。(《彭博商业周刊》所有人彭博公司是安德森-霍洛维茨公司的投资人。)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的经济学家泰勒·考文(Tyler Cowen)说,这个理论没有把硬件的价值摆出来,而他预言的革命是有所不同的。“我会称之为‘软件和硬件终于联手’。”他说。

2003年消费科技正值鼎盛,这让特斯拉可以享受从零开始打造一辆车的奢侈。特斯拉自己写代码,并让软件和巨大的触摸屏成为这件交通工具上的明星部件。特斯拉的驾驶者不用手忙脚乱地操控旋钮,只要用手指扫两下就行了。通过无线网络,特斯拉可以给汽车加入新特性——更快的充电、更好的操控——和苹果向iPad推送可下载更新一样。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正是为什么特斯拉是作为一家科技公司而不是车厂进行估值的:2014年它的股价从120美元飞涨到284美元,市值达到340亿美元,比Twitter略高。

在过去大概50年里,顶尖精英们一直在努力提高软件的水平。他们制作了Web、文字处理器和数据库,还有运行我们的金融系统和通信网络的操作系统。直到最近,软件才进化到可以把最复杂的代码安全地注入机器的程度。想象一下10年前,一辆车像如今的特斯拉和谷歌(Google)的自动驾驶汽车那样在高速路上行进,而车上运行的是Windows,将是怎样的情景。

软件品质的提升,再加上价格低廉、强大的处理器和传感器以及更稳定可靠的电子仪器的出现,就产生了iPod开发者托尼·法德尔(Tony Fadell)所说的创新超级周期。在过去,硬件的重大突破是由政府或大公司出钱促成的,科技业的其他公司会花上几年时间开发软件,好把这种硬件利用起来。法德尔说,如今这个等式的两边可以同时行进了。“突然间有了一种全面的变革,”他说,“不管是特斯拉,还是在火箭里使用以太网电缆的SpaceX,都是把低成本、消费级的技术和传统世界里的制造科学结合起来。你把这些东西凑到一起,它们就会变成某种我们从未见过的东西。”

法德尔的公司Nest Labs把软件、传感器和无线通信设备整合成恒温器和烟雾探测器。谷歌花了32亿美元现金收购它,认为这是一个重新构建家居设备的机会。一些创业公司正在DNA测序仪和安检仪上进行硬软件的结合,或者制造协同运转的微型卫星,就像一只只悬在天空中、可以重新编程的眼睛。

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的头等大事是制造可以用软件和传感器测量、调试运行状况的喷气机引擎、火车和涡轮。“下一个重大技术变革将来自这种软件和硬件的匹配,这个前景是很清晰的,”通用首席经济学家马可·安农齐亚塔(Marco Annunziata)说,“有人说这只会推动一种累加性的进步。而在我看来,这明显是打开一个全新维度。”

当然,有些心高气傲的软件公司是不需要多样化的,比如Facebook(这家社交网络公司现在是虚拟现实头盔Oculus的所有人,但是还没用它做过什么事。)不过有一些科技业的软件故事并没有按之前承诺的情节发展。Zynga、Groupon、Foursquare,这些都是安德森夸奖过的公司,但产出成果良莠不齐。很多名气很大的云计算公司无非是把之前的软件重新打包,加上新的界面而已,但是赢利十分困难。

更激进的变革模型是iPhone。它对硬软件的结合将手机变成了一台口袋电脑,让美国从亚洲和欧洲手中夺回了通信技术领域的优势。谷歌用Android软件、手机和平板电脑巩固了美国的地位。在这次转折中,苹果成为全世界市值最高的公司,谷歌在软件领域的主导地位令业界羡慕不已。

随着更智能的、软件驱动的机器兴起,美国有机会取得更大的胜利。在最复杂的软件以及对算力的创造性应用方面,硅谷始终是一个中心。特斯拉的车和通用的飞机引擎已经开始适应这个模型。生产它们的工厂已经计算机化。一家名叫Sight Machine的创业公司通过工厂车间的摄像机和传感器采集数据,用软件进行分析,找到缺陷所在;首席执行官乔恩·索贝尔(Jon Sobel)说,公司还受雇去监控快餐流水线。“设想现有的创新和实体世界结合起来的情形,意味着我们的行为方式会产生重大的改变。”他说。

美国并非成功的保证。Ne s t在出现软件故障后召回了它的智能烟雾探测器。像考文和安农齐亚塔这样的经济学家也指出,这个时代不见得对所有人都有利;一个自动化车厂源源不断地产出自动驾驶的车辆,会让很多人失业。考文预计会有大批劳动力从出租车和工厂转向家政和儿童保育行业。

安农齐亚塔的看法更乐观一些——新的智能设备有助于推动未来数年的全球经济。“人类对新玩意儿和服务的渴望及期待是无止境的,”他说,“这一点能创造财富。”撰文/Ashlee Vance 编辑/周琼媛、刘雅靓 翻译/经雷

总之,硅谷曾经靠软件或者硬件来推动产业发展,现在美国产业界希望通过硬软件的联动发展来创造它们自己的“iPhone”“特斯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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