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菁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
摘要：市場經濟體系是企業組織的經濟體系。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是以龐大的中國企業群體的持續快速發展和壯大為實現載體的。在這段時期裡，中國的企業組織從少到多、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經歷了三個波段的企業數量增長進程，得到長足發展，為繁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構築了堅實的微觀基礎。同期，微觀企業所有制結構調整成效顯著，實現了多種所有制企業的競合發展。支撐其企業組織繁榮的深層次制度因素是，中國選擇了市場競爭機制與政府行政管理的雙重邏輯交織下的有國情特色的企業制度。未來中國企業組織制度走向將取決於兩方面的影響因素，一是不同所有制企業之間的效率分化情況；二是企業加快國際化進程中所遇到的外來的制度同形壓力。
JEL分類號：L25；L33；O12
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最直觀表現，從微觀層面來看，是中國企業的數量增長與大企業規模的顯著擴張。企業的數量增長，增加的是經濟體系中的活力，大企業的規模擴張，增進的是經濟體系中的實力，正是上述兩方面發展態勢的水乳交融、交相輝映，成就了中國企業群體的繁榮。
一、第一波的企業數量增長及隨後的變化
第一波的企業數量增長，發生在上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1978年，全國鄉及鄉級以上工業企業總數是34.84萬家，不包括為數眾多的村辦工業、城鄉合作經營工業和個體工業。1980年，工業企業數量增至37.73萬家，1984年，又增至43.72萬家（見圖1）。[1]在將近9萬家的新增工業企業中，超過98%的增量都來自於集體所有制企業。上述企業數量快速增長的局面持續到了1986年，達到了接近50萬家的水平。從不足40萬家到將近50萬家企業。這期間，新湧現出來的集體所有制企業和城鄉個體經濟[2]，一方面，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既大規模吸納了農村剩餘勞動力，又緩解了城鎮知青返城的新增就業壓力；另一方面，它們形成並積極作用於仍處於萌芽階段的市場體系，顯著增加了市場活力，同時，也開始對全民所有制企業形成了競爭衝擊，催生著改革大企業的新要求。
[1] 1978年至1984年的數值出自於1989年出版的《中國工業經濟統計資料1988》。另據國家統計局更新的數據，從1981年至1983年間，全國工業企業總數重新下降至34萬左右的水平，直到1984年出現激增——統計局現有的1984年和1985年工業企業數分別為38.52萬和46.32萬。本文采用1989年發佈的數據。當時，大中小型企業，主要依據生產技術能力的標準來劃分。有一些行業，固定資產2000-3000萬以上的，被歸為大型企業；800萬以上，被歸為中型企業。
[2]根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1984年以前，農村的村及村以下辦工業歸屬農業，1984年及以後劃歸工業。故從1985年開始，有“全部工業企業單位數”這一指標，包含村辦工業、城鄉合作經營工業、個體工業等。《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鑑1991》開始披露了這一指標的相應數據，其中，1985年的全部工業企業數為518.53萬；該指標值在1994年達到峰值1001.71萬，隨後幾年，回落到了800萬左右的水平。
伴隨企業數量增長的另一個現象是，大企業佔工業企業總數的比重穩步攀升。這表明，在市場放開搞活的進程中，一批大企業在悄無聲息中得到了快速發展。1984年，倒逼大企業的整體性的改革壓力逐漸顯現出來，並一直持續到90年代初。在當時的形勢下，大多數的全民所有制的大企業仍被“綁得緊”、“控得死”，老問題還沒有解決好，又遇到新問題的挑戰。1984年8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邀請了首鋼、大慶、一汽、上海金山威化、北京燕山石化、上海機床廠等25家大企業一塊召開座談會，討論“小企業搞活，大企業怎麼辦”的問題（徐小玖，1984）。有不少地方，出現了中小企業以高額工資和優惠福利條件，挖走大企業生產和技術骨幹的現象（周叔蓮，1984）。
80年代後期，中央推行了治理整頓，作為對前期的改革開放成果的鞏固性舉措。在這一時期，工業企業總量基本穩定在50萬家左右的水平，但是，大企業的數量佔比繼續上升，大企業規模擴張態勢非常明顯。1987年，《管理世界》下設機構借鑑國外企業排名經驗，首次推出了中國大企業排名（中國企業評價中心，1989）。當時，全國最大的工業企業是大慶，年銷售收入63億；排名從第30位到第100位的工業企業，其年銷售收入都處於4~10億的水平。100大工業企業的工業總產值超過1千億，佔全國工業總產值的7.7 %。全國將近1萬家大中型工業企業的工業總產值佔全國比重達到41.8 %。幾乎就是在這同一時期，企業經營形勢、尤其是大企業高度集中的全民所有制工業的經營形勢出現了嚴峻化的態勢。1988年開始，全部工業企業的利潤水平大幅下滑。1990年上半年，工業速度實現2.2%的增長，而大企業集中的全民所有制工業只增長0.5%，大大低於鄉鎮及其他類型工業（安路明，1990）。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抓好、搞活關係國民經濟命脈的大企業，是中國經濟改革攻堅工作的中心任務，也是改善國家財政收支狀況和改變經濟循環不暢局面的客觀需要（馬洪，1991）。
二、第二波的企業數量增長及隨後的變化
第二波的企業數量增長，出現在1992年的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1993年，工業企業數量改變了連續七年滯留於50萬家左右的狀況，重現增長態勢，發展到52萬家；1995年，又激增到峰值、超過59萬家。1996年和1997年間，在工業企業總量快速回落的情況下，大中型工業企業絕對數量與相對佔比都繼續保持了小幅增長的發展慣性。圖1中列示了1978年至1997年間全國鄉及鄉以上工業企業數量及大中型工業企業數量增長情況——由於國家統計局在1998年調整了統計口徑，不再統計年產品銷售收入在500萬元以下非國有工業企業，因此，1998年之後的數據與之前的數據，不具有可比較的一致性，故圖1只列示了這20年的數據。
從1998年到2000年間，大中型工業企業的絕對數量及其在全部工業企業中佔比，同步出現了小幅下降態勢，這是改革開放以來前所未有的情況。這一時期，我國受到了亞洲金融危機的一定衝擊，但更為重要的是，國內經濟形勢較困難，推行了國有企業三年脫困、抓大放小的改革舉措，消化了不少前期積澱下來的結構性矛盾與問題。2001年，大中型工業企業的絕對數量又出現了增長、其佔比也有小幅回升，不過，自2002年之後，儘管大中型工業企業的絕對數量重新回覆到了增長軌道上來，但其佔比呈現出了不斷下降的態勢——儘管大中型企業的絕對數量總體保持了穩步增長態勢，但小型工業企業的數量增長要快於大中型企業的數量增長。
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以來，中國加快推動了大企業重組，這有助於擴大大企業的規模。人們通常用於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企業組織規模水平的重要指標之一，是看其入圍《財富》雜誌世界500強企業的數量。1996年，中國僅有3家企業進入這個排名。世紀交替之際，中國內地已經有11家企業入榜。最初入榜時，中國企業經營績效水平較差，一直低於世界500強企業的平均水平，2000年，中國11家入榜企業平均營業利潤率達到4.99%，第一次超過世界500強企業的平均水平。[1]2001年，世界500強企業受到網絡經濟泡沫破裂的衝擊明顯，而中國入榜企業的經營績效下滑水平較小。更重要的是，在資產、營業收入和利潤的增長率等成長性指標上，中國大企業的水平，整體好於世界500強企業的平均水平，這表明中國大企業正處於有良好發展潛力的擴張階段。
2002年，中國企業聯合會首次向社會發布了“中國企業500強”排名。當年，排名第一的是國家電力公司，資產規模和營業收入分別為13463億和4004億元，排名第500位的企業營業收入為20億。中國500強企業的營業收入合計超過6萬億元，實現利潤合計3000億元；平均資產規模為520億元，不到世界500強企業平均資產規模的1/15。同年的世界500強排名第一的是沃爾瑪公司，營業收入為2200億美元。與入榜世界500強企業的他國大企業相比，現階段的中國大企業仍然有規模偏小、創新能力偏弱、運營效率偏低和國際化程度偏低的“小、弱、低”特徵。
三、第三波的企業數量增長及隨後的變化
2004年開始，中國出現了第三波的企業數量增長現象。2004年和2005年間，大中型工業企業佔比有回升跡象。不過，大中型工業企業的增長步伐，相比整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增長步伐而言，仍然慢了半拍——2005年，大中型工業企業數量有一個加速增長的跡象、使其佔比有所上升，之後，又迅速回復到了佔比下降的軌道之中[2]。大中型工業企業數量佔比下降的情況持續到2009年，才開始有所改觀。在這一時期，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以及隨後中國政府推行的應對政策，對企業經濟領域的正常運行產生了干擾作用。
2009年之後，中國經濟總量步入迅速提升的重要時期，隨著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一時期的中國企業組織規模水平，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一方面，戶均企業規模水平迅速提升。2010年，中國企業500強的入圍門檻已經提高至110億元。同期，大型工業企業的平均規模超過60億，中型工業企業的平均規模也達到5億左右的水平。另一方面，大中型工業企業的絕對數量出現了顯著的增長態勢，這一局面持續了五年。2011年，國家統計局調整了大中型工業企業的統計口徑，從年主營業務收入500萬元以上的工業企業調整為年主營業務收入2000萬元以上工業企業，但這一年的大中型工業企業數量非但沒有因統計標準提高而出現下降，反而出現激增，從4.66萬家迅速提高到6.13萬家。
直到2014年，大中型企業的絕對數量才開始下降，呈現出了真正的經濟收縮的特徵。2016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總量出現了下降，這種情況，只有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和90年代中後期經濟形勢經過大起大落後、轉向困境的時期出現過，可謂是將近20年才再一遇的狀況。
在這段時期，有兩個因素值得關注：第一，中國三次產業結構出現了轉折性變化，服務業替代工業，成為國民經濟中佔比最高的產業部門。第二，中國政府推行“雙創”政策，使以互聯網經濟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領域的市場主體呈現出了蓬勃發展態勢。根據國家工商局的統計數據，到2013年底，全國實有各類市場主體6062.38萬戶，近幾年間，市場主體數量年均增長1千萬戶，到2018年初，市場主體總量已經突破1億。[3]
儘管上述因素，使中國工業企業數量的收縮看似帶有特定發展階段上的合理性，但其實，當前中國工業企業領域自身發展中積聚的深層次結構性矛盾與所面臨的追求高質量發展的挑戰與壓力，不容小覷。
四、貫穿企業經濟增長中的所有制經濟結構調整
建設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中國經濟發展與改革的主線。在微觀層面，其主要任務是改變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國家所有制起主導性作用的、相對單一的企業制度形態，實現多種所有制企業競合發展的繁榮局面。
（一）上世紀國有經濟佔比的不斷下降態勢：從78%到28%
上世紀末，國有企業的產出佔比不斷下降，而其他所有制企業產出的佔比持續上升，這構成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所有制經濟結構調整的主要特徵。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工業產出的主體是國有企業與集體所有制企業組成的公有制企業。從上世紀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集體所有制企業在工業產出領域的重要性總體呈現出上升態勢。1978年，國有企業及集體所有制企業工業總產值佔全部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分別是77.63%和22.37%。1994年，國有企業工業總產值佔比降至37.34%，首次低於集體企業工業總產值佔比37.72%，其他所有企業工業總產值佔比從無起步、上升到25%的水平。1996年，集體企業工業總產值佔比達到峰值水平、接近全部工業總產值2/5的水平，之後，集體企業在中國經濟領域的作用逐漸轉向微弱化。[4]1997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工業總產值佔比大幅下降，首次低於其他所有制企業工業總產值佔比。1998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工業總產值佔全部工業總產值的比重首次降到30%以下。圖2列示了國有企業在全部企業產出中佔比從1978年的78%降至上世紀末的28%的整個過程。
[1]這一年，中國入榜企業經營績效水平改進的原因，主要是因為中國石油和中國移動兩家盈利水平較高的企業入榜。譚歡：《從 500 大排名看中國企業的成長訪外經貿研究院跨國公司研究中心王志樂研究員》，《中國經營報》2002 年8月12日。
[2] 2007年，國家統計局調整了統計口徑，規模以上工業的統計範圍從“全部國有及年主營業務收入達到500萬元及以上的非國有工業法人企業”調整為“年主營業務收入達到500萬元及以上的工業法人企業”。這一變化，使國有工業企業數量從2006年的14555家下降至2007年的10074，並沒有造成大的趨勢性影響。
[3]曾有外媒稱中國創業界進入佳境，日均誕生4千家企業。其實，導致中國註冊市場主體數量激增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各級地方政府出於政績考核的考慮，爭相出臺各種各樣的稅收優惠政策以吸引新辦企業註冊和投資。例如，新疆霍爾果斯一地，在2016年新引進企業2千餘家，平均每天有6家企業註冊落地；而在2017年，新引進企業數量過萬，平均每天有50多家企業註冊——是謂管中窺豹，可見一斑。
[4]集體企業的迅速崛起與迅速衰落，主要是因為它們的主體是鄉鎮企業或城鎮個私經濟。在非公有制經濟在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獲得必要的合法性後，這一過渡性的企業制度形式，便完成了它的階段性歷史使命。樊綱和陳瑜（2005）寫道：（鄉鎮企業）這種現象所蘊含的理論和政策含義的重要性在於，它可能是中國第一類成功地完成“漸進轉型”的制度形式：從剛開始的公有制 (集體所有)形式，經過許多階段變化，最後成為典型的非公有制形式。參閱樊綱和陳瑜：《過渡性雜種”：中國鄉鎮企業的發展及制度》，《經濟學（季刊）》2005年7月。
總體看來，過去十幾年時間裡，中國經濟所有制結構調整的成效是明顯的，國有企業經濟比重獨居其大的格局已經得到顯著的改觀。今天的中國，擁有一個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體系，市場機制在中國經濟體系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Andrew Szamosszegi和Cole Kyle（2011）對中國國有企業在工業增加值中佔比的估算結果是處於38%~40%的水平，加上其他所有制企業中與國有相關的部分，粗略估計可能達到50%。為更多的研究者所接受的經驗性估算值是，國有企業貢獻了工業產出的25~30%。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裡，國有經濟部門在中國經濟體系中起到了主導性作用，到目前為止，中國沒有跡象要向完全的或自由的市場經濟的方向發展，也不希望建成一個由私有制起主導性作用的市場經濟體系。
在多元經濟格局下，不同所有制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發揮出了各自不同的作用。其中，國有企業表現出來了“重資產”的特徵，其資產佔全部工業的近40%，而收入和利潤佔比僅在20%的水平；私營企業表現出來了“輕資產、重績效”的強收入與強利潤的特徵，資產佔比僅僅略高於20%，但收入和利潤佔比超過35%；外資與港澳臺資企業的資產、收入與利潤表現相對均衡，整體都處於全部工業的20~25%的水平；其餘企業的經濟指標總量佔比情況與外資與港澳臺資企業的水平相當，均大體處於全部工業的20%的水平，以不到20%的資產創造了稍高於20%的收入和利潤。
五、雙重邏輯交織下的中國企業組織制度的微妙平衡與博弈
中國企業的數量激增、大企業的規模擴張以及不同所有制企業的競合發展，這看似無數企業“草根式”的無序與自然生長的結果，其實卻是由更深層次的中國企業組織制度變革所引致和推動的經濟表象。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進程中，中國企業組織制度的發展，是一個典型的漸進式和探索性學習的動態過程，曾求諸於全面的市場化與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來突破計劃經濟體制已經給社會經濟造成的嚴重的發展瓶頸。後來，在經歷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又轉向與自由市場觀念劃清界線，努力避免、緩解和克服自由市場思維帶給社會經濟的負面性與損失。而今，中國選擇了在“由市場起決定性作用”與“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雙重邏輯交織的制度框架中尋求企業發展。
（一）從行政管理體制下的單位制轉向適應市場經濟的公司制
在改革開放的起始點上，中國企業的主要組織形式是國營經濟部門實行的“單位制”，其多功能合一、非契約關係和資源不流動等特性，使之形成了與社會化大生產性質相悖的封閉結構（路風，1989），國家對國營單位實施行政化管理。上世紀70年末、80年代初，開始出現越來越多的脫離行政管理體制而獨立謀生的市場主體，它們以集體經濟和個私經濟的形式存在、發展和繁榮。
上世紀九十年代，在面臨企業組織制度選擇的重要時點上，中國選擇了與現代市場經濟體系相匹配的現代公司制度，全面學習和借鑑發達國家以公司治理為核心的現代企業制度。在企業制度上，與其他市場經濟發達國家保持相一致，這根本性的制度變革，極大地釋放了中國的經濟潛能，使中國能夠沿著發達國家成功實施工業化的軌道，發展出來一批又一批從事社會化大生產的現代企業。
90年代中後期，中國曾經猶豫於，到底是學習英美公司治理體制？還是學習德日公司治理體制？一度，中國企業傾向於相對接近於德日公司的治理結構，其標誌性的制度安排是，既設有董事會和經理層，又設有監事會；還曾經考慮過效仿德日兩國，強化銀行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在進入新世紀之後，中國企業制度大力發展資本市場，比較徹底地轉向英美公司治理體制，突出了董事會在公司治理中的主導性作用，引入了獨立董事制度和董事會下設的專業委員會制度，關注兩職分設或合一問題，強調董事會構成的多元性，等等。
（二）探索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匹配的有國情特色的企業組織制度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市場和政府各司其職、各盡其責的經濟。政府，在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而國有企業，是政府參與市場經濟活動的一種重要制度形式。在按照市場競爭邏輯建立和完善公司制度的同時，中國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仍然保留了源自於政府行政管理體制的一些有特色的企業制度安排。
一個有鮮明的國情特色的實踐問題是，中國企業組織在歷史上形成了“老三會”（黨委會、職代會和工會）的權力機構設置，自然而然由此引出來了與現代公司治理中的“新三會”（股東會、董事會和監事會）的職能兼容與銜接的問題。在實踐中，中國企業磨合出來了種種具體的制度安排，以優化配置在市場與行政的雙重製度邏輯下形成的不同機構的職權，例如，“老三會”和“新三會”的人員，特別是黨委和董事會的成員，採取“雙向進入、交叉任職”的方式；明確董事長與總經理原則上兩職分設，而黨委書記和董事長可以兩職合一；明確職工代表擔任董事或監事；等等。
近年來，國有企業組織制度繼續沿著兩個制度方向予以探索：一方面，是努力按照高度市場化的公司治理規則，打造真正能夠獨立履職的董事會，賦予董事會更大的職權。其中，關鍵性的制度安排是賦予國有企業董事會選聘高級管理人員的權力，平衡好黨管幹部原則與市場化選拔企業經營管理者這兩種制度邏輯之間的關係。另一方面，是強調加強黨的領導和充分發揮黨組織在企業中的政治核心作用，確保黨委參與企業的重大問題決策。其中，關鍵性的制度安排是將黨建工作要求寫入公司章程，明確黨委前置討論研究公司重大決策問題的程序，平衡好黨組織在企業中的政治領導核心地位與董事會在生產經營活動中最高決策機構的地位這兩種制度邏輯之間的關係。
（三）中國企業組織制度變革的成效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實行的國營單位制度，其弊病在於缺乏市場導向的制度邏輯，導致了普遍性的資源低效與無效使用。通過改革開放，市場制度邏輯從不同層次上，越來越充分地實現了向中國企業組織中的滲透與融入。在市場主導下的競爭邏輯與政府主導下的行政管理邏輯這兩方面力量的交織作用之下，在為數眾多的企業組織的內部，湧現出來了一個又一個的制度片斷的裂變，這些變化的累積，促成了宏觀層次上中國企業組織制度的系統性變革。
在中國今天奉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中，凡是缺乏創新精神和高超地適應動態環境的技能的企業，它們要不會倒在殘酷的市場競爭的優勝劣汰之中，要不會被政府的行政權力剝奪其存在的合法性。凡是存活下來的企業，它們必須既能夠做到從政府行政管理體制中爭取到政治合法性支持，又能夠從市場競爭體制中獲取形形色色的資源，還能夠按照市場競爭的要求，組織和動員企業中的人投身生產性活動，而不純粹是消耗資源存量。
中國企業，正行走在市場競爭機制與政府行政管理的兩種邏輯交織在一起的微妙平衡的制度軌道上，公眾記憶已經被重組到與當下的時代情境相稱的狀態。中國的企業實踐所呈現出來的高度複雜的狀態，是世界上比較罕見的，其複雜性在於，人們常常難以識別出到底哪一種性質的制度在起著主要作用。在不同的場景裡，“做出主要思考的”制度（瑪麗·道格拉斯，2013），是不一樣的——無論是競爭性制度邏輯對商業偶像的推崇，還是行政性制度邏輯對黨建這樣的傳承下來的政治組織原則的捍衛，不同的制度形式，各自舉著“從未曾被質疑過的合法性”的旗號，爭奪人們對其他制度形式的“結構性健忘”，賦予自身以光榮與正確性。
六、中國企業組織制度變革的未來方向
本節將嘗試剖析影響中國企業組織制度變革的未來方向的因素：一方面，是受到內部的雙重製度邏輯之間博弈的影響，行政性制度邏輯的變化相對具有主觀性，而市場性制度邏輯則取決於不同所有制企業效率變化的硬約束，以下關注後者；另一方面，是中國企業在加快國際化進程中所遇到的來自國際社會的外部的制度同形的變革壓力。
（一）市場競爭和企業效率差異推動的變化可能性
重新審視上世紀末困擾中國國有企業的兩大難題：一是因所有者天然缺位而導致的“內部人控制”問題，二是因政企難分或企業對政府財政的千絲萬縷的依賴而導致的“預算軟約束”問題，我們看到，過去近二十年，這兩方面問題有所緩解，但沒有得到根治。
在雙重製度邏輯下，最理想的狀態是，一方面，市場制度邏輯的滲入，可避免內部人控制或預算軟約束的泛濫化，缺乏經營能力的企業或企業內部人會被淘汰出局；另一方面，以黨的領導為核心的行政監管制度，會將那些行為性質惡劣的企業或內部人，不斷清理出局。同樣是在理想狀態下，企業可以將以黨建為核心的行政性制度安排，有機融入高度市場化的經營管理活動中去，產生出來政治優勢增強企業經濟競爭能力的良好效果。
現實情況要複雜得多，雙重製度邏輯也很有可能成為觸發複雜的利益糾紛和衝突的沃土。在新的制度框架下，“內部人控制”和“預算軟約束”問題會以新的和更隱晦的形式存續。對這些問題的防範與監督，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精力與物質資源——這些相關資源原本可以更徹底地投入那些符合市場競爭要求的生產性活動之中——這將造成企業運行在高昂的組織制度成本水平線上，其直接後果是國有企業在經營效率和資產負債率上的差強人意的表現。
上世紀末國有企業脫困攻堅時期，全國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處於60%以上的高水平，在最困難的1997年，曾經接近65%的警戒水平，而今，全國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已經回落到2016年的55.87%，但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資產負債率不降反升，達到了61.58%的較高水平——在各類型的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中，國有獨資公司的資產負債率更是攀升到了63.53%的高位上，如圖5所示。據財政部公佈的2018年3月末數據，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已經接近65%，負債總額超過100萬億。
可以預見，不同形式的組織制度安排所導致的企業運營效率上的差異，仍將積聚併產生出進一步深化企業改革的壓力與動力。
（二）國際化進程中的制度同形壓力
中國改革開放不是一個孤立的發展進程，引入全球視野來看，中國企業在其發展進程中，一直承受著來自國際社會的巨大的制度同形壓力。本世紀初，中國企業加入WTO、不再遊離於世界體系之外，且國際化進程不斷加快。幾乎與此同一時期，伴隨新技術、新經濟蓬勃發展，在此特定的時代條件下，國際市場體系對不同國家的企業制度的多樣性予以了極大的包容，但這種包容的姿態中，內生了存異求同的客觀要求。上述來自外部的制度同形壓力，是推動未來中國企業組織制度變化的又一重要力量。
今天，中國企業已經作為重要的國際投資主體，進入了國際化程度迅速提高的發展快車道上。中國企業正在越來越深度地融入到由複雜的國際規則體系織造而成的世界市場之中，並且，與國際市場規則體系保持相對一致的制度同形壓力與日俱增。如果中國企業行為能夠順應來自外部的制度同形壓力，它們將能夠比較迅速地獲得組織合法性的保障，大大降低進入國際市場的交易成本。然而，在現實中，制度同形壓力與企業的行為發生衝突的情況，並不少見。2018年4月，在中美貿易摩擦背景下，美國商務部激活對中興通訊進口美國商品的禁止令，這是制度同形壓力觸動到中國知名企業存亡的一個經典案例，其事情緣由在於，中興通訊違反了美國有關原產商品出口限制的規定，試圖規避監管，並在執行和解、接受美國合規監管的狀態下，整改不到位，有虛假陳述與違背和解承諾的表現。
中興禁令事件的大背景是，國外對規模與實力日益壯大的中國企業，不乏憂慮的情緒。儘管中國企業的所有制經濟結構越來越趨於合理，但是，國際社會對中國企業非市場化經營行為的擔心卻有增無減，從商業公平競爭的角度，他們反對中國政府以各種方式為企業提供的信貸支持與補貼、政府採購的傾斜性政策。有人擔心中國國有企業，談“國有”而色變。有人擔心所有的中國企業，談“中國”而色變，他們認為，中國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都有因不完全遵循市場規則而運行在“灰色地帶”的情況。不過，也有一些人相對理性和客觀，他們主張，不論什麼性質的中國企業，只要能夠尊重和遵守國際規則，就可以一視同仁。
對於國外的盲目憂慮，我們無能為力，但是，對於國外對中國企業經營行為的合理質疑，我們應該予以重視。與中興通訊同屬電信設備行業的華為公司，其經營行為在尊重國際商務規則方面，有更優秀的表現。過去十年，華為在美國開展的經營活動，遭受到了美國商務部、財政部、司法部等多個政府部門的傳喚與調查，但至今沒有被找到明顯的瑕疵。
從已有研究經驗看，應對國際化進程中的制度同形壓力，需要明確兩個基本立場：第一，對國際市場規則體系予以必要的尊重，其前提是中國企業能夠從廣泛的國際合作中獲益。只有具備長期合作動機，才會驅使中國企業自願作出限制與改變自身行為的決策。第二，參與和參與改變國際市場規則體系，關鍵是要理解制度“制定者思考國際規則與標準的方式以及他們所運用的政治話語”（迪馬吉奧和鮑威爾，2008），在理解與接受其偏好與權力結構的過程中，通過參與制度的反作用力，漸進式地影響現存體系中的偏好與權力結構。從中興與華為的經驗對比來看，來自國際社會的制度同形壓力，如果能得到中國企業積極有效的應對，那就有可能激發出中國企業行隨事遷的制度潛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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