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商會作為重要的社團組織，其影響不僅限於業界，更在政界、社會民生等領域均有輻射影響。各商會會長也因此在商界、政界等社會各界之間馳騁、運籌，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跡。曾任民國廣東省商聯會主席、廣州市商會理事長的何輯屏先生，正是其中富有代表性的商會領袖之一，其深耕商會的蹉跎人生也可謂是那個時代政商名流的人生縮影。
何輯屏生於1897，廣州番禺人，居住在荔灣區。先生一生從事商業，主要從事貿易生意，並致力為商界同行解決商業上的困難，曾任廣州市捲菸業同業公會理事長、廣州市紙業同業公會理事長。另據筆者在廣州市工商聯現存1950年登記的解放前廣州市工業會、商業同業公會調查備案中，廣州市糖面雜糧商業同業公會的理事長也為何輯屏。可見，何輯屏先生在當時的經營業務及商會事務中，也算是“跨界”經營的老手。
國時期，商會組織蓬勃發展的一大特色就是一度出現廣州總商會、廣州市商會、廣州商民協會和廣東全省商會聯合會（簡稱“省商聯會”）這四大商會組織並存的局面。其中，成立於1920年前後的全省商會聯合會一直由廣州市商界名流擔任主席。在當時廣州總商會及市商會的強勢競壓中，省商聯會的影響力有所受限且變動有些複雜。據方誌欽、黃天申先生的研究資料顯示，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廣東省商聯會有兩個組織，其一是由劉煥、林麗生、林蔭孫先後主持的商聯會，其二是鄒殿邦主持、設於廣州市商會內的省商聯會。後來，據國民政府新頒佈的《商會法》規定，一省只能有一省級商會。1933年6月，由廣州、汕頭、中山、江門等商會倡議，重新成立廣東全省商會聯合會，並在廣州召開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本刊上期介紹的黃詠雩先生正是在這次會上當選省商聯會主席。但是，他後來受抗稅風潮影響被陳濟棠當局拘禁入獄，1935年方得釋放。出獄後不久，黃詠雩便辭去商聯會主席一職。按照這一時間推算，何輯屏正是在這段時間接任省商聯會主席，一直到抗戰時期。
抗戰爆發後，何輯屏等許多愛國商人紛紛發起聲援運動。1937年8月，為了籌集戰時長期作戰經費及救濟戰區難民，國民政府決定發行5億元救國公債，在上海成立財政部救國公債勸募委員會。當年9月3日，全國救國公債勸募委員會廣州分會（後來改為廣東分會）在廣州市迎賓館成立，會上聘請何輯屏等12名政商要人為委員，時任廣州市市長兼省財政廳廳長曾養莆為主任委員。接受勸募委員聘任後，何輯屏全力投入商界的公債勸募工作。據史料記載，當時廣州市商會承擔分銷500萬元公債的任務，壓力十分繁重。何輯屏頂住壓力，以商會名義組織督銷人員300人，分赴各行業公會和商店積極做好認購任務分配和勸銷工作。此外，他還兼任戰時慰勞委員會委員等職務，發起組織各類慰勞工作，為聲援抗戰、振奮民心做了不少工作。
1938年，廣州淪陷，一直致力於抗戰籌募工作的何輯屏直到最後時刻才離開廣州，前往香港。到香港後，何輯屏利用商聯會的網絡及自己的人脈資源，與廣州市商會會員張香圃、譚棣池等商界鉅子，組織成立廣州商人俱樂部，繼續效力抗戰援助聯絡工作。另一方面，在自己經營的汽車、輪胎生意中，他向當時國內大後方與國外的唯一通道——滇湎路及內地戰場輸送了輪胎、汽油等不少軍需品，也為抗戰作出了另一番貢獻。香港淪陷時，他存放九龍倉的汽車毀於日軍炮火，遭受了巨大的損失。這個時候，在廣州的一些日偽商人，主動招攬何輯屏回廣州發展。但是“先生（何輯屏）不為敵利誘，離港經廣西入曲江，從事抗戰商運。”（參見1946年《商業年鑑》）
避難香港之後，何輯屏仍然未忘自己擔任省商聯會主席的身份和責任。1942年，廣東國民政府遷至韶關，韶關淪陷後又輾轉進入曲江。隨後來到曲江的何輯屏，根據戰時形勢受命組織設立省商聯會辦事處，協助抗戰商運任務。這期間，他充分發揮辦事處職能，組織發動各同業公會安全疏散物資，免遭敵軍破壞；還奔跑於惠州、湛江、肇慶等地，慰問商人，推動各地商業團體知識青年的從軍運動。1944年，曲江淪陷後，何先生帶著省商聯會又轉移到河源老隆，繼續從事商運工作。
抗戰期間，大部分商會組織已經渙散。直到抗戰勝利後，為了儘快恢復商業經營秩序，為政府財政提供支撐，國民政府希望儘快啟動商會組織協助政府推動商業復甦。
1945年，何輯屏從老隆回到廣州，被國民政府指派為“廣州市商會指導委員會常務委員”，受命負責整理會務。同時受命為指導委員會委員的還有廣州總商會會長鄒殿邦先生等共16人，鄒殿邦被指定為主任委員。
經過近一年的會務整理及對各行商社團指導籌建後，新的廣州市商會於1946年8月15日舉行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說起這次大會，後來備受熱議的是何輯屏和鄒殿邦在理事會理事長一職選舉中的激烈競爭。據《廣州文史》第46期刊登的《愛國商人二三事》一文中介紹：“抗日戰爭勝利後，廣州市商會選舉理事長，有何輯屏、鄒殿邦兩大派激烈競爭，加上報紙的渲染，曾經哄動一時。如此競選，似乎有點‘民主’，其實卻深深打上了國民黨派系鬥爭的印記。”文中對何、鄒兩人此次競選及背後派系較量的一些細節描寫，讓人不免有種“劍拔弩張”的感覺。但在筆者看來，由於此文為後人根據耳聞所撰，並沒提供史料佐證，故一些細節提法還是值得商榷。倒是，廣州市商會1946年《商業年鑑》中對本次會員大會的紀要，為我們認識此次大會實況及何、鄒之間關係提供了更為客觀的視角。
據大會紀要顯示，本次會員代表大會為期3天，在晏公街會址召開，共有87個行商的358名代表出席，何輯屏和鄒殿邦分別以紙業和鹽業的代表身份出席。大會大會開幕式邀請的領導、嘉賓規格很高，有：省參議會參議長林翼中、國民黨廣州市黨部主任高信及省政府主席吳鐵城、省黨部主任、廣州市市長歐陽駒的代表，還有市參議會、政府部門負責人等要員，可謂是“高層雲集”，足見國民黨當局及省市政府對此次大會的高度重視。開幕式上，大會主席譚棣池作開幕歡迎詞，高信等領導相繼發表講話（致訓詞），而何輯屏以省商聯會主席身份作演講，鄒殿邦則以大會代表身份致答謝詞。在提交大會的44件代表提案中，何輯屏一人提出了有關《提請當局速逐本市屋荒問題並限制業主無理取鋪及濫增租值以安商業案》等3件提案，鄒殿邦則只提了《提請轉呈部局減輕鹽稅以杜私鹽競銷並將粵鹽銷區稅率加以調整案》一件。大會最後一天選舉產生第一屆理、監事會25名理事、7名候補理事、7名監事、2名候補監事，何輯屏、鄒殿邦同時當選理事。
會員大會結束後，遂於8月25日“奉準舉行就職典禮，禮畢，召開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即席推出陳幕貞為常務監事，何輯屏、藍遜、吳瑞翹、陳玉潛、張香圃、林德中、何雅各等7人為常務理事。再互推何輯屏為理事長。”此則會議紀要內容詳述常務理事及何輯屏當選理事長之經過，也從另一個角度表明：何輯屏的當選過程並無太大支節，而鄒殿邦從此也退出了市商會的領導核心。從會議紀要看，何、鄒兩人雖暗地裡競爭、較勁，但在對待大會會務及維護商會形象方面，還是都有儒商風範和大局意識的。不過，兩人之間的關係緊張卻也有跡可尋。其一明證就是在《商業年鑑》介紹各位新當選理事、監事簡歷的圖文轉業中，25名理事只上榜17名，其中，鄒殿邦不在介紹之列。此舉是否說明後來鄒殿邦自己辭退市商會理事職務？或不讓對自己簡歷作介紹？這還有待另考。
提及廣州市商會《商業年鑑》，筆者認為這是何輯屏先生為商會歷史傳承留下的寶貴遺產，也是何先生深耕商會、擅長會務的又一有力註腳。在商會理事會產生後，何輯屏迅即投入會務發展工作，主持召開第二次理監事會議建立了商會組織架構，分設總務組、財務組、組織組、調查組，另有對外貿易輔導委員會、勞資調協委員會等8個專委會。會後，委任商會理事兼機縫同業公會理事長何國華為主編，啟動年鑑編輯工作。1947年4月，《商業年鑑》編印而成，備受各界好評。時任廣州市長歐陽駒為年鑑題寫書名，著名國民黨將領張發奎為其題詞“按圖索驥”表示祝賀。
筆者從市工商聯收藏的檔案裡看到，該《商業年鑑》為16開本，厚達600多頁，內容涵蓋商會會務、商業發展大事記、工商和金融稅務等政策、各類商業發展現狀和統計數據，還有會員企業的形象宣傳廣告等等，內容十分豐富，可以說是對廣州戰後商業及經濟狀況的全面梳理和展示，也是我們今天認識當時廣州經濟社會情況的寶典。在該書付梓時，何輯屏先生親自撰寫前言，其中稱：“商業之有年鑑，蓋所以通商情、明商況，知以往之利弊，求未來之革新，意至善也。”對年鑑編印工作意義的寄語，見解精闢，情意真切，值得熱心商會會務之後來者深深品鑑。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何輯屏先生一生在深耕商會中歷經風雨、幾番蹉跎，為的正是商會事業之承傳，就如其所謂“知以往之利弊，求未來之革新”。先生在九泉之下若能感知今天廣州商業之繁榮發達、商會之蓬勃發展，也應笑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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