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谈清代的出版业，必须分为两个时期来谈。其先是传统的出版业，即自残唐五代逐渐发展而来的刻书业；其二则是近代以来，受西方影响逐渐发展的出版业。
监本
传统的刻书业，简单可分为官刻、家刻和坊刻。官刻是由政府组织的，如北京国子监即组织刻印“十三经”及其注疏作为监生的教材，称“监本”，地方官府组织刻书也属于官刻本。家刻则是出自于藏书家或大学者（往往这两重身份属于同一个人）的手笔，清代大藏书家往往家中藏书以数十万卷计，他们通常会编订藏书目录，并进行刻印，如典型的杭州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等。同时，因为这些藏书家所藏多有珍本、善本，他们往往手自校雠，整理出版一些珍贵古籍，比如我们常说的“阮刻《十三经注疏》”，就是大学者阮元组织校雠刊刻的。同时，也有一些大藏书家出于保存善本的想法，组织刻印罕见的珍惜古籍，如傅增湘曾影印宋十四卷本《周易正义》。坊刻则是只出于商业目的的坊间私人刻书，这主要由书商主持，明清时期重要的出版地有四川（所谓蜀本）、福建（闽本），值得一提的是，自五代发展而来的建阳刻书业到明清时期特别发达。
建阳庵山
以上三种刻书出版比较起来，官刻本、家刻本因为财力雄厚（藏书家多富有），且有能力组织起一批学者参与刻书，一般质量较高，其中家刻本学术价值尤高（一则官刻本有诸多制约，二则清代江浙文教确实发达，学者水平很高，此可由乾隆修《四库全书》时江浙两省贡献最多得见）。
阮元
近代意义上的出版业起自学习西方，早在西人来华即有，如洪秀全早年读到的基督教小册子之类，即是西方传教士及其中国助手印行的宣传品。但是大规模的刻印西书还当提到洋务运动，之后戊戌变法等等，凡政治运动或改革均要依赖于出版业，西学东渐的逐步加深也是伴随着出版业逐渐发达而来，这一点不待详述。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出版业不仅仅关注泰西学问及习俗。一些受众更广的闲书因为市场需求也被广泛刻印，而进入民国之后大量古籍也纷纷被整理成合集出版，如《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等等。
参考文献：
1.林拓：《福建刻书业与区域文化格局关系的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2.萧一山：《清代通史》
3.傅增湘：《藏园图书经眼录》
华 兴 春 秋
小编 ：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 赵培文 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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