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煤藏豐富，而在以前大量採礦者甚少，利用機器採掘者更無其人。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保晉礦務總公司成立，才利用小機器開採煤礦，給山西採煤鍊鐵開了使用機器之風。
本文由在保晉總分公司服務30餘年的侯德旺同志口述，有記憶不清的事，他還訪問當年的同事。王思賢根據其口述，又參考了光緒三十三年日本山西同鄉會編輯的《山西礦務檔案》，民國2年瑞典人新常富著的《晉礦》，寫成此文。
三、初期開採煤礦的困難情形
保晉礦務總公司在招股期間，就決定先從開採煤礦著手。當即勘定本公司西面陽泉南山裡的剪子溝、鐵爐溝、燕子溝三處，為採煤基地，都從正太鐵路接修運煤叉道到煤廠內。先買到鐵爐溝小煤窯一處，安設了半噸的捲揚機來吊煤，每日能產煤百餘噸。又在燕子溝基地擬定日產千噸煤的計劃，聘請德國礦師照計劃買機器。安裝完畢，開鑿直徑4米的豎筒，深人200餘尺，大有逐漸發展的希望，不料在繼續開鑿中，從石縫內發出“沼氣”著了火，炸燬了窯簡。德國礦師對這種事故，事前沒有察覺，事後無法處理，辭職而去，開鑿工程因而停止進行。
總公司不得已，又在北山買到平潭堖、先生溝、莊溝、賈地溝、漢河溝等5個小煤窯，都能日產煤六七十噸，但是距離鐵路線遠，交通不方便，要用牲口馱煤運到火車站，才能出售。成本加大，不易發展。後來又在大同、壽陽、澤州成立了3個保晉礦務分公司。大同買小煤窯3處，水窯1處，壽陽買小煤窯2處，澤州買小煤窯1處，都是土產土銷辦法，仍然無利可取。
嗣後又在大同的水窯上，安設了三節鍋爐，三時泵抽水，都以為抽了水，不久就有發展的希望。誰知道窯底水勢太大，抽水機器過小，結果無效。大同分公司的經理趙長庚(字星稀)曾自編對聯:“抽水三年功不竟，花銀十萬罪當誅”以責備自己。
四、保晉礦務公司的波折與損失
(一)清宣統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閻錫山掌握了山西的軍政大權，為補助軍費，截留了全省的地畝捐款，把從前贖礦時，向票號借款的抵押失掉了。總理渠本翹，因當初借款是自己辦理的，便把保晉礦務總公司招到的股銀110萬兩，按6錢8分8釐摺合銀洋1元，共摺合成銀洋160餘萬元，借給山西省公署，還了欠票號的款，以清手續。這樣一來，省公署拖欠不還，使保晉公司長久受到經費支絀的困難，無法解決。而渠本翹從此也辭去總理職務。
閻錫山
(二)劉篤敬繼任保晉礦務公司總理職務後，3個分公司都因為不能自給，暫行停辦;陽泉北山的小密，得利無幾;只靠陽泉鐵爐溝的煤窯生產,仍然不夠全體職工的開支，每月向省公署提用少數存款維持現狀。民國2年(1913年)， 聘請趙奇莢為礦師，滿希望他籌謀設計，能有所發展。不料未曾一試，他竟因病而死。繼趙奇英為礦師者為武盡傑。正在計劃開展工作間，已經到了民國3年(1914年)，中央政府發佈“礦業條例”的時候。無論採礦、探礦，都得測繪礦區，呈請立案。大礦區10方里，小礦區半方里。採礦每年每畝納稅3角，探礦每年每畝納稅5分。
劉篤敬
因而又聘請王憲為測繪師，侯德旺助之。首先測繪好陽泉剪子溝、鐵爐溝、燕子溝三大礦區，連接在一塊，共計29方里多，送請立案。後來經官廳調查審核說:保晉測繪的礦區與陸建章的建昌公司請領的柴瓦溝礦區(在鐵爐溝與燕子溝之間)有重複之處，不予文案。據說，建昌公司還有徐世昌的資本，陸建章是陝西的督軍，誰能惹得起?保晉總公司在這種大勢力的壓迫下，沒有辦法，於是選派代表崔廷獻到北京，援引收回福公司的採礦權，由山西人自己辦理的理由，向中央政府申請取消建昌公司請領的礦區。爭執再三,終歸無效。不過保晉總公司也沒有退出重複之處，再來申請立案。
(三)民國5年(1916年),總理劉篤敬辭職，公推崔廷獻繼任，曾紀綱為協理，王驤為稽核。總協理不能常住礦上，委託稽核王驤主持一切。王驤辭退了武盡傑和王憲的職務，另請李建德代理武、王二人之職。沒有數月工夫，建昌公司窯內的水，竟然放進了保晉公司鐵爐溝窯內。王驤和李建德都不想辦法交涉堵塞，只是互推責任。延遲了兩月有餘，全窯被淹沒，致生產停頓，這是保晉公司的一個大損失。從此，李建德辭職，繼任其職務者為溫承讓。溫承讓在鐵爐溝西的舊平窯上修路排水。工作了一年多的時間，已經做到炭壁跟前，能日產煤數10噸了。適遇陽泉鐵廠^的工程完畢，日產生鐵已達到20餘噸。總公司認為鐵廠的廠長趙錚很有功勞，給與獎金1000元，而沒有獎勵煤窯上的溫工程師，於是溫承讓破口謾罵，說總協理辦事不公。總協理不得已，照樣給與溫承讓洋1000元，並撤其職務。後來張景良繼任工程師，兼任鐵爐溝平窯管事。由於張景良與溫承讓辦事一樣由窯內的領頭(俗稱工頭)來擺弄，毫沒有改變舊的做法與習慣，所以在採礦的技術.上和進度上，都不能有大的提高。
崔廷獻
(四)王驤為了少出礦區稅，把三個大礦區，改成三個小礦區立案。不料在自己投機取巧時間，山西警察廳長南桂馨、大學校長王錄勳、大學校教授王憲、大學校庶務主任池莊、山西製革廠長劉寶華、師範學校校長張秀升，還有一位平定縣的郗小鬼(小鬼是外號，不記其名)等7人，已劃三個大礦區，蓋於保晉的三個小礦區之上立案了。崔廷獻知道了這個情形，向南桂馨等交涉，請讓出礦區。
南桂馨
但是這7個人，多數是當時山西有權威有地位的人，哪裡肯無條件地讓人呢!最後結果，落了個每年給這些人讓礦區費陽泉大炭120火車，每火車裝炭20噸，訂定了契約，以39年為期。每年南桂馨分46火車，王錄勳、王憲、池莊、劉寶華、張秀升等5人各分14火車，郗小鬼分4火車，這又是保晉公司的一大損失。
據說，當時除了保晉總公司在石莊、北京等處，設有煤炭銷售處外，崔廷獻、王驤私人在石莊匿名設立售煤站，假借權力，獲利不少。另外是陽泉車站上用閻錫山的官僚資本，設立的晉東煤業公司，經理為高槐(字茂三)，副經理為武執中,在賣煤炭上把持壟斷，亦極盡其能事。
(五)辛亥革命時期，閻錫山把向票號借款的抵押畝捐截留了，渠本翹曾用保晉總公司募集的資金，還了票號。保晉公司需用款項時，只能隨時向省府提用存款若干。民國5年(1916年)，崔廷獻向省府提出算賬的問題。但是保晉公司與省府的帳數目不相符合，在閻錫山統治下，竟把欠保晉公司的一部分不敷款項，作為是保晉公司補助山西貧民工廠和山西醫院之款，報部核銷。保晉總公司曾得過中央政府“見義勇為”四字的空獎狀。最後僅向山西省政府算出現款60餘萬元。這又是保晉總公司的一個損失。
五、保晉總公司是怎樣有了初步進展的
崔廷獻由省政府算出現款60餘萬元後，當即擬定這款專備補給陽泉開鐵廠，大同開煤窯使用。民國6年(1917年)，保晉總公司聘請趙錚為經理，籌辦陽泉日產30餘噸的鐵廠,花了100 餘萬元的建築費。到民國: 7年(1918年)，派曾紀綱、白象錦、侯德旺等到大同籌備恢復保晉分公司時候，所存之款，業已無多。
大同分公司雖有日產千噸的計劃，實際上並沒有照計劃撥出款來，只是每月由總公司撥款一二千元，從權辦理，撙節使用。到民國10年(1921年)，窯底見炭後，白象錦冒險由山西省銀行借款12萬元，才逐漸發展起來。大同保晉分公司，自民國8年(1919年) 開辦至18年(1929年)， 才把應有的機器等設備安裝齊全，前後共花費洋70餘萬元。自民國19年到25年，每年可盈餘十五六萬元。這時，大同保晉分公司的財產，約值200餘萬元之譜。
陽泉保晉總公司，自民國8年(1919年)總理崔廷獻辭職，董事長常旭春繼任後，於次年即調楊仁顯為稽核，派王驤為燕子溝礦廠廠長。有人在曾因招氣著火停工的燕子溝窯內，試以“手電棒”不炸。於是依照經理白象錦的建議，圈筒接鐵管，引沼氣於窯外，繼續下黹，終歸成功。從此把計劃日產千噸的燕子溝窯又恢復起來了。民國11年(1922年)，王驤辭職，14年(1925年)，協理曾紀綱辭職。18年(1929年)，白象錦繼任陽泉保晉總公司協理，仍兼大同分公司經理。他就職後，首先在總公司裡，成立工程科，調大同分公司的土木工程股長晉德峻為科長，專管各窯廠工程事宜。又調數人來陽泉，按照窯廠事務的大小，各派為窯廠主任，負窯廠事務的責任，取消工頭制度。把工程方面安頓好，即著手整理內部事務。
欠省銀行貸款120萬元(原系趙錚和白象錦負責借的)，於19年(1930年)閻錫山戰敗後，省銀行票價跌落，以所貸款的半數現洋就能還清。於是著大同分公司預售煤炭10萬餘噸，收到現洋30餘萬元，又措借現洋10餘萬元，就把欠省銀行的貸款還清了。跟著與晉東煤業公司訂立了合同，所出之煤炭由晉東煤業公司包銷。從前保晉對外的交涉做得不夠好，多賣不了煤炭，此後所產之煤有了出路，不但每月的開支能有保障，而且在公司的各個方面都有了大的發展，為後來陽泉保晉總公司的鞏固與擴大打下基礎。民國25年(1936年)，董事會議決;指定以大同保晉分公司盈餘款項發付股息。保晉礦務總公司辦得有了起色，於此可見一斑。但是，因日軍猖獗，日甚一日，公司業務，每況愈下，不久就被日軍霸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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