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改革開放被國際輿論稱為“人類史上最大的政治實驗”，無論從規模、成就、世界影響還是未來前景來說，這都是當之無愧的。當今世界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在過去數十年中都不同程度地實行了變革與開放，但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取得中國這樣的成就，有不少仍處於最不發達國家之列，有的則處於戰亂、停滯不前狀態甚至還有惡化的趨勢。在這一背景下，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引起了國際社會，特別是越來越多發展中國家的濃厚興趣。中國改革開放的一些經驗，比如處理好“三類關係”，切中了不少發展中國家的“痛點”，對於那些深陷發展困境中的國家而言具有一定啟發和借鑑意義。
處理好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係
上世紀90年代，一些原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採用了激進的“休克療法”，結果導致經濟衰退、停滯及社會危機。一些國家長期處於發展動力不足、經濟衰退之中，加之國內外各種矛盾交織累積，引發了嚴重的社會動盪。除了外部因素的影響，從內部來看，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宏觀政策上沒有處理好這三者的關係。
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之一在於我們在實踐中形成了關於改革、發展和穩定的科學方法論。中國的經驗是，在把握三者辯證關係的基礎上，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的可承受度有機結合起來，並融於具體的政策之中。中國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採用了漸進式改革策略，通過先易後難、先試點後推廣、先體制外後體制內的方式不斷推進，通過具體的政策把改革涉及的利益調整控制在社會和公眾可承受的範圍內，既保證改革順利進行，又避免了過大的社會震動。
進入新時代，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我們要本著對歷史負責、對人民負責的態度，準確把握改革發展穩定的平衡點”。這意味著在新形勢下，三者之間需要尋找新的平衡點，包括如何平衡各方利益，守住社會經濟發展不失衡的底線，以及確保三者之間的動態平衡。因此，必須堅定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決端正發展觀念、轉變發展方式;堅持全面深化改革，注重改革的系統性、協調性、整體性，重點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增進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中國關於改革發展穩定關係的整體認識主要是方法論層面的，相關政策也會因形勢變化不斷調整，沒有固定的樣式或模板可以遵循。從發展中國家的實際狀況看，應高度重視三者之間的關係，中國的相關經驗和做法可供參考和借鑑，但最重要的還是從本國實際出發，注意從宏觀上把握改革發展穩定的結合點和平衡點，制定出科學、及時、可行、有效的政策。
處理好對外開放與獨立自主的關係
對外開放不是簡單地打開國門的問題，而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從中國的經驗來看，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進行對外開放。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對外開放與獨立自主的關係上的態度和認識是一貫的。第一，獨立自主是立國之基。第二，對外開放是強國之道，是我國長期堅持的基本國策。在對外開放上，主導權必須在我。第三，獨立自主是對外開放的前提和基礎，而對外開放助力提升自主發展的能力。可以說，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成功實踐證明，中國的獨立自主與對外開放完全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相互促進的。“北京共識”的提出者喬舒亞·庫珀·雷默認為，“中國為全世界其他正試圖在真正獨立、保護其生活方式和政治選擇的前提下實現自身發展並融入國際秩序的國家指明一條道路。”對於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要高度重視自己獨立自主的權利，尤其是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權利。在融入經濟全球化、不斷擴大對外開放過程中，保持政策的獨立性至關重要。
處理好“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的關係
從二戰後到上世紀80年代，多數發展中國家為了實現趕超目標，都比較依賴政府幹預經濟的作用，將資源集中於某些領域和行業，形成一定競爭優勢，但這一做法破壞了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造成市場扭曲，引發了整個經濟體系運行效率低下、政府官員濫用職權、貪汙腐敗盛行等問題。80年代以後，一些發展中國家又走向另一個極端，開始強調自由市場經濟的作用，認為政府越小越好。正如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所指出的那樣，為何絕大多數發展中經濟體不能擺脫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關鍵在於，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在制定發展與轉型政策時照搬西方主流的理論，未能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因此，如何處理“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之間的關係一直是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面臨的主要難題。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立足本國實際，圍繞政府與市場的關係這一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在理論和實踐上不斷探索政府與市場各自的作用邊界和功能定位，並尋求二者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最佳結合模式。特別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一共識為進一步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建立成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奠定了核心理論基礎。對於今天的發展中國家來說，一方面要避免過去把市場與政府對立起來的極端化思維，既要摒棄“市場萬能”的神話，也要打破“全能政府”的迷思;另一方面，基於政府與市場的科學定位，要在實踐中不斷理順“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之間的關係，促進二者有機統一，攜“手”共進。
(作者為北京聯合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原副院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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