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电影往事：秦国人与香港人的吊诡对决（上）》和《
中国电影往事：秦国人与香港人的吊诡对决（中）》中，我们讲述了中国电影十余年中经历的波澜起伏。
面对发展越来越迅猛的电影市场，资本家和艺术家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其中，而投机者也觊觎着这场矿藏，如过江之卿一般挤入其中。
然而，中国商业电影的发展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福兮祸所伏的道理再次得到印证。
中国商业电影的一代人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另一群人则成为新的主角。
庄家
2016年春节，《美人鱼》在香港上映，到三月底下线时该片票房超过了5500万港币，半年之后，《寒战2》在港公映两个月后的票房则超过了6600万港币，这是自2001年以来首次周星驰作品票房超过5000万港币却未能成为当年香港电影冠军。
在这年上映的348部首轮电影中，香港电影仅占61部，在这其中，港产片为19部，而内地香港合拍电影则为39部。港产片票房超过3.23亿港币，两地合拍片票房则在26.7亿港币以上，而外语片票房在总票房中的比重则达到了骇人的83.12%。
香港电影市场沦为好莱坞巧取豪夺的应许之地，但香港电影在内地又是另外一番景象。是年共有33部香港电影在内地首轮上映，累计票房达到了118.96亿元人民币，其中2部港产片的票房合计仅有328万元，而31部内地香港合拍片的票房则高达118.93亿元。
然而，本地电影产业却近乎奄奄一息。这一年，全港电影票房达到19.47亿港币，同比下滑近2%，这是十年以来香港电影市场首次票房同比下跌。
不独香港电影陷入颓势。
2016年开年仅仅54天，内地电影票房就突破了100亿元大关，第一个季度创下了144.66亿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达到5年以来最高的51.2%。是时，人们乐观预测内地电影市场在年内会突破600亿元大关。然而，到了第二季度，情况就发生了惊人的逆转。该季度票房收入为101亿元，较上年同期出现了4.6%的下滑，这也是五年以来电影季度票房首次出现下跌。
在全年12个月里，仅有5个月票房实现实现增长。跌幅最大的9月的票房同比下滑了33%，其后的10月、11月、12月则连续下滑。到了这年的11月，总票房尚不足390亿元，距离年初大家的预期相去甚远。
在2016年，内地主流院线银幕数增长到41179块，全年共有84部电影票房破亿，其中9部电影内地票房突破10亿元，但电影票房只有457.12亿元，同比增长仅3.73%，就在前一年，该数字还达到了48%，这一年的内地电影市场创下了十年以来同比增长的最低速率。
在2015年的440亿元内地票房中，电商票补规模达到40亿元，这一年十月，美团与大众点评合并，猫眼问世，到2016年4月，猫眼电影被分拆为独立业务，紧接着，淘宝电影正式更名“淘票票”。中银国际的研究显示，仅仅一年的时间里，电影票务线上化率就从63.42%增长到了80%，随着线上售票平台的坐大和流量转化红利逐渐见顶，票补规模到2016年锐减到了15亿元。
然而，这并非2016年票房表现平平的根本原因。
自2007年到2016年的十年间，在不考虑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中国观众观影平均票价仅从30.83元增长到了33.32元。在2010年，平均票价出现了25.7%以上的同比增幅达到42.91元，尽管这一年观影人次和之前三年的同比增幅相似都保持在三成左右，但是，票房的同比增幅却接近64%。
在这一年，中国的团购网站从上一年的一千七百多家暴增至近三千九百家，仅美团网在这一年就售出了约430万张电影票，其销售金额近1.2亿元，而这一年全国电影团购成交额达到了8.94亿元，各大团购网站电影票的平均折扣为3.5折。在团购网站的推波助澜之下，2011年的平均票价较前一年下降了近12%，观影人次同比增幅高达45.6%。
中国电影产业的艺术家和资本家终于意识到，高票价不过是饮鸩止渴，只有把尽可能多的观众吸引到电影院中，才能真正把电影市场的规模做大。事实上，自2011年到2016年，内地电影平均票价几乎一直呈下降趋势，从2015年到2016年，平均票价的降幅将近5%，即使除去票补，2016年的平均票价也只比前一年贵了不到0.5元而已。
在中国，任何生意最后归根到底都是一门如何攫取更多受众的艺术，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这门生意有了更多更丰富的内涵，活生生的人终于演化成为冷冰冰的数据和流量。互联网公司、资本家与艺术家们的利益共同体的触角无孔不入，此间无人幸免。
一两年后那些蜂拥走进电影院的观众们此时绝对不会想到，到时候他们会遭到污名化处理，被贴上“小镇青年”等标签在舆论光谱下进行冷酷无情的解剖和分析。不止是这些普通人，还有那些暗中玩弄杠杆最终被曝光的的电影产业中人，而等待他们的结局往往是身败名裂。
2016年3月初，《叶问3》上映仅仅16小时票房就破亿，不到两天它的收入已经超过3亿。但是，随着电影业绩水涨船高的还有对它票房造假的大规模质疑，公映一周之内，随着中影影院投资有限公司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的陆续表态，《叶问3》的造假风波渐渐水落石出。
上映半个月后，全国电影市场专项治理办公室查实该片涉及票房造假金额达到了3200万元，最终这部电影在内地电影史上首次被官方查证票房造假后公开通报了详细作假数目。
这并非内地电影市场的第一次票房作假丑闻。
就在一年前，《捉妖记》在公映的最后半个月通过“公益放映”制造了超过4000万元的虚假票房，其目的是为了打破《速度与激情7》（Furious 7）在当时保持的24.24亿元内地电影市场票房冠军记录。和它相比，《叶问3》的造假原因及过程则更加复杂和耐人寻味。
2016年2月23日，A 股上市公司十方控股以1.1亿元从合禾影视手中购得 了《叶问3》55%的票房收益权。次日，港股公司神开股份出资4900万元认购并成立了《叶问3》电影票房收益权投资基金。而这两家公司背后的控股股东都是上海快鹿集团，而它也是《叶问3》的投资方。之后，快鹿又将《叶问3》在内地的票房收入打造成金融产品，通过众筹平台、理财公司、P2P平台等进行融资。
上海中海投金融控股集团为《叶问3》提供了10亿元票房保底，以此预期计算，十方控股最终将可能获得8250万元的净收入，而该公司在2015年全年的营收尚不到6700万元。
更大的获益远非如此，而是隐匿在观众看不到的角落里。
在2015年12月22日，快鹿集团董事长认购了十方控股1.6亿股股份，认购价格为每股0.8港元。两天后，《叶问3》在香港上映，当天十方控股股价收于3.08港元每股，到《叶问3》内地正式上映当天，该公司股价大涨22%至3.6港元每股。
快鹿集团子公司上海业祥投资于2015年9月认购神开股份，2015年12月25日该公司股价一度创2009年9月以来股价新高，《叶问3》在内地正式上映当天，神开股份股价上涨6.53%。
《叶问3》的最终内地票房停留在了疑云密布的7.69亿元，在香港，这部电影的票房则达到了惊人的6000多万，其全球票房则超过1.56亿美元，尽管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快鹿则算计机关反误了卿卿性命。自该片12月上映到3月底，神开股份的股价跌幅超过四成，同期十方控股的股价下跌超过76%。
快鹿集团创始人及董事局主席叫做施建祥，在《叶问3》刚刚上映三天时，他就辞去公司职务并因为涉嫌集资诈骗罪潜逃至美国。
但是，他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2016年底施建祥在洛杉矶举办了一场“奥斯卡快鹿之夜”，这时和他站在一起的还有崔永元，两人谈笑风生。此时，自中国逃离到纸醉金迷美国的施建祥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此时还与其觥筹交错的崔永元在一年多以后将向中国的影视产业发动一场自杀式袭击，而他本人将置身一场狂热的全民对资本家的审判之中。
被资本蛊惑的不止是资本家而已，还有浸淫中国电影市场已久的艺术家。
2015年11月，华谊兄弟宣布以10.5亿元收购浙江东阳美拉传媒有限公司70%的股权，当时，这家公司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仅为1.36 万元，负债总额却达1.91万元。而就在两个月前，冯小刚才刚刚成立了这家公司，其注册资本不过500万元，通过这笔交易，这位和华谊兄弟合作近二十年的导演获得一次性现金10.35亿元。双方签下的对赌协议规定，自2016年起的5年内，东阳美拉每年税后净利润不得低于1亿元，并每年增长15%，未完成部分则由冯小刚本人补足。
这并不是冯小刚第一次通过华谊兄弟在资本市场上大获其利。
在2004年和华谊兄弟第二次合作的时候，他就已经拥有了这家公司3%的股份，2007年时他又以0.53元的价格买进了华谊兄弟220万股股票。双方早已经形成了一荣俱荣的利益共同体关系，在华谊2009年的《招股说明书》中，冯小刚的《非诚勿扰》贡献了截至当年6月全部电影业务收入的一半，而《集结号》在2007年电影业务收入中的比重则超过3/4。2009年华谊兄弟在创业板上市后，冯小刚陆续套现超过2亿元。
从拍摄《永失我爱》到拍摄《甲方乙方》，冯小刚花了三年时间，在艺术家这个领域，他并非是口碑和天赋才能最优秀的人，然而，从商业片导演化身资本家，冯小刚仅仅只用了7年而已，他毫无疑问地走在了所有同行的前面。
2016年，他三年以来的首都执导影片《我不是潘金莲》在其以“小女子金莲”口吻和万达争夺拍片的喧闹中上映，最终，这部被他和范冰冰寄予厚望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最终票房仅有4.83亿元，尚不及该片5亿的保底。
东阳美拉在2016年的净利润仅为5511.39万元，华谊兄弟在年报中解释该年度业绩时限自股权转让完成之日截至2016年12月31日，这意味着对赌协议中的2016年度实际上还包含了2015年的相关数据，而东阳美拉在2015年的净利润则为4602.67万元。最终，这家公司在2016年的净利润合计堪堪超过1.01亿元，而在2017年，东阳美拉的净利润仅比对赌协议规定的1.15亿元超过200万元而已。
冯小刚幸运而惊险地超过了对赌红线，但是，华谊兄弟却没有如此好运。
“我们从2009年一上市，我自己说出的对高管的第一句话就是从今天开始华谊兄弟去电影化。但是我这个话其实我想好了也没有想好，但是我冥冥感觉到，华谊一定不能只做电影。 ”早在2014年时，王中军如此吐露自己的心声。
其后，去电影化便成了从广告行业转行到影视产业最终实现资本增殖的王氏兄弟苦心孤诣的目标，自2014年起，华谊兄弟在其年报中将主要业务整合为影视娱乐、品牌授权及实景娱乐和互联网娱乐三大条线，其中，在实景娱乐方面华谊兄弟所赀不菲。
早在2012年，华谊兄弟拍得苏州土地，计划投资30亿元建设首个电影世界项目，2014年，它又以16.38亿元竞得深圳市土地，计划投资130亿元建设首个文化城项目。到2015年，华谊兄弟投资150亿的“建业·华谊兄弟”郑州电影小镇、投资30亿元的长沙电影小镇先后奠基。到2016年，先后又有总投资约20亿元的重庆电影小镇、总投资18亿元的西昌电影小镇及总投资约50亿元的华谊兄弟电影文化城项目浮出水面。
2014年，该公司斥资55亿元在海口观澜湖建成的冯小刚电影公社开业，但截至2016年，该景点三年营收分别只有1.08亿元、1.16亿元及1.04亿元，而净利润则分别只有不到101万元、808万元及45万元。
互联网娱乐业务是华谊兄弟看重的另一块业务，早在2010年，该公司就以1.485元成为了掌趣科技的第二大股东，截至到2016年末，通过减持华谊兄弟已经先后累计套现近24亿元。然而，在这六年中，华谊兄弟的作品并未与掌趣科技的游戏发生任何联动，华谊兄弟曾经豪言的影视作品、衍生授权和实景娱乐之间 IP 互动最终俱付空谈。
经历数年的蹉跎之后，华谊兄弟这家最早上市的内地民营电影公司最终在它曾经最强势的电影主业上失去了话语权。
公司2016年年报显示，其营业收入和影视娱乐业务收入同比都出现了近一成的下滑， 扣非净利润自2009年上市以来首次亏损，亏损额超过4000万元。而早在2014年，华谊兄弟就被光线传媒夺走了其民营电影公司龙头老大的宝座而跌落至末席，到了2015年，华谊兄弟作品在国产电影票房中的比重只剩下4.5%，到了2016年，光线影业在国产电影市场中的比重高达18%，而华谊兄弟则仅有8%，两家公司当年出品发行电影的票房分别为57亿元和17.98亿元，更加触目惊心的是，华谊兄弟在这一年的作品票房同比跌幅超过了58%。
在2016年票房过亿的国产电影中，华谊兄弟仅有3部，只高于万达的2部，而在这一年，华谊兄弟和万达都没有推出过票房前十的国产影片，而光线、乐视和博纳则各拥有2部。这一年，华谊兄弟输得一塌糊涂。它把最后的希望都寄托在了《罗曼蒂克消亡史》上，将这部之前曾经延档的电影提前到了《长城》上映的当天公映。结果，这部电影的票房仅有不到1.05亿元。
我觉得一个电影公司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公司，它是一个娱乐公司。
王中军曾经这样自信地表达过华谊兄弟的期许。然而，残酷的现实却是，这家成立于1994年伴随着中国电影产业成长起来的公司在中国电影黄金十年结束的年头遭遇了自己的罗曼蒂克式消亡。
到2017年时，华谊兄弟发行影片的票房较前一年再度下滑最终仅仅只有17.4亿元，排在第一的自然是《战狼2》的发行方，华谊兄弟最终落在了民营电影公司票房前五之外。
在2016年萧瑟的不止是华谊兄弟而已，也不仅仅是中国的电影市场。
无边个行业係好，我无见过香港市道咁嘅。
这一年的三月，李嘉诚在长和集团业绩会上直言不讳地感叹道。
是年，香港的 GDP 的增速为1.9%，这是香港特区经济自2004年以来第二次连续四年 GDP 增速持续下滑。以金融服务、旅游、贸易物流以及专业及工商业支援四大传统主要行业形势来看，这一年的情况也格外冷清。
数据显示，金融行业在2016年的增加价值为4291亿港币，同比增长4.7%，然而该行业在过去十年及过去五年的平均增幅分别为5.7%和7%。旅游行业在这一年的增加价值为1124亿港币，同比出现了3.4%的下滑，而在2006年到2016年间，该行业的平均增幅高达9%，在2011到2016年五年间，其平均增长也到了5.5%。
贸易物流增加价值为5231亿港币，同比增长了1.1%，低于过去十年及五年的平均增速，专业服务及工商业支援服务的增加价值达到3092亿元，同比增长了5.5%，虽然高于2011到2016年的平均增速，但是依然依然低于2006到2016年的平均增幅。
弹丸之地的香港如此，内地情形也大同小异。中国2016年的 GDP 增长率进一步下落到6.7%，创下自1982年以来的最低值。而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首次 GDP 连续6年下滑。
一个大时代的冬天正呼啸着袭来。
退潮
吴京在武汉的电影院和观众合影 Photo: Imaginechina 来源：SCMP
创造历史需要多长时间？
《战狼2》给出的答案是十天，在首映十天后吴京的这部电影就打破了《美人鱼》仅仅保持了半年的国产电影票房记录。
在被《解放报纸》誉为“相当成熟的商业类型片”的《战狼2》登上银幕的两年前，吴京为了拍摄《战狼》将家产尽数变卖，最终这部国内从未出现过的类型片斩获了近5.5亿元的票房。而在十年前，吴京还是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动作演员，在2008年他转做导演，拍出了处女作《狼牙》，结果，这部电影在香港和内地的票房总和仅有不到七百万元。
在超过三个月的放映周期内，裹挟在民族主义和消费主义互相混合的复杂而微妙的氛围中，这部首先没有被任何人看好的电影内地累计票房超过56.83亿元，在不考虑通货膨胀情况下，它也成了目前为止全球票房最高的100部电影中唯一一部非好莱坞作品。
在2017年，内地电影票房达到559.11亿元，城市院线观影人次达到16.2亿，自2002年的《英雄》在当年内地票房中的比重达到将近1/4的高峰以来，中国电影史上再次有单片票房在年度总票房中的比例超过一成。
而在这一年初春，张艺谋的《影》开机了。
就在两个多月前，融创中国在一月中旬以人民币60.41亿元收购乐视网8.61%的股权，以79.5亿元获得增发后乐视致新33.5%的股权，并以10.5亿元收购乐视影业15%股权。以其投资与占股计算的话，这时的乐视网估值只有701.6亿元，较2015年最高时一千五百多亿的市值跌去一半以上，乐视致新的估值为237.3亿元，而乐视影业的估值则从半年前乐视网宣称将对其发起收购时的98亿元缩水到了70亿元。
不是乐视系公司在贬值，张艺谋的身价也在资本家的操盘中大幅贬值。
人们看到的是局内人对财富涨跌的计算，看不到的是幕后人在资本上的算计。
财报数据显示，融创中国2016年的收入和毛利分别为353.43亿和48.48亿元，权益总额为354.11亿元人民币，山西人孙宏斌在和贾跃亭谋面仅仅36天后，就阔绰出手试图以150亿元的大手笔终于将老乡从乐视债务泥沼中拖将出来。
他早早就从已经冰释前嫌的柳传志那里借到团队对乐视进行了调研，在当时投资发布会上孙宏斌自信宣称“最起码资金方面我看懂了”，他将乐视系公司视作传统房地产市场红利结束后融创中国最有价值的投资标的。
“乐视从整个战略说有问题，但某个点没问题，我们投的就是某个点。”在三月底的融创中国2016年业绩发布会上，孙宏斌以纵横捭阖的口气宣布，他已经找到了让乐视起死回生并让这笔投资最大化的金钥匙。
此时的孙宏斌无论如何也不会料到，他和贾跃亭的这场游戏竟然是一个最后陷入囚徒困境的零和游戏，这次中国商业史上最诡谲最野心勃勃的投资终究还是以失败告终。
而且失败来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早一些。
到了四月份，乐视控股和周航之间关于资金挪用的龃龉成为笼罩刚刚注入资金的乐视的第一道阴影。一个月后，乐视网董事会发布公告称贾跃亭辞去了公司总经理而保留其董事长职务。六月底，招商银行上海川北支行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请求冻结乐视系3家公司和贾跃亭夫妇名下共计12.37亿元资产。
乐视和贾跃亭再次再次被置于聚光灯下。
就在资产被冻结后十天，贾跃亭请辞乐视网董事长一职，退出董事会，辞去公司内部各委员会相关职务，不再在乐视网担任任何职务。而就在与乐视网正式划清界限的两天前，乐视网宣布冻结了贾跃亭持有的5.19亿股公司股票。七月中旬，孙宏斌就任乐视网董事长。
姓贾还是姓孙这个敏感的问题终于在乐视解决了，然而，没过多久，孙宏斌就意识到，他接过了一个烫手山芋。
在9月的融创中国2017中期业绩发布会上，尽管孙宏斌骄傲地声称“不把这个公司搞好，我这辈子就真得有遗憾了”，但在内心深处，他的自信和偏执已经开始动摇崩塌，在说完“我一定要把乐视做成一个好的公司”，大概是想到自己这辈子就算从低谷东山再起却还是在乐视上栽了跟头留下了人生的遗憾，孙宏斌出人意料遽然呜咽起来。
融创中国发布的该年半年报显示，该公司对对乐视网和乐视致新的投资计提减值已经拨备11.1亿元，并已经在这两家公司的投资上亏损了3.919亿元。就在孙宏斌潸然泪下的两个月前，贾跃亭已经坐上了飞往美国的航班，尽管他还公开在微博上承诺“会承担全部的责任，会对乐视的员工、用户、客户和投资者尽责到底”。
但是，为乐视系兜底的依然是已然骑虎难下的融创中国。在2017年11月，它再向乐视网和乐视致新借款共计17.9亿元，同时，融创房地产还同意为乐视网提供不超过30亿元的债务担保。
孙宏斌的大手笔正越来越明显地变成大败笔。
“但如果仍然没有办法，那也只能遗憾了。人生有很多遗憾。”在2018年1月底的乐视投资说明会上，距离那场让自己泫然欲泣的那场发布会仅仅过去了一百多天而已，孙宏斌如此说道，最终他不得不承认他也无力将乐视从绝境中挽救回来。
融创中国的2017年年报显示，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计提应收乐视相关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款项的坏账损失拨备21亿元，对乐视相关公司的投资、债务担保的减值拨备计99.8亿元，对乐视相关公司的投资损失人民币44.8亿元，共计损失165.5亿元。
人有时候要敢叫日月换新天，有时候也要愿赌服输。
山西人面对同乡扔下的烂摊子，最终不得不低下骄傲的颈项，黯然认输。不到2个月后，坐上乐视网董事长位置还不到八个月，孙宏斌选择在3月中旬辞去乐视网董事长职务，退出董事会，并不再在乐视网担任任何职务。
“壮士断臂，都归零了，以后别再提乐视，没了。”在这年3月底的融创中国2017年度业绩发布会上，和乐视网再无瓜葛的孙宏斌再无顾忌，他第一次公开承认投资乐视“是一个失败的投资”。
在这场扑朔迷离的资本游戏最终迎来惨败终局时，被资本家当做傀儡一般的乐视影业也陷入了僵局。
2017年年报数据显示，乐视网在这一年的营收为70.25亿元人民币，同比下滑68%，净亏损则高达138.78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则从上一年的102.25亿暴跌至此年的6.63亿元。
在2017年，乐视影业仅仅发行了8部影片，总票房累计只有11.5亿元，恰好排在十大民营电影公司末座，其市场份额从2015年的8.5%降至3.8%。在年初乐视与融创中国的战略发布会上，贾跃亭宣称“乐视影业最起码价值300亿元以上”并表示一定会继续推进乐视影业注入乐视网。
然而，在2018年1月19日，乐视网发布公告称公司终止对乐视影业的注入，延宕将近四年之后，乐视影业二度注入乐视网的计划结果还是以失败告终。
这场持续了四年的资本游戏终于进入尾声。
张艺谋与乐视影业的合作也终于落幕，在2013年签约时，双方约定，乐视影业拥有自2013年5月17日起至公司 IPO 或被上市公司收购时5年内张艺谋担任导演的所有影片的独家优先投资权和独家发行权。
到了2018年5月，张艺谋签下了新东家欢喜传媒，后者付出的代价是向导演发行1.5亿股股份，并向张艺谋及其团队支付1亿元作为运营费用，欢喜传媒以此获得了之后六年对张艺谋执导的三部网络系列影视剧的独家投资权。
签约之后，张艺谋拥有了欢喜传媒5.14%的股份，以当时该公司56.7亿港币的市值计算的话，则导演其时的身价超过2.9亿港币。
就在欢喜传媒签下张艺谋的45天前，这家公司制作的《我不是药神》宣布定档，电影导演文牧野是宁浩的坏猴子影业在2016年“72变电影计划”中主推的10位年轻导演中的一人，徐峥不仅是电影的主演，同时还和宁浩共同担任了该片的监制。
这部电影最重要的三家制作商分别是东阳坏猴子、北京真乐道以及欢喜传媒。宁浩和徐峥早在2015年就参与投资21控股（其后即更名为欢喜传媒），两人当时分别持股19%，成为公司的第二大股东。
在2016年，王家卫、陈可辛、顾长卫以及张一白四位导演以入股方式加入了欢喜传媒，它还与文隽、贾樟柯及王小帅等人签订了合作协议，仅在2016年，为了和上述导演达成合作该公司所拨发的股份价值就高达11.2亿港币。
自2016年到2018年6月30日为止，欢喜传媒在版权预付方面支付给王家卫、陈可辛的费用分别为3.49亿和3.14亿港币。
但事实上，自2015年至今，两位导演还没有为欢喜传媒推出过作品，而这部创立三年的公司截至目前总共也只推出了7部电影而已。除了在2015年以1.5亿元从徐峥的真乐道手中买下了最终票房超过16亿元的《港囧》的电影收益权之外，这家公司2018年以前推出的三部电影的票房总计也只有不到3.1亿元。
如果从票房份额来看，欢喜传媒不仅在蒸蒸日上的中国电影市场中显得如此不起眼，和其他几家传统民营巨头相比也不啻云泥。而它业绩同样也不出色。
自2015年到2017年，欢喜传媒的收益分别为2.67亿、1611万及5321万港币，亏损则高达9280万、12.54亿以及9516万港币，今年上半年，欢喜传媒的收益达到了8499万港币，同比增加了793倍，扣除因授出购股权而确认的6547万万及汇兑亏损949万港币之后，则其净亏损则为3665万港币。
就在张艺谋加入欢喜传媒的一个多月前，《后来的我们》的横空出世，这部一上映就陷入退票风波的爱情文艺片最终出人意料地获得了13.61亿元的票房，这为欢喜传媒带来了1491万港币的毛利，而去年同期该数字仅仅为七万港币。
而就在张艺谋成为欢喜传媒股东的半个月前，这家公司参与制作的《江湖儿女》在戛纳电影节正式首映，当时，这部电影的时长为144分钟，冯小刚还在其中扮演一位医生。就在贾樟柯的作品在法国上映的同时，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曾经因为《手机》而和冯小刚反目成仇的崔永元重提旧事。
此时，大多数人还将此当做娱乐圈的八卦旧闻，没有多少人会意识到，一场即将改变整个中国电影产业的大地震马上就要来临。
人间闹剧
就在张艺谋正式和欢喜传媒签约的同一天，崔永元被范冰冰的一句“武月很开心”激怒，新仇旧恨涌上心头，于是在微博上曝出了一份税后1000万元的演艺合同，其后，范冰冰成为第一个被公开揭露的演员。
在之后不到10天的时间里，这位以坚定激烈反转基而在民间褒贬鲜明的前央视著名主持人将《大轰炸》中高达6000万元的阴阳合同抖露了出来，国家税务总局也紧接着表态责成有关机关调查核实。
自成名以来，加诸范冰冰身上的似是而非的流言蜚语于此终于到达了顶点。这位以《还珠格格》出道上位成为华谊兄弟当家花旦最终却毅然出走的女演员在仓皇和窘迫中度过了自己37岁的生日。
岁岁年年人不同，一年前生日时，范冰冰凭借《我不是潘金莲》获得了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并接受了恋人的求婚，享受着同行明星的祝贺。而在这一年的生日，仅仅只有李玉、陈嘉上、杨天真及有过一面之缘的刘维敢于公开为她祝福，除此之外，再无人为这位曾经高傲宣称“我就是豪门”的明星道喜。
这年夏天整整三个月，范冰冰彻底销声匿迹，始终沉默。
沉默下来的还有贾樟柯，这位一度不见容于官方和主流市场的导演最终将国内公映版《江湖儿女》中冯小刚的戏份尽数删去，时长因此缩短了五分钟，观众在银幕上仅仅能看到一双冯小刚的手。面对诘问，贾樟柯最终不得不以“一言难尽五味杂陈”形容自己的心情。
中国式复杂和无奈，不止在现实中发生着，同时还在银幕上展现。
就在逃税风波闹得沸反盈天的同时，根据陆勇案改编的《我不是药神》在7月5日提前上映，在四天之内，其票房就超过了15亿，最终，这部现实主义题材作品的总票房达到了30.97亿元，在不考虑通货膨胀的前提下，这部包括制作宣发在内成本不到1.6亿元的电影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票房第五高的作品。
扣除2000万元投资后，欢喜传媒从本片中获得的净利润超过2.2亿元。而自《我不是药神》在上海电影节公映直到正式上映期间，欢喜传媒公司的股价最高涨幅一度超过19.6%。
而就在这部电影在国内蔚然成风的时候，猫眼以9.53亿港币的代价认购了该公司经认购股份扩大后已发行股本15%的股份，而当时这家公司当时的市值最高也只有60.4亿港币。
截至2018年5月，宁浩和徐峥在欢喜传媒中的股份均为15.3%，同时，两人的公司坏猴子和真乐道还分别是《我不是药神》的第一和第二大投资方。以此计算，则他们在2018年仅从这部电影获得的直接净收益就超过4亿元，如果再加上两人在欢喜传媒中拥有的9亿港币股份，那么，宁浩和徐峥成了内地至今为止唯一公开记录可查的身家超过10亿的电影人。
五〇后的张艺谋与冯小刚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发轫自他们的中国商业电影浪潮最终在两个七〇后身上发展成巨浪，艺术家和资本家之间的泾渭在市场化大潮中最终汇聚成大江大海，资本的市场化运作成为推动电影产业高歌猛进的最重要动力，而创作者则渐渐隐身退居到一道由金钱与市场规律严密编织起来的铁幕之后。
铁幕投射在现实的阴影之中，充满着荒谬和讽刺。
以抗日战争期间重庆大轰炸为故事背景的《大轰炸》在原本定档的8月份并未如期上映。
这部电影早在2010年就已经启动，到了2015年，合禾影视成为它的主要投资方，这家公司的控股股东是上海东虹桥金融控股，快鹿集团则与之有着密切的关系，于是，快鹿话事人施建祥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大轰炸》的总制片人。
在好大喜功的生意人的驱使下，这部电影的制作最终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资方和创作团队之间矛盾重重，女主角人选因之迟迟未能敲定，本来已经属意领衔的范冰冰最终也只能抽出八天时间友情客串，在漫长而延宕的拍摄过程中，在这部开拍之初号称投资超过3.5亿元的电影最困窘的时候，剧组账上仅仅只有一万五千元。
最终，该片初版剪辑出来接近五个小时，而这对一部商业电影而言毫无疑问是一场灾难。
屋漏偏逢连夜雨，到了2016年初，快鹿陷入了逾百亿元的兑付危机，命运多舛的《大轰炸》陷入了绝境，只能靠着导演自筹资金才勉力完成了后期制作。
然而，谁也不会料到，最终竟然是由曾经和施建祥私交颇笃的崔永元彻底宣判了这部多灾多难的电影的死刑。一度担任该片总制片人的崔永元一手掀起的阴阳合同风波最终将导火线烧向了《大轰炸》，范冰冰和这部他称已经成本超过15亿的电影最终成了崔永元和冯小刚之间持续了十多年恩怨最直接的牺牲品。
暴风骤雨之前，黑云已经先行压来。
6月底，中宣部等五部委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加强对影视行业天价片酬、“阴阳合同”、偷逃税等问题的治理，控制不合理片酬，推进依法纳税。明确规定每部电影、电视剧、网络视听节目全部演员、嘉宾的总片酬不得超过制作总成本的40%，主要演员片酬不得超过总片酬的70%。
到了7月，国家税务总局印发《通知》，要求要求各级税务机关深入推进税收领域“放管服”改革，进一步加强影视行业税收征管，规范税收秩序。
2010年，霍尔果斯被批准设立经济特区，当地丰厚的税收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公司前往注册，在最顶峰时该地区聚集了2000家左右的空壳影视公司。但面对有关部门的监管追查压力，大量公司最终选择了出逃。根据《证券日报》的统计，自6月至10月初，有超过100家在的影视公司申请了注销。
税务总局的《通知》发布几天后，霍尔果斯美拉就以自行清算的方式申请注销。这家公司的股东包括冯小刚、王忠军及马云，而王忠磊则担任过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在自己的戏份从《江湖儿女》中被清除殆尽的时候，熟稔国家话语体系中那些不可明说规训和惩戒的冯小刚在微博上依然固执坚称自己没有偷逃税，此后，他便关闭了评论。12月1日，他发出了近三个月的第四条微博，其超级话题是“永葆开国精神”。
在阴阳合同风波之后四个月的萧杀和喧哗中，华谊兄弟的股价跌去近44%，王氏兄弟和冯小刚身家损失不知凡几。
然而，比起男人，命运对待女人更加冷酷残忍。因为《手机》一战成名的范冰冰，最终却也因为《手机2》而一败涂地。
10月3日，新华社公布了范冰冰偷逃税问题的调查结果，在客串出演《大轰炸》时她取得片酬3000万元，偷逃个、少缴税款合计730万元，范冰冰及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企业少缴税款2.48亿元。
尽管这位风情万种的女演员最终免于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她亦为之付出了惨烈的代价，仅需要缴纳的追缴税款、滞纳金和罚款高达8.84亿元，相形之下，她的老东家华谊兄弟公司2017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也不过只有8.28亿元而已。
多年以前，为了个人的人生自由，在华谊兄弟公司内被成为“铁臂阿童木”的范冰冰舍弃了三年两亿的续约合同而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多年以后，她不得不为了将来的人身自由把自己十多年来的积累尽数掏空。
半月后，《大轰炸》宣布取消在中国院线公映。就在公布这一消息的同日，该片在菲律宾公映，十天之后，《大轰炸》在美国上映。
纷纷扰扰的风波终于不安定地平静下来。
张艺谋和乐视合作的最后一部电影《影》终于在九月的最后一天公映。而庄文强的《无双》也在同一天上映。
早在2009年之前，庄文强就写完了《无双》的剧本，在2010年他首次独立导演的《飞砂风中转》上映，这部以90年中期香港电影中风行一时的《古惑仔》为反讽对象的处女作帮助庄文强拿下了第3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人导演，尽管早在2005年就已经和麦兆辉联合执导了边缘题材《情义我心知》的他此时已经年过不惑。
自《无间道》系列以来，三部《窃听风云》成了庄文强和麦兆辉最成功的电影作品，然而，其中滋味对于出身香港浸淫港影产业数十年的麦庄两人来说却冷暖自知。
2011年上映的《窃听风云2》全港票房超过2400万港币，排到当年香港电影成绩的第四位，而在内地，这部和两年前作品已经没有任何关系的电影最终票房超过了2.18亿元人民币。然而， 这却是自2007年香港电影票房同比增速最低的一年，尤其和2010年超过三成的增幅相比，这一年的衰退尤其让人刻骨铭心。
更加香港电影人如坐针毡的是，就在这一年，此前由周星驰《功夫》创造的6128万香港华语电影票房记录被过海而来的台湾作品《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打破，它取得了超过6186万港币的票房。这部下一年，九把刀的这部电影才姗姗来迟在内地上映并因为审查删减问题闹得满城风雨，而它的成绩仅仅只有不到7700万元。
让香港电影人更尴尬的是，2011年的香港电影华语片票房冠军是一部不折不扣的三级色情片，这部电影被汤祯兆评为“真的完全没有任何新鲜的意念，只不过停留在复制再复制的层次”，杜汶泽更是对这部备受指摘的电影粗口相向。
然而， 这些都无法阻拦热切观众的好奇心，这部《3D肉蒲团之极乐宝鉴》的累积票房超过4100万港币，放眼香港电影历史，在不考虑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它挤入了前三十名。
青春爱情故事和3D 三级色情暴力电影纠缠在一起，以一种诡异的姿态主宰了这一年的香港电影市场。一直在警匪类型片中游刃有余的庄文强和麦兆辉也不禁想在这个诡谲的市场中多分得一杯羹，自2003年以来，他们首次在一年之内推出了两部电影，现代的《窃听风云2》之外，他们又和当时炙手可热的甄子丹、姜文合作拍摄了《关云长》。
结果却并不理想，这部电影在香港的票房将超过800万，在的内地票房尚不到1.6亿元。
麦庄两人终于明白古装片并非自己擅长的类型。
其后多年，他们陆续尝试过与革命谍战结合的悬疑片以及主打禁毒题材的动作片，这些作品都没有取得两人意料之中的成功。《窃听风云3》当年在内地的票房也只有3.12亿元而已，而自2011年到2014年，内地电影市场规模增长了近126%，和整个电影市场的增幅相比，《窃听风云》系列的成绩增长差强人意。到了2017年的《非凡任务》，麦庄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这部电影在内地的票房仅仅只有1.56亿元，票房甚至还没有当年引进的名不见经传的西班牙电影《看不见的客人》（Contratiempo）高。
从《无间道II》起就开始制作合拍片并从中尝到甜头的庄文强和麦兆辉此时发现，尽管北上已经十多年，但是，这条官道他们依然走得跌跌撞撞，而身后的路也逐渐隐没。
在2016年，寄寓了整个香港电影人异心与苦心的《树大招风》淋漓尽致地向大家展示了这个无解的悲剧式困境，在当年票房最高十的部香港电影它是唯一一部未能在内地公映的，票房仅有930万港币，仅仅比末座《S 风暴》高了不到六十万港币，后者在内地上映时被更名为《反贪风暴2》，其票房超过2.09亿元。
就在这一年，合拍片《寒战II》时隔五年之后终于抢回了香港市场票房最高华语电影的宝座。然而，微妙而略显讽刺的是，在它之后的三部合拍片在内地的票房无一例外地超过了11亿元，总票房达到了惊人的57.06亿元人民币，而《寒战II》在内地市场的票房不过6.78亿元。
十多年来，香港电影人渐渐回过味来，就算“马照跑”，但也是要按照一定之规来行事，不然就只有马死落地行。
在2005年，徐克拍出了褒贬不一的《七剑》，随后经过数年不同题材类型片的失败摸索以及对3D 技术的积累，直到2010年推出《狄仁杰之通天帝国》时这位天才鬼马导演才终于摸清了内地电影市场的门道，自此一发不可收无往不利。
到了2017年，这位天马行空的导演和周星驰合作制作出的《西游伏妖篇》遭遇空前劣评，然而，它最终却创造了徐克作品的记录，其最终票房达到了16.56亿元。
在2003年的《大只佬》之后，杜琪峰的《黑社会》在内地再次惨遭删改，固执的他一直奉行着自己的抵抗，但到了2011年也终于顶不住揾食的压力北上制作合拍片，直到2013年，这位历史上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提名次数最多的导演才拍出了自己第一部票房过亿的合拍片，而他也为此付出了些许牺牲和代价，这部电影在香港的票房只有不到500万港币。
截至目前为止，杜琪峰合拍片的票房最高记录还是2013年《盲探》的2.13亿元。
同样是在2003年，许鞍华就拍出了自己的第一部合拍片《玉观音》，十年后，她制作出了《桃姐》，这成了许鞍华至今为止票房最高的作品，这部由刘德华投资及主演的文艺片在内地票房超过6900万元。
到了2017年，随着《明月几时有》的加冕，许鞍华成了香港电影金像奖历史上获得最佳导演次数最多的导演，然而，这部电影在内地的票房仅仅只有不到6300万元，而在香港本地则只有154万港币。
在写出《无间道III：终极无间》的同一年，庄文强作为编剧还写出了《老鼠爱上猫》。多年以后，他们的作品始终不温不火，作品在内地市场的票房最高也只将将超过3亿人民币而已，他们再也没能推出像《无间道》那样在商业和口碑上大获全胜的电影。
直到2018年《无双》的推出，麦与庄两人才再次体味到久违的成功的味道。
这部在关键情节上借鉴了布莱恩·辛格（Bryan Singer）和凯文·史派西（Kevin Spacey）的代表作的犯罪悬疑片最终在内地斩下了12.7亿元的票房，在香港，它的票房超过3400万港币，仅次于黄子华的贺岁喜剧《栋笃特工》。
推出《无间道》十六年后，庄与麦的《无双》最终成为了内地影史上票房最高的合拍警匪片。
《影》则相形见绌，张艺谋的这部新片最终票房只有6.23亿元，堪堪与林超贤的《红海行动》的零头持平，而就在2016年，《长城》与《湄公河行动》在票房上还打了平手。仅仅不过两年的时光，从中西风格混杂的架空魔幻大片到主打水墨黑白风格的历史演艺电影，张艺谋最终彻底输给了爱国主义主旋律电影。
自《英雄》上映十六年来，秦国人的商业大片第一次没有进入当年内地票房前十。
这也是张艺谋最后一次为乐视影业拍摄电影，而这也是腾讯影业第一次成为他的制片公司。互联网电影公司的大纛在喧哗中终于倒下，而阿里影业与腾讯影业等互联网公司电影的战鼓则越来越响亮。
在2018年9月22日的司法拍卖中，唯一的竞拍者融创中国以5.32亿元的拍下了乐视影业21.8%的股份，终于持有后者42.8%股权，成为其第一大股东。相较法院给出的34.82亿评估价值，融创中国控股的乐视影业估值仅为24.37亿元。在将近三年的时间中，这家曾经一度风光无限的民营电影公司估值缩水超过3/4，而张艺谋持有股份的价值则贬损将近七成。
艺术家的生涯如梦幻泡影，中国商业电影的变动如露亦如电，每个人在其中无时无刻不面临着猝不及防的冲击。
张艺谋和他的那一代同侪们和中国的商业电影市场渐行渐远。
在票房失败的《妖猫传》之后，陈凯歌陷入沉寂，在《霸王别姬》问世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这位中国导演界里的思想家最终再也没有迸发出那样惊人的创作才华和激情。他早已经对中国的电影人和普罗大众感到失望，现在让他感到欣喜的导演是拍出《路边野餐》的一九八九年生人毕赣。
而自《狼灾记》以后就再也没有执导筒的田壮壮最近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是在2018年的电影《后来的我们》里出演父亲，而就在二十五年前，在那部沉重的《蓝风筝》里，田壮壮的导演生涯正是因为刻画现实运动风暴里的“父亲”角色而终结的。
这一代导演已经不再年轻了，他们见识与经历了太多，在中国电影商业化大潮里起伏逐流，最终，脑后有反骨的他们终于认识到，自己不仅被年轻的更有才华与商业化头脑的一代超过，也被那些更加熟稔商业片和时代潮流的“要靠伟大同志搞搞新意思”的香港电影人们超过。
就在有位老人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四十年后的2018年，还是在一个春天，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公映并最终获得了让人咋舌的4.76亿元成绩，创造了中国纪录片的票房记录。
显然，一个时代过去了，而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
绝唱
CEPA 的签署极大地振兴了香港经济。
香港立法会工商事务委员会的报告指出，自2007年到2009年，香港服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企业因 CEPA 获得的累计业务收益达到1985亿港币，而设立于香港的服务企业的收益则接近551亿港币，自2004年到2009年，设立于香港因 CEPA 而从与内地相关业务中获得收益累计近616亿港币。
自2003年至2010年3月底，以“个人游”名义到港的内地游客超过4900万人次，“个人游”旅客次数从2004年的426万升至2009年的1059万人次，自2004年到2009年，“个人游”旅客累计消费超过848亿港币。截至2009年底，CEPA 为香港创造了大约5.47万个工作岗位。
内地和香港之间更加紧密的关系不仅促进着经济的复苏，也影响着香港电影产业。
时任金像奖主席文隽感慨道，香港电影的前途，肯定背靠神州。
香港和内地合拍片的数量从1993年最高峰时的57部一路下滑到1998年的区区7部，其后从2001年到2004年，合拍片总量增加到了77部，人多地广的内地市场成了香港电影的救命稻草。
2004年，寰亚集团出品电影在内地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200万元，占该集团当年营收的近三成，同比增幅则高达110.5%，作为对比，香港地区欧美地区票房的同比增幅分别只有30.1%和29%。
2005年的合拍片《情癫大圣》在香港地区的票房只有835万港币，但在内地票房却超过了4900万。这种反差在徐克的《七剑》身上体现得更为醒目，这部武侠电影在香港地区的收入仅仅只有700万港币，在内地的票房则超过了8300万元。
越来越多的香港电影人选择了北上。
在2012年时，内地与香港合拍片票房达到2.48亿港币，占到了当年香港电影市场的15.9%，但是到了2017年时，合拍片的票房仅有1.78亿港币，其份额六年来首次降到了不足10%。
这些合拍片在内地市场又是另外一番继而不同的景象。
在2012年时，共有33部香港电影在内地上映，票房总计超过26.07亿港币，在当年内地电影总票房中的比重为15.5%，其中30部合拍片的总收入达到了25.85亿，在2016年，合拍片的票房和份额双双达到峰值。而到了2017年，30部在内地公映香港电影的总票房达到72.55亿元，在总票房中的份额下降到12.98%，28部内地香港合拍片的累积票房达到72.45亿元。
自2012至2017年，内地电影故事片产量分别从745增加到了798部，以数量计算，合拍片的份额不啻九牛一毛，但是，这些电影在整个票房市场中的比重却举足轻重。
在这六年时间里，《西游降魔篇》、《捉妖记》及《美人鱼》三部当年内地票房冠军都是香港内地合拍片，它们在内地市场的总票房超过70.57亿元，然而，在香港地区它们的票房总和只有9430万港币。
自2003年签署 CEPA 以来，仅仅只有《3D肉蒲团之极乐宝鉴》、《金鸡 SSS》以及《栋笃特工》三部未在内地上映的电影成为年度港产片票房冠军，尽管它们无一例外地挤入了香港电影历史票房前三十名，但总票房只有1.27亿港币。
十五年来，仅仅只有周星驰的《功夫》在同年加冕内地和香港年度票房冠军。可是，世间只有周星驰一人，而且他也老了。每一个香港电影人都不得不面临与承认这样的现实，香港市场正在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
事实上，还有一个每个香港人都深切体会到却又彼此心照不宣不愿公开承认的事实，香港经济已然大不如前，这座城市的不景气和衰落与内地经济迅速崛起构成了强烈的反差。
在1997年，香港经济总量相当于内地经济规模的18.4%，而到2017年时，这一比重已经下降到不足2.8%，在此二十年间，香港经济总量的增幅仅有192.4%，而内地则翻了将近13倍，上海和北京的经济总量先后超过了香港，而广州与深圳则在后虎视眈眈。
畸形的经济结构导致了香港在过去二十年的失落。
在1997年时，香港特区政府地价收入为624.81亿港币，在当年政府总收入中的比重达到了22.2%，而到了 SARS 爆发的2003年，这一比重剧烈下滑到只有2.6%，直到2007年，政府地价收入才恢复到十年前的水准。
在受金融危机冲击的2008年，该比重降到5.3%，到了香港经济再现颓势的2016年，地价收入在政府收入中的比重也下降至13.5%，在2017年，这一比例为22.6%，与二十年前几乎相差无几。自回归以来，香港特区政府由土地售卖中获得的收入在其收入中的比重一直在20%上下浮动。
目前，香港已经开发的土地只占其1105平方千米总面积的1/4左右，除去约四成左右无法开发的区域之外，尚有35%的土地未能开发。在1996-2006的十年间，政府卖地和投资收益共占政府总收入的39.6%。
地价收入是香港经济的晴雨表，房地产也成了这座城市经济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围绕这块滋味甘美的大蛋糕，利益集团自然寸步不让。
早在1997年的《施政报告》中，董建华就提出了八万五建屋计划，然而该规划面世时适逢金融风暴及其引发的房价大跌，为了稳定广大有房中产群体的信心，最终，这项承诺在2000年被迫终止。
为了应对地价大幅下跌带来的压力，香港特区政府停止了土地拍卖制度，开始实施勾地政策，土地买卖开发自此全由开发商决定把持。于是，在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他们也自然而然地降低大量囤地并降低了建屋的速度，房价由是蹿飞。
直到曾荫权政府主政时，当局为了控制房价过度上涨和投机行为，开始对房屋交易征收15%的印花税，并计划开发新地，然而，这又再度遭到了包括环保组织、社运团体及“泛民主派”等阵营的强烈反对，最终，土地开发也不得不偃旗息鼓。
自此以后，政府当局便再也无力与房地产开发商及各种民间团体颉颃，香港地产市场完全成了资本大鳄手中随意操弄的玩具。
而这又使得香港经济的内部结构陷入了无法遏制的崩坏局面。
在1980年，工业在全港经济产值中的比重约为30%，在2000年时这一数字接近14%，但是到了2014年底，该比重便坠落到只有近7%，而制造业的比例仅有1.5%，另一方面，在2000年广州港的货物吞吐量刚刚超过香港的一半，但到了2011年时便已经较后者多出三分之一。
工业严重衰落，与内地经济之间的互补性不断减少，曾经引以为傲的金融等优势逐渐削弱，于是，香港经济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衰弱境地。
面对这样节节败退的情况，曾经高唱《狮子山下》为自己鼓舞打气的香港人也不禁惆怅，对于曾经从夸张讽刺的《表姐，妳好嘢！》中居高临下欣赏两地巨大经济文化差异的香港人来说，即使再怎么顽抗，却也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香港这个曾经最富有开放风气、市场竞争最自由的城市正逐渐失去它的魔力与魅力。
早在2011年那部引起巨大震动与反响的 TVB 剧集《天与地》中，剧中人就已经说出了大家的心声 ：This city is dying。
不仅是城市在生与死的边缘挣扎，人心同样如此。
在2016年的金像奖上，面对无人愿意担任嘉宾为最佳电影颁奖的窘境，金像奖协会主席尔冬升不得不亲自挑此大梁，站在台上，面对台下济济一堂的明星们，他不无惆怅地引用了罗斯福总统的那句名言，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两年后，在凭白生出风波的台湾金马奖上，张艺谋凭借《影》第一次提名获得了最佳导演，他说这“代表了中国导演的传承”，徐峥则因《我不是药神》获得了最佳男主角，他说“我相信中国电影一定会越来越好”。颁奖结束后，大陆电影人集体缺席庆功晚宴。
北上的不仅是人，也是人心。
即使庄文强们再怎么潇洒豪迈地宣称“我都没死港片怎么会死”，可人们都知道，属于香港电影的那个时代再也回不来了。可悲而讽刺的是，这一切不仅无法改移，而且无人再去在意。香港电影终究还是死了，剩下的只有中国电影。
至于这究竟是幸事还是不幸，至于中国电影的未来究竟会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这也许永远都不会有人去回答。
唯一肯定的是，电影不止是艺术和生意而已。而这也是电影如此具有生命力和活力的最重要原因。
正如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多尔诺（Theodor W. Adorno）所说的那样：享乐是一种逃避，但是不像人们所主张的逃避恶劣的现实，而是逃避对现实的恶劣思想进行反抗。
閱讀更多 36氪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