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學習】
唐宋以來，廣州一直以繁榮的海外貿易大港著稱於世，各國商人云集，異域文化在此彙集，對於此種現象，中外史籍不乏記載。廣州在中國回族史、中國伊斯蘭教史上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我們在唐宋時期的官私史料中不難發現居留在此的穆斯林身影。但是，在“回回人遍天下”的蒙元時代，穆斯林在廣州反倒“難覓其蹤”。與同一時期的泉州、杭州穆斯林的欣欣向榮局面相比，廣州的局面不能不謂之“寂寥”。與此同時，泉州、杭州，特別是泉州海外貿易盛於廣州，被中外旅行家稱之為“世界第一大港”。這不禁令人心存疑問，元代廣州穆斯林罕見史載，是否與其海外貿易之衰落存在某種關係？本文試圖就此作一探討，匆匆草就，不當之處，敬請批評指正。
一、唐宋時期廣州的穆斯林
史載：“永徽二年，始遣使朝貢”。[1]《舊唐書》中的這段記載一般被看作是伊斯蘭教傳入中國的開始。近年有學者提出，廣州是伊斯蘭教傳入中國最早的城市之一，時間上可能要早於史籍所載的永徽二年。[2]伊斯蘭教的傳入與穆斯林的東來密不可分。沿海路來華的穆斯林商人數量較多，他們大多居留於廣州。《中國印度見聞錄》就記載了穆斯林留居廣州的情形。[3]據範邦謹研究，從大曆至天寶年間，每年來往居住於廣州的外國商人近萬人，規模空前。[4]由此可見，唐代穆斯林主要留居於廣州，並在廣州聚成聚居區——蕃坊。[5]唐末大食人李彥升，以外國人之身份考中進士而留名於史冊。[6]
宋代阿拉伯國家與中國的雙邊交往非常密切，見之於漢文史料記載的大食使節非常多。加之宋政府實行“招誘獎進”的政策，更是吸引穆斯林商人通過海路來華，通商貿易。馬建春詳細統計了宋代入貢的大食使節。[7]不過，白壽彝先生認為這些所謂的朝貢使節大概都是商人。[8]從宋代史料來看，這些所謂的使節往往是“舶主”，換言之，即商人，他們應是以商人身份兼領使節之命。
兩宋時期廣州的穆斯林蕃坊比唐時更加繁榮。對此記述最為詳細的當推朱彧。他於崇寧初隨父到廣州，因之親歷許多與廣州蕃坊有關之事，對我們瞭解這一時期廣州蕃坊穆斯林民事糾紛的處置、飲食、娛樂、經典等均有重要價值。[9]岳珂則為我們留下了關於南宋時期穆斯林蒲氏家族在廣州建有豪宅，生活奢侈，特別是關於光塔、懷聖寺的珍貴記載。蒲氏家族的豪奢使年幼的岳珂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以至於多年以後與王興翁等人還提起該家族，只不過此時的蒲氏家族“其富已不如曩日，池匽皆廢”，並感嘆“積賄聚散，自有時也”。[10]
宋代留居廣州最有名者為蒲希密與其子蒲押陀黎，還有辛押陁羅、陁婆離、蒲亞里。蒲希密曾兩次來中國朝貢，第二次居留廣州，因老病不能至京城，遂委託其國使者李亞物代進方物。除此之外，他還進表宋太宗，雲自己是應廣州蕃長之邀而來，表文言辭典雅，絕非出自蒲希密之手，應是由中國文人代筆。至道元年（995），其子蒲押陁黎進獻土物，並奉母命前來廣州尋其父。[11]關於辛押陁羅，史載其為蕃商，“居廣州數十年矣，家貲數百萬緡”。[12]可見辛押陁羅非一般商人。熙寧中（1069－1077），他向朝廷上奏，請求允許他負責廣州蕃坊之事。而且，他還請求朝廷准許他捐資修建廣州城。對於前奏，宋廷回覆由廣州自己決定；而對於後者，宋廷直接拒絕。[13]辛押陁羅財力之雄厚由此可見。正因其此，有傳聞雲其返國而被國主所殺，從而引發了一樁訴訟案。[14]辛押陁羅還被授懷化將軍。[15]陁婆離也曾多次來華進貢，俱見《宋史·大食傳》所載。陁婆離當為Tabrizī之音譯，意為Tabriz人，元代譯為桃裡寺，即今伊朗之大不里士。有學者指出，陁婆離又作陁婆羅，是波斯人，被授為歸德將軍，為廣州穆斯林首領，因其政治與經濟上的巨大優勢，故能夠興建光塔，從而將伊斯蘭建築風格傳入廣州。[16]蒲亞里於紹興元年（1131）作為進奉使東來，他也是腰纏萬貫的富商。紹興四年來華貿易時，在廣州遭遇盜賊，四名僕人被殺，蒲亞里也受傷。此事受到宋廷高度重視，除令“廣州火急捕捉外”，還將當職官員降級處理，並要求限期一月處理此事，如若處置不當，“重行黜責”。[17]蒲亞里留居廣州，有官員慕其巨財，故將其妹嫁於蒲亞里，因之不歸。這件事也引起宋廷注意，命廣東經略安撫使連南夫勸誘蒲亞里歸國，繼續從事海外貿易，南宋政府對市舶貿易之重視、穆斯林在海外貿易中的地位由此可見一斑。[18]
唐宋時期留居廣州的穆斯林身份為僑民，有自己的聚居區——蕃坊，並有蕃長[19]管理僑民內部的民事糾紛，對外則負責招邀“蕃商”前來貿易。這些穆斯林僑民為了過宗教生活而修建了清真寺——懷聖寺，且建有公共墓地。[20]他們的後裔被稱作“五世蕃客”“土生蕃客”，依然屬於“化外之人”。
- 二、元代廣州的穆斯林移民
李興華先生指出，蒙元時代廣州伊斯蘭教的發展北比不上大都，南比不上泉州，處於相對滯後的狀態。[21]據現存史料狀況來看，這種說法不無道理。
作為中世紀四大遊歷家之一的鄂多立克於1318年開始他的東方之旅，1321年抵達西印度，由此經海路來到中國。他到過廣州，說廣州是一座很大的城市，百姓為偶像教徒，該城有數量極其龐大的船舶，此外還記錄了廣州人喜吃蛇肉的風俗。[22]鄂多立克還遊歷過杭州，並記錄杭州有“四火撒剌遜”，[23]但他在記述廣州時並沒有提到廣州有穆斯林。
在鄂多立克遊歷中國二十多年後，伊本·白圖泰由德里國王派遣來到中國。他先到達泉州，然後從泉州來到廣州。我們從他的筆下了解到廣州有穆斯林聚居區，建有清真大寺和道堂，並有攝思廉和哈的，分別管理穆斯林事務與民事糾紛。伊本·白圖泰本人寄居在當地富商敖哈頓丁·希札雷家中，共十四日，每天都有穆斯林前來贈送禮品。[24]
我們都知道，泉州與杭州發現了許多元代穆斯林墓碑，與之相比，廣州所存元代穆斯林墓碑極少，迄今所發現的只有三方，分別為《哈馬德墓碑》（伊斯蘭教歷712年，皇慶元年，公元1312年）[25]、《阿拉丁墓碑》（伊斯蘭教歷727年，泰定四年，公元1327年）、《剌馬丹墓碑》（伊蘭教歷751年，至正九年，公元1349年），其中《阿拉丁墓碑》由楊棠阿洪譯成中文，雲其為“一位阿拉伯青年武官，在七百二十七年八月的戰役中犧牲”。[26]此次戰役所指為何，目前尚不清楚，姑存待考。《剌馬丹墓碑》為漢、阿文合壁碑，1985年發現於先賢宛葛思墓園。該碑雖只有兩行漢字，但卻保存了關於墓主較多的信息，因而引起學者們的關注。陸芸就剌馬丹信仰伊斯蘭教的方式提出了疑問，但限於史料，這個問題尚未能解決。[27]韓國學者樸現圭曾親自赴廣州找尋並研究了這方墓碑石。他認為“當時在中或在韓的高麗人是通過穆斯林知道伊斯蘭教的，或是認同伊斯蘭教的真理從而信仰伊斯蘭教。剌馬丹也當是如此。”[28]這顯然是將剌馬丹看作是信仰了伊斯蘭教的高麗人。帥倩從高麗與元朝關係的大背景下對入仕於高麗的回回人進行了討論，在此語境下推測剌馬丹生平，因缺乏更多的史料證明，故該研究並無實質性進展。該文說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剌馬丹才被任命為“邊疆大員”。[29]按，墓碑石右側漢文中有“大都路宛平縣青玄關住人剌馬丹，系高麗人氏，年三十八歲。[令][30]除廣西道容州陸川縣達魯花赤。於至正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歿後葬於廣州]城北流[花橋畔]。”[31]無論如何，一個縣的達魯花赤也不能稱之為“邊疆大員”。而且，該文在論述在高麗的回回人部分，尤其是關於張舜龍和閔甫時，其內容不出喜蕾研究範圍，有些文字明顯來自喜文，而作者對此未著一言，更沒有出注，顯然是不應該的。喜蕾曾研究過高麗史籍對回回人這一群體高度關注的歷史背景，以及出仕高麗的代表性人物張舜龍。結合其研究，筆者認為剌馬丹本身即為回回人，元代有史可查的剌馬丹共有五人，[32]其名為波斯語Ramadān之元代漢語音譯，並非改信伊斯蘭教的高麗人，他可能是被高麗朝廷派到元朝的使臣，入元后居於大都路宛平縣青玄關，後被任命為廣西道容州陸川縣達魯花赤，但在赴任途中歿於廣州，並被葬於先賢古墓園中，終年僅三十八歲。
李興華先生謂20世紀80年代前設及元代廣州伊斯蘭教有關人物的史料有三宗，即《重建懷聖寺記》中提到的馬合謀等人、《伊本·白圖泰遊記》中提到的敖哈頓丁·希札雷，以及《廣州府志·回回墳》中提到的薩都剌十七家。李先生說這些人論人數也不算少，但其生平事蹟都非常簡單，難以像唐宋時期那樣展開。[33]這些確是事實。除此外，筆者尚找到一位名答失蠻的廣州穆斯林。他於至元三十年十二月（1293）到任香山縣達魯花赤。[34]成化《廣州志》對他的記載只有這寥寥數語，光緒年間所修府志則要詳細一些，稱他“為政尚寬，惠而不擾”，因此於元貞二年繼任，深得百姓愛戴。[35]另外還有蒲裡翰，字文淵，其先西域人，祖為魯尼氏，宋末流寓到廣東。蒲裡翰參加了泰定四年的科舉考試，中進士第。[36]薩都剌也參加了這次考試，由於史料缺乏，未知蒲裡翰與薩都剌是否相熟。他於至正四年由漕運副使知溧陽，任三年，他以“敬以持身，廉以報國，儉以濟貧，勤以初拙”作為自己的座佑銘，在當地發展教育，頗有聲譽。在離開溧陽前往去南任廉訪司僉事之時，當地百姓“遮道攀轅，不能留，乃共立碑儒學及城隍廟，以志去思雲”。[37]蒲裡翰以廣州籍穆斯林而任職外地，因為官清廉而留名於史。羅香林先生結合方誌與家譜，對蒲裡翰作了考證，可資參考。[38]
廣州懷聖寺是中國最古老的清真寺之一，關於其始建年代，學界主要有唐建說和宋建說兩種觀點。元代遭毀，至正十年（1350）重建，寺內立碑以記其事。遺憾的是，原碑在文革中被毀，只存碑額；[39]幸運的是，其碑文在地方誌中保存下來，我們因此得以瞭解其重建事由與經過。通過碑文我們可以知道，碑文是由當時任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經歷郭嘉所書，政議大夫同知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撒的迷失書丹，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僧家訥篆額。碑文雲“寺之毀於至正癸未也，殿宇一空”，此處未明究竟何因導致寺毀，只說懷聖寺是由僧家訥鼎力相促而得以重建。建成之後，僧家訥請郭嘉撰寫碑文。李興華先生認為郭嘉、撒的迷失、僧家訥皆為穆斯林。[40]對此，筆者有不同看法。
郭嘉，字元禮，其祖昂，父惠，均以戰功而留名史冊。[41]郭嘉祖父曾任廣東道宣慰使，有二子，郭嘉父郭惠為次子，僉江西廉訪司事，豫知寧都州。[42]可見郭嘉出身於官宦世家。無論是《元史》還是《蒙兀兒史記》都未說其為穆斯林，此其一。從碑文的字裡行間也可看出，郭嘉並非穆斯林。他說懷聖寺重建完工後，僧家訥向他徵文，在他還未得閒暇撰寫之際，馬合謀到來，向他介紹了關於懷聖寺的歷史，郭嘉因此將馬合謀所講寫進碑文。如果郭嘉是穆斯林，且在廣州任職，他不可能不瞭解懷聖寺的歷史，此其二；從字裡行間可看出，郭嘉對伊斯蘭教這種域外宗教能夠在中土獲得傳播的事實是感到震驚的，因此他說：“茲教崛於西土，乃能令其徒顓顓帆海，歲一再周，堇堇達東粵海岸，逾中夏，立教茲土，其用心之大，用力之廣，雖際天極地而猶有未焉者。”[43]此其三。在有關伊斯蘭教的表述方面可看出郭嘉非穆斯林。這方面可從郭嘉與馬合謀對伊斯蘭教的表述上看出來。馬合謀在給郭嘉講述懷聖寺歷史時，他是這樣表述的：“此吾西天大聖擗奄八而馬合麻也，其石室尚存，修事歲嚴。至者乃弟子撒哈入，以師命來東興教……”，而郭嘉則雲“今觀其寺宇空洞，闃其無有像設，與其徒日禮天祝釐……其所以尊其法，篤信其師教，為何如哉？”馬合謀稱先知為“吾西天大聖”，而郭嘉則稱“其”，教內與教外一目瞭然。此其四。從行文來看，郭嘉一直在用佛教來比附解釋伊斯蘭教，如“且其不立象，[44]教惟以心傳，亦彷彿達摩”，而且他將掌教哈只哈散稱為“住持”。[45]此其五。在碑文最後只列了“當代住持”哈只哈散和馬合謀兩人之名，從這一點也可以判定郭嘉非穆斯林。結合這幾方面來看，筆者認為，郭嘉當非穆林。 至於僧家訥，又作僧家奴，字元卿，蒙古人，在重建懷聖寺前一年即至正九年（1349）任福建廉訪使。[46]至於僧家訥為何以蒙古人之身份而重修清真寺，這其實並不奇怪，泉州清淨寺的重修也是在畏兀人偰玉立的主持下完成的，以示其作為父母官的“大公至正之心”而已，與信仰無關。可見，僧家訥之舉並非孤例。他還用篆書為石碑撰寫了碑額，因碑額尚存，今天我們還可以看到僧家訥遒勁有力的書法。為碑刻書丹的撒的迷失，又作撒迪彌實，字正德，至正七年（1347）由海北僉憲同知廣東閫帥。為政期間，整肅貪民，抗洪救災，深受百姓愛戴。[47]劉鶚為撒的迷失所做德政碑中未提及其族屬，元代名撒的迷失者較多，其中有畏兀兒人、怯烈氏、不花剌氏，還有籠統稱西域人者，[48]故殊難判定此撒的迷失族屬，但從碑尾未列其名來看，當非穆斯林。從時間上來看，他和僧家訥在廣州上任伊始就重建了懷聖寺，並勒石為記。從僧家訥的篆書、撒的迷失的書丹以及二人均取字來看，他們的漢文化水平應是比較高的。碑文中提到的馬合謀為穆斯林已屬無疑，他取字德卿，至正七年任福建閩海道廉訪副使。[49]懷聖寺重建之時他已到廣州，任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元帥。[50]而《廣州伊斯蘭古蹟》收錄該碑文作“副都元帥”。[51]從任職方面來看，他與僧家訥當在未任廣州之前就已相識。關於掌教哈只哈散，我們只知他是在懷聖寺重建完工後由廣州穆斯林推選出來的，從他的頭銜可看出，他是完成伊斯蘭教五功之一——朝覲的穆斯林。另外從碑文還可看出，郭嘉將懷聖寺修葺一新，歸功於僧家訥；將廣州穆斯林從此有歸所之功歸於馬合謀。
此外，從原碑額來看，其名為《重建懷聖寺塔記》，這一點已有人指出。[52]這方碑刻為漢、阿合壁，在碑額下方有三行半阿拉伯文，已由楊棠阿洪譯成中文，從譯文來看，除引用《古蘭經》經文外，還記錄了重建清真寺者的名字，其中之一就是漢文碑文中提到的馬合謀，另一位是馬斯歐德，未名何人。李興華先生推測可能是僧家訥的經名，[53]僧家訥為蒙古人，非穆斯林，不可能指他。此外在《廣州伊斯蘭古蹟研究》一書中錄有阿拉伯文碑文，在譯為漢文的題名部分有“（哈吉·艾德）嘉 撰文”字樣，而在所錄漢文碑文中僧家訥之家字用中括號標識為[嘉]。[54]編者只是在前言中說對有疑問字進行如此處理，但筆者以為在以原碑拓片進行抄錄時，“家”和“嘉”應該是可以區分的。如此一來，阿文譯文中的“嘉”令人疑惑。或許因為這一點，李興華先生認為指郭嘉，所以說他“既通阿文又通中文”。[55]
除以上提述廣州穆斯林外，一直在江南任職的舍剌甫丁也曾被授命為廣州路治中，不過他並沒有赴任。[56]究其原因，一方面與舍剌甫丁本人淡泊名利有關，另一方面恐怕與元末局勢動盪有關。另外，筆者在成化《廣州志》中還發現了一位名叫“散都剌”者，從名字來看，當是穆斯林，由於影印本不甚清晰，有些字看不清楚，在其名下有“進？校尉 延祐二年二月到任”字樣。[57]光緒《廣州府志》中為高文鼎作傳時說“嘗參廣東元帥府事，薩都剌薦於朝曰：‘文兼六藝，武冠三軍’。授廣州同知。”[58]此外，清代史官在記錄廣州“回回墳”後有段按語，其中有這樣一種說法：“迨元至正間留薩都剌十七家居粵看寺及墳。”[59]由於元代著名穆斯林詩人薩都剌的生年與卒年都存在爭議，不知這裡所提到的薩都剌是否為同一人，是否就是詩人薩都剌，此處存之待考。
最後想說的是，廣州發現的《剌馬丹墓碑》上有一句“死在異鄉者，已成為殉教烈士了。”[60]這一格言也頻繁出現在元代泉州、杭州穆斯林墓碑上，已成為中土穆斯林墓碑的一種範式而普遍存在。穆斯林通過這一格言來表達他們的家園情懷與宗教信仰。
- 三、穆斯林移民與廣州港地位下降之關係
唐代在廣州首設市舶司，對廣州的海外貿易進行管理，這對進一步促進廣州的海外貿易無疑有重要作用。而穆斯林之所以能夠在唐代泛海來到廣州，與當時航海技術以及海上交通的發展有極大的關係。
劉迎勝師根據賈耽（730－805）《皇華四達記》的記載指出，唐代從廣州出航出珠江口，一路向西南方向行駛，最後抵達獅子國，經獅子國前往大食有兩條航道，一條是沿印度西海岸北上，經至彌蘭大河河口，復西北行入波斯灣，然後到達今幼發拉底河口；另一條是從獅子國西北橫渡阿拉伯海至今也門亞丁灣，由此沿阿拉伯半島南岸向東北方向行駛，繞阿拉伯半島東北角到達今阿曼東北的蘇哈爾，駛入波斯灣，沿波斯灣東岸而行，最後在今幼發拉底河與上一條航線匯合。[61]無獨有偶，阿拉伯地理學家伊本·胡爾達茲比赫（Ibn Khurdadhbah，820或825-911）在《道里邦國志》中記載了與賈耽所記相反的航線，這條航線從巴士拉出發，到忽魯謨斯、彌蘭河口，沿印度半島西海岸，到達細蘭（斯里蘭卡），然後橫渡孟加拉灣到達婆露斯、箇羅，再經馬六甲海峽至訶陵國，從此北行可至佔婆，再向北就可以到達中國。[62]這兩條海上航線即是唐代大食商人使節來往於中國與母國的線路。沿胡爾達茲比赫所記來往東方的海上航線就可以到達廣州。唐時海路通暢，到廣州進行貿易的外國商船很多：“江中有婆羅門、波斯、崑崙等舶，不知其數；並載香藥、珍寶，積載如山……師子國、大石國……等往來居住，種類極多。”海上航路的暢通，大食商人的東來，外國商舶的數量，均反映出唐代廣州作為對外貿易港口的重要地位。唐代在廣州設置市舶司來管理海外貿易，這也從另一方面反映出廣州海外貿易的繁榮。
唐、五代時期海船出洋前往今東南亞一帶也有兩條航線，其中一條就是從福建、廣東沿東亞大陸海岸線南下，被稱為“大陸航線”。[63]及至兩宋時期，因長期與北方少數族政權作戰，陸路交通因此而遭到阻絕，海上絲綢之路沿唐代開闢的航道進一步發展，湧現出一些關於海外諸國的地理著作，其代表為《嶺外代答》和《諸蕃志》，向為治中西交通史的學者所重視。這兩部著作記載了東南亞、西亞甚至東非的國家，其中就包括如白達、吉茲尼等穆斯林國家，而趙汝適的《諸蕃志》更是記錄了二十多個大食國家。因此有學者認為，趙汝適之所以一口氣可以舉出如此之多的國名，反映出宋代福建海商對穆斯林世界已有相當多的瞭解。從另一個方面證明了穆斯林諸國與南宋貿易的繁榮程度。[64]宋人對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瞭解並非單向，穆斯林作家也在相關著作中記載了他們對這一時期中國的認識。[65]
宋代繼承唐代的市舶制度，除增設明州、杭州等地市舶司外，廣州市舶司繼續保持。與唐代相比，廣州的繁榮可以說有過之而無不及。兩宋中國與大食之間的海外貿易來往不絕，大食商人使節頻頻見諸史載。因之，留居廣州的穆斯林人數也比較多。顧炎武雲：“自唐設結好使於廣州，自是商人立戶，迄宋不絕。詭服殊音，多流寓海濱灣泊之地，築石連城，以長子孫。”[66]因之，關於唐宋時期穆斯林的研究也較為豐富。[67]相比而言，元代廣州穆斯林無論在史料方面，還是在研究方面，受到的關注度都很低。為什麼在唐宋時期十分活躍的穆斯林在伊斯蘭教普遍傳播的興盛背景下反而不得彰顯呢？究其原由，筆者認為這與元代廣州失港地位的下降有關。那麼，元代廣州為何會失去第一大港的地位呢？
日本學者成田節男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發表論文，從四個方面討論了宋末元初泉州的興起與廣州的衰落。他認為造成這一時期廣州衰微的主要原因是與江南盜賊興起、宋元戰爭、流民激增、富豪兼併等有關，並就此進行了詳細論述。[68]鄧端本先生也著文分析了這方面的原因，指出隨著宋室南渡，政治中心的南移，使得從泉州出發比從廣州出發到達都城的時間縮短一倍，這就就意味著運輸成本的降低；宋金戰爭導致部分士大夫與宗室逃至福建避禍，這些人對蕃貨的消費力很強，從而促進了泉州蕃貨市場的繁榮；宋元戰爭也對廣州造成很大影響，導致人口減少，貿易凋弊；宋室南渡，經濟中心也隨之南移，大都與大食、南洋諸國的往來也都以泉州為出發港口，泉州比廣州在地理條件方面更佔優勢。[69]
對以上學者的觀點，筆者基本贊同，但是，宋代廣州之所以能夠保持其大港地位，與朝廷的支持分不開，如：
熙寧中（1069－1077），始變市舶法。泉人賈海外者，往復必使詣廣，否則沒其貨。海道回還，竊還家者過半，歲抵罪者過半。太守陳俑奏疏願置市舶於泉，不報”[70]
政府通過沒收商貨並治罪的手段強制泉州貿易的商人由廣州出入港，泉州太守希望在泉州設置市舶司的提議根本就沒有被上報朝廷。不過在宋哲宗即位第二年（1087）就在泉州設置了市舶司。[71]事實上，宋代廣州在海外貿易中並非一直獨佔鰲頭，朱彧就說：“崇寧初（1102），三路各置提舉市舶安，三方唯廣最盛，官吏或侵漁，則商人就易處，故三方亦迭盛衰。朝廷嘗並泉州舶船令就廣，商人或不便雲。”[72]從這條史料也可以看出，政府強令商人至廣州貿易，這一規定使商人深感不便；另外也反映出廣州、泉州，甚至杭州三路對外貿易各有盛衰。可見宋代政府的硬性規定是保持廣州海外貿易大港地位的重要保障。
上引學者們的觀點都認為宋室南渡，政治、經濟中心南移，泉州到杭州比廣州近，也是造成廣州衰落的原因之一，但是元代的史料則顯示從廣州到大都路程也“不下十餘日可至”，“何其速也”。[73]可見，交通方面的限制並非重要原因。
陳金林、齊德生二先生在考證《大德南海志》殘本時從《永樂大典》中意外發現了殘本中所沒有的內容，其中“沿革門”關於元軍攻取廣州的記載尤其重要，為其他史籍所未載。從中可以看出，元軍拿取廣州並不順利，導致三進廣州，最終於至元十六年（1279）三月才最終平定廣州。在這一過程中，韻州遭屠城，廣州城內居民懼怕屠城，遂逃入深山，民居被焚，城外居民被屠盡。[74]可見宋元戰爭中攻取廣州的殘酷，對民生的影響。
戰爭造成廣州社會動盪，戶口凋弊，經濟受到極大影響。經濟的恢復需要一個過程，人口的增加也需要一個過程。這一時期外國旅行家對廣州的記錄遠遠比不上對杭州、泉州的記載，馬可波羅在他的遊記中根本就沒有提到廣州。雖然《伊本·白圖泰遊記》說廣州有穆斯林居住區，但這已是元中後期了，而且他對廣州的記載從篇幅上來看，也比不上對杭州、泉州的記述。這些都從不同側面反映出元代廣州在對外貿易方面的地位的確有所下降。這也是廣州穆斯林在元代史籍中“難覓蹤影”的一個重要原因。
《元典章》中記載了一件案例，雲在至大四年（1311）廣州路唐至明狀告穆斯林之事：
回回番客五人。帶領小廝及不得名賊人二十餘名，各執槍刀，跳過船上，先將蔡梢等九人殺死，劫奪財物鈔定等事。行移鄰境官司根捕賊徒。其番禺縣既於十月初七日拿獲賊韓天祐等十一名及回回火者及等，追搜真贓仗到官，本縣不即取問，反受賊人火者及飾詞託病一分，保管出外，縱令在逃。為此，取訖番禺縣達魯花赤馬兀臺違錯招狀，擬解見任，別行求仕。[75]
這一案例反映的是，廣州穆斯林火者及帶著其他四名“黑回回”，[76]又糾集韓天祐等上船殺人越貨之事，而地方官馬兀臺將他們抓獲後，聽信火者及生病託詞，把他們釋放，導致上級指責他讓火者及“縱令在逃”的罪名，最後將他解任。這一案例不禁令人想起南宋時期廣州穆斯林鉅商蒲亞里之案。相反的是，那時是蒲亞里遭盜賊襲擊，四個僕人被殺，他本人受傷，這一案件引起朝廷關注，處理了地方官，並下令限期抓捕歹徒。而這起案例中，穆斯林是盜賊，從事殺人越貨的罪惡勾當。兩起案件中穆斯林的地位天壤之別。這真實地反映出元代廣州穆斯林社會地位的下降。我們從《重建懷聖寺記》中，郭嘉對於懷聖寺重建前凋弊的描述中也可看到元代廣州伊斯蘭教在唐宋時期的興盛局面已不存，穆斯林的社會地位一落千丈，以至於充當盜賊。[77]
宋末元初政治的動盪，戰爭的影響，使得廣州失去唐宋時期海外貿易大港的地位，被泉州所超越。在這種大背景下，穆斯林商人放棄廣州，前往泉州，而穆斯林商人的離去也在某種程度上導致廣州與阿拉伯伊斯蘭地區海外貿易份額的減少，這對廣州海外貿易經濟來說不是致命的打擊，但也嚴重影響了它在這方面的地位。因此，終元一代，廣州也未能超越泉州，奪回其第一大港的地位。廣州失去貿易大港的地位，使得它不能吸引穆斯林商人前去經商，而穆斯林商人的缺失，也致其大港地位不保，二者之間是相輔相成的關係。需要說明的是，元代廣州雖然失去了東方大港的地位，但這並不意味著它的對外貿易從此衰萎。[78]《大德南海志》這樣說：“廣為蕃船湊集之所，寶貨叢聚……故海人山獸之奇，龍珠犀貝之異，莫不充儲於內府……而珍華之盛，亦倍於前志所書者”。[79]不過，從其所附諸蕃國名來看，均是交趾、真臘、三佛齊、馬八兒等東南亞國家，而無阿拉伯國家。這又說明，儘管廣州在元代海外貿易依然繁盛，但比起前代，規模上已縮小很多，而泉州則因蒲壽庚本人在海外穆斯林國家中的影響，吸引了大批穆斯林商人前往泉州，廣州因缺少了穆斯林商人的身影而稍顯黯淡。
四、結語
唐宋時期的廣州被稱作是東方大港，全國第一港，雖然這一地位在宋代一度有所波動，但始終未被憾動。因之，吸引著善於經商的穆斯林商人前來經略海外貿易，並留居於此，有些人還娶妻建田產，長留不歸。兩宋政府對海外貿易給予種種優惠，甚至授予對海外貿易有功的穆斯林商人各種頭銜，以吸引他們前來貿易，可見兩宋時期對海外貿易之倚重。但是廣州這種優越地位在宋末元初逐漸不保，泉州後來者居上，越居廣州之上而成為東方第一港。域外史料對泉州不乏記載，而且稱讚有加。反觀廣州，馬可波羅對它未置一詞，即使是鄂多立克，只是對廣州人喜吃蛇肉這種奇怪風俗進行記錄外，對廣州是否有穆斯林未置一辭；伊本·白圖泰對廣州穆斯林有所記錄，但比起他對泉州、杭州穆斯林的記述來看，還是要稍遜一籌。史料的缺乏，使元代廣州穆斯林處於一種模糊狀態。筆者盡力蒐集，只找出幾例有關元代廣州穆斯林的人物，並對他們的事蹟進行了考證。
另外，元代廣州地位的衰微與穆斯林人數銳減也存在某種微妙的關係。通過對有關史料的梳理，筆者認為二者之間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關係，即元代廣州穆斯林不彰，與其地位下降有關，而元代廣州大港地位不保，反過來影響了廣州穆斯林人口的增加。當然，廣州在元代地位的下降是相對的，這只是對其與阿拉伯國家貿易的減少而言，它與東南亞國家的海外貿易還是保持著旺盛的勢頭。
[1]《舊唐書》卷198《西戎傳·大食》，第5315頁。
[2]李興華《廣州伊斯蘭教研究（上）》，《回族研究》2011年第1期。
[3]《中國印度見聞錄》，穆根來、汶江、黃倬漢譯，第7頁，中華書局，1983年。
[4]範邦謹《唐代蕃坊考略》，《歷史研究》1990年第4期。
[5]馬娟《唐宋時期穆斯林蕃坊考》，《回族研究》1998年第3期。
[6]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第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7]馬建春《杭州伊斯蘭教史》，第22-28頁。
[8]白壽彝《宋時大食商人在中國的活動》，同氏著《中國伊斯蘭史存稿》，寧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
[9]這些內容分別見於《萍州可談》卷2《蕃坊蕃商》、《蕃坊象棋》、《孔雀明王經孔雀真言》、《白鸚鵡》，李偉國點校，第134－137頁，中華書局，2007年。
[10]（宋）岳珂《桯史》卷11《番禺海獠》，第127頁，吳企明點校，中華書局，1981年。
[11]《宋史》卷490《外國六·大食傳》，第14119－14120頁。
[12]（宋）蘇轍《龍川略志》卷5《辨人告戶絕事》，第28頁，俞宗憲點校，中華書局，1982年。
[13]《宋史》卷490《外國六·大食傳》，第14121頁。
[14]《龍川略志》卷5《辨人告戶絕事》，第28－29頁。
[15]道光《廣東通志》卷330《嶺蠻·外蕃附》，續修四庫全書本，第675冊，第714頁。
[16]廖大珂《廣州懷聖塔建築年代考》，《南洋問題研究》1999年第4期。另見同氏《唐宋時期廣州的波斯蕃商與懷聖塔》，《中外關係史論叢》第8輯，2001年。
[17]（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蕃夷四》，九三－九四，中華書局，1957年，第8冊，第7760頁。
[18]《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四》，二0，第4冊，第3373頁。
[19]廖大珂認為蕃長一詞對應波斯語“沙班達爾”，見《唐宋時期廣州的波斯蕃商與懷聖塔》，《中外關係史論叢》第8輯，第269－270頁。
[20]（宋）方信孺《南海百詠·番塔》雲：“始於唐時，曰‘懷聖塔’，輪囷直上凡六百十五丈，絕無等級。其穎標一金雞，隨風南北，每歲五六月夷人率以五鼓登其絕頂，叫佛號以祈風信，下有禮拜堂。”從禮拜堂的修建可以看出這些“夷人”即穆斯林，而“蕃人塚”即是這些穆斯林的公共墓地：“在城西十里。累累數千，皆南首西向。”劉瑞點校，《廣州史志叢書》，第15、21頁，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南首西向”也是穆斯林的葬俗之一。
[21]《廣州伊斯蘭教研究》，《回族研究》2011年第1期。
[22]《鄂多立克東遊錄》，何高濟譯，第70－71頁，中華書局，2002年。
[23]《鄂多立克東遊錄》，第74頁。
[24]《伊本·白圖泰遊記》，馬金鵬譯，第547頁，寧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
[25]陳鴻鈞《廣州出土一方元代蕃客墓碑兼述廣州阿拉伯文石刻》，網絡搜索，ttp://www.360doc.com/content/09/0809/09/161879_4774807.shtml
[26]李興華在《廣州伊斯蘭教研究（上）》，《回族研究》2011年第1期，第79－80頁。
[27]陸芸《14世紀中國東南沿海伊斯蘭墓碑石研究札記》，《海交史研究》2000年第2期。
[28]樸現圭《高麗伊斯蘭教徒剌馬丹》，《海交史研究》2006年第2期，第53頁。另，該文雲元代高麗人被編入色目人階層，可與色目人一樣受官為職，誤，高麗人在元代與渤海人、契丹人等一起被列為漢人，見《輟耕錄》卷1《氏族》，第13－14頁，中華書局，1959年。
[29]帥倩《廣州元代高麗穆斯林剌馬丹墓碑補考》，《回族研究》2012年第4期。又李興華《廣州伊斯蘭教研究（上）》一文提到帥倩與陳鴻鈞合著《廣州元代剌馬丹墓碑再考》，但無出處，筆者尚未找到該文發表於何處。
[30]中元秀、馬建釗、馬逢達編《廣州伊斯蘭古蹟研究》錄有漢、阿碑文，作“令”，第70頁，寧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而上引陸文、樸文作、帥文均作“今”，81頁；52頁；20頁。按《廣州伊斯蘭古蹟研究》的“前言”部分介紹，對於有疑問字予以訂正並以[]號表示，第7頁，可見該字到底是“令”還是“今”，尚存疑問。
[31]《廣州伊斯蘭古蹟研究》，第70頁。
[32]王德毅、李榮村、潘泊澄編《元人傳記資料索引》，第四冊，第2446頁，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年。
[33]李興華《廣州伊斯蘭教研究（上）》，《回族研究》2011年第1期，第79頁。
[34]成化《廣州志》卷14《香山縣·元·達魯花赤》，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978頁。
[35]光緒《廣州府志》卷105《宦績二》，第733頁下，成文出版社，1966年。
[36]光緒《廣州府志》卷114《列傳二》，第49頁上。
[37]光緒《廣州府志》卷114《列傳二》，第49頁上。
[38]羅香林《廣州蒲氏源流考》，見《廣州伊斯蘭古蹟研究》，261－262頁。
[39]《廣州伊斯蘭古蹟研究》，第3頁。
[40]李興華《廣州伊斯蘭教研究》，《回族研究》2011年第1期，第79頁。
[41]《元史》卷194《忠義二·郭嘉傳》，第4396頁。
[42]屠寄《蒙元兒史記》卷92《郭昂傳》，第604頁下，中國書店出版，1982年。
[43]光緒《廣州府志》卷103《金石略七·重建懷聖寺記》，第705頁上。
[44]按，原文誤，應為“像”。
[45]光緒《廣州府志》卷103《金石略七·重建懷聖寺記》，第705頁上。
[46]王德毅、李榮村、潘泊澄編《元人傳記資料索引》，第四冊，第2608頁，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年。
[47]（元）劉鶚《惟實集》卷2《廣東宣慰司同知德政碑》，第8頁下－10頁上，乾坤正氣集本第26冊。
[48]《元人傳記資料索引》，第四冊，第2600－2601頁。
[49]（清）馮登府《閩中金石志》卷13《八都兒等烏石山題名》，第516頁下，續修四庫本。
[50]《廣州府志》卷103《金石略七·重建懷聖寺記》，第705頁上。
[51]《廣州伊斯蘭古蹟研究》，第6頁。另，《中國回族金石錄》中亦寫作“中順大夫同知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副都元帥”，第113頁，餘振貴、雷曉靜編，寧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按，光緒《廣州府志》中無“副都元帥”四個字。
[52]《廣州伊斯蘭古蹟研究·前言》，第7頁。
[53]李興華《廣州伊斯蘭教研究》，《回族研究》2011年第1期，第79頁。
[54]《廣州伊斯蘭古蹟研究》，第5頁，第8行。
[55]李興華《廣州伊斯蘭教研究》，《回族研究》2011年第1期，第80頁。
[56]（清）阮元《兩浙金石志》卷16《元舍剌甫丁墓碣》，第395頁下，《歷代碑誌叢書》本，第19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關於舍剌甫丁，可參見郭曉航《元代首任“上海縣達魯花赤”舍剌甫丁考釋》，《史林》2007年第4期。
[57]成化《廣州志》卷14《元·主簿題名》，第971頁下。
[58]光緒《廣州府志》卷105《宦績二》，第732頁上。
[59]光緒《廣州府志》卷160《雜錄一·回回墳》，第783頁下。
[60]《廣州伊斯蘭古蹟研究》，第71頁，楊棠阿洪譯。
[61]劉迎勝《絲綢之路·海上卷》，浙江人民出版，第104頁，1995年。
[62]（阿拉伯）伊本·胡爾達茲比赫著、宋峴譯註《道里邦國志》，第64－72頁，中華書局1991年；另參張國剛、吳莉葦《中西文化關係史》，高等教育出版社，第65-66頁，2007年；Hua Tao, IbnKhurdadhbah’s Description about the Maritime Route to China and its Position inthe Arab-Islamic Geographical Literature,《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
[63]劉迎勝《絲綢之路·海上卷》，第120-121頁。
[64]劉迎勝《絲綢之路·海上卷》，第107頁。
[65]如麻瓦子（Marvazī）用阿拉伯文所著《動物的本性》；伊德利奚（Edrisi）的《諸國風土記》等，關於這兩本著作的版本情況，見黃時鑑主編《解說插圖中西關係史年表》，浙江人民出版社，第248頁，1994年。不過，關於《諸國風土記》成書年代有誤，應為1153-1154年。
[66]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130，四部叢編三編本。
[67]鄧端本《廣州蕃坊考》，《海交史研究》1986年第6期；廖大珂《唐宋時期廣州的波斯蕃商與懷聖塔》，《中外關係史論叢》第8輯；馬逢達《廣州蕃坊考》，廣州伊斯蘭教協會編《廣州市回族、伊斯蘭教文史資料選輯》第一、二、三輯合訂本，2002年；王東平《唐宋穆斯林史實雜考》，《回族研究》2004年第1期；陸芸《唐宋時期留居廣州的外國穆斯林商人》，《西北民族大學學報》，2014年第4期等。
[68]（日）成田節男《宋元時代の泉州の發達と廣東の衰微》，《歷史學研究》第6卷第7號。感謝郭萬平教授提供該文。
[69]鄧端本《宋末元初廣州對外貿易地位的變化》，《廣州研究》1984年第3期。
[70]（宋）馬端臨《文獻通考》卷62《提舉市舶》，第1868頁，中華書局點校本，第3冊，2011年。
[71]馬端臨《文獻通考》卷62《提舉市舶》，第1868頁。
[72]朱彧《萍州可談》卷2《廣州市舶司泊貨抽解官市法》，第132頁。
[73]（元）陳大震《大德南海志》卷10《水馬站》，第8445頁上，《宋元方誌叢刊》本，第8冊，1990年。
[74]陳金林、齊德生《〈大德南海志〉考》，《上海師範大學學報》1985年第4期。另可參見Lo Jung-pang, China as a Sea Power 1127-1368, p.231,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2.
[75]《元典章》卷57《刑部·雜犯二·番禺縣官保放劫賊》，洪金富校定本，第三冊，1611－1612頁，中研院刊行，2016年。
[76]《元典章》卷57《刑部·雜犯二·番禺縣官保放劫賊》，第1612頁及註釋2。
[77]（日）田坂興道《中國における回教の傳來その弘通》，第688頁，東洋文庫刊行，1964年。
[78]鄧端本《宋末元初廣州對外貿易地位的變化》，《廣州研究》1984年第3期。
[79]《大德南海志》卷7《舶貨》，第8431－84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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