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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這是古文觀止中、甚至在我國的中學教育課本中非常著名的一篇古文傑作：“岳陽樓記”的開篇第一句話。
從時間脈絡上來看：慶曆三年的新政失敗，與慶曆四年的“岳陽樓記”有直接的因果關係。參與新政的人之中，有後來謫守巴陵郡（今湖南省岳陽市）的滕子京，也有寫下“岳陽樓記”的范仲淹。新政的內容，無非是整頓吏治、改善民生之類的主張。新政失敗的原因也無非是保守勢力太強大，既得利益集團群起而攻之。這樣的改革、這樣的失敗，在封建社會中都是套路，本不足為奇。
奇就奇在慶曆三年的新政，誘發了慶曆四年春的千古傑作“岳陽樓記”，而“岳陽樓記”中點睛的兩句話，又成為自古以來各級官員、仁人志士、文人墨客耳熟能詳的名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不過令人遺憾的是：絕大多數情況下，這兩句話只是作為一種理想的境界而存在，從古至今，真正能做到的人沒有幾個。
臨時客
慶曆三年（1043），范仲淹入朝為樞密副史，旋拜參知政事，與富弼、歐陽修等推行“慶曆新政”。慶曆三年九月，范仲淹給宋仁宗上呈《答手詔條陳十事》，即《上十事疏》，成為推行新政的綱領。
上圖范仲淹
十事依次是：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這十條綱領，除了修武備一項未施行外，其他諸項均以詔書的形式頒行全國。
歐陽修在慶曆三年也連上三狀，極言去冗選良、整頓吏治之必要。針對北宋財用不足的現實，他提出“通漕運，盡地利，榷商賈（即取消專賣）”等建議；在軍事上也希望政府能不拘泥於出身，而以才能選拔將官。同時韓琦、餘靖、富弼等人也紛紛提出改革方案，推動了新法的展開。范仲淹、富弼成為變法的核心，從慶曆三年十月到四年五月，北宋全國上下出現了一場政治改革運動，即慶曆新政。
慶曆新政是北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改革運動，它整頓吏治，改革科舉，興辦學校，兼及軍事、經濟等。在文化教育領域力圖扭轉宋代以辭賦、墨義為先的學風，主張“經義”與“治事”並重，對北宋中期的學風和士風都產生了很大影響。范仲淹提倡的厚農桑、減徭役、覃恩信等措施顯然具有為政愛民的特點，帶有明顯的進步性，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然而，慶曆新政以整頓吏治為中心，雖切中時弊，但在某種程度上損害了一些官僚的既得利益。正因如此，主持新政的范仲淹等人遭到朝廷內外各種無端的誹謗。 宰相章得象首先向范仲淹等人發難，接著，以夏竦為首的政治集團開始誣陷范仲淹、歐陽修等人結黨為奸，謀逆造反，一時“朋黨”論大起。
上圖宋仁宗
宋自開國以來，最高統治者便著力防範臣僚結黨營私，恪守祖宗法度的宋仁宗對此也極為敏感。慶曆五年（1045）正月，范仲淹、富弼等新政領袖相繼被貶出朝廷，韓琦、歐陽修、杜衍等一大批變法支持者也先後離京任職。各地分派的按察使也紛紛受到了打擊和迫害，已經頒行的磨勘（考績）、蔭補等新法也被宣佈作廢。
新政推行僅僅一年左右便夭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