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7年12月26日是中國人民的領袖，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和領導人毛澤東同志誕辰124週年紀念日。我們特發表中央蘇區的親歷者張鼎丞之女張延忠所寫的文章，謹以此表達我們最深切的懷念。
有一種觀點認為，紅軍第五次反“圍剿”不可能取得勝利，長征是紅軍當時唯一的出路。但回顧中央蘇區的創立、鞏固、建設和三次反“圍剿”的勝利過程，以及第五次反“圍剿”中，南線在毛澤東的指導下戰局穩定,併為促使粵軍反蔣抗日做好了細緻艱苦的鋪墊情況，可以說明，這種觀點成立的前提是毛澤東和毛澤東軍事思想失去在黨內和軍事上的領導權。長征一開始執行的是“逃跑的軍事路線”，在遵義會議上糾正了路線錯誤後，才使長征具有了戰略轉移和北上抗日的性質，成為中國革命的偉大轉折。
一、關於長征毛澤東的去留論爭
本來毛澤東跟隨黨中央長征還是留在蘇區不是問題。走就走，留就留。
紅軍長征,毛澤東是隨黨中央走，還是留在中央蘇區，一直是大家關注的問題。關於走還是留，有各種版本的回憶錄和影視作品。
時任李德翻譯的伍修權回憶錄如是說：最初他們(指博古、李德等人——作者注)還打算連毛澤東同志也不帶走。當時，毛澤東已被排斥出黨中央領導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調查研究。後來，因為他是中華蘇維埃主席，在軍隊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許一起長征。如果他當時也被留下，結果就難以預料了。
有人說，走的前一天晚上，周恩來和毛澤東長談一夜，毛澤東終於同意跟隨中央長征，為中國共產黨立一大功，如果毛澤東留下，則生命安全難以保證。
正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在微信上又看見這樣說法的文章：“沒有周恩來，也許就沒有後來的毛澤東。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中央蘇區準備轉移……轉移之際，毛澤東寫信給中央表示想留在瑞金，當時的書記，不到30歲的博古看了信後不知如何處理，找周恩來拿主意。周恩來連夜馳馬飛奔尋到毛澤東，關起門來徹夜長談……兩人見有人來又閉口不談，直到警衛員出去關上門才又繼續……周恩來究竟如何將毛澤東說動的呢?自此成了千古之謎。第二天一早周恩來回瑞金，博古忙問怎麼樣?周恩來只留一句七個字：‘他同意跟著走了!’……就是這一夜的談話改變了中國的命運。毛澤東若不走恐怕就會和留下的一大批黨的領導人瞿秋白等一樣犧牲了。周恩來以這樣非凡的組織凝聚力，為共產黨注入蓬勃的生命力，保留了黨的力量。”
這種杜撰，的確是具有豐富想象力的描述。既然不知道他們談了些什麼，為什麼要猜測是周恩來說服了毛澤東跟著走，而不是毛澤東提出瞭如何走和如何留的問題呢?為什麼不是假定沒有毛澤東就沒有周恩來，而是假定沒有周恩來就沒有毛澤東呢?為什麼要假定“恐怕毛澤東和瞿秋白等一樣犧牲了”，而不是假定毛澤東不隨中央走，黨中央就全軍覆沒了呢?真是奇奇怪怪的邏輯。
不用假定，事實是在萬里長征中，毛澤東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這是全中國人民，乃至全世界公認的，不容置疑。
主席心情沉重——革命遇到了困難，中央蘇區的前途，人民的安危，受到嚴重威脅，心情沉重是自然的。
自上井岡山到1934年10月長征前，不對!是直到1976年9月9日閉上眼睛之前，毛澤東，沒有一天不是在“鬥爭”中前進。他總是在困境中，取得一個又一個新的勝利!正如毛澤東經常告訴我們的：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光明。
走與留，對毛主席而言，都是勝利。伍修權說“結果很難預料”，只是指中央紅軍的結果很難預料。
有人說，“如果毛澤東留下，則生命安全難以保證。”那是忘記了中央蘇區是1929年1月毛主席從井岡山下山後創立的。
只要梳理一下中央蘇區的創立過程，問題的答案自然就出來了。
二、毛澤東與中央蘇區的建立
1929年1月，毛澤東率紅四軍下井岡山。
2月，黨中央來信，指示將紅四軍分散，否則將會被殲滅。毛主席則向黨中央提出，紅四軍將在閩西贛南建立20餘縣的根據地，計劃一年完成。
5月上旬，黨中央派剛從蘇聯回國的劉安恭擔任紅四軍政治部主任。他一到紅四軍即搞起無原則糾紛，並在紅四軍內進行非組織活動，製造了極大的混亂。
5月下旬，在紅四軍前委會上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爭論一直延續到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毛澤東一邊與劉安恭等人的錯誤進行嚴肅尖銳的鬥爭，一邊領導紅四軍在軍事上打擊敵人，壯大紅四軍，佔領“地盤”，緊接著建立政權，進行土地革命，鞏固根據地。
6月8日，在閩西上杭白沙召開的前委會議上，毛澤東提出書面意見：“前委不好放手工作……請求馬上調換書記，讓我離開前委。”
6月14日，林彪給毛澤東寫信，要求毛澤東留在紅四軍(信是由江華交毛澤東的)，毛澤東給林彪回信，說“黨內有爭論問題發生是黨的進步，不是退步。只有趕快調和和敷衍了事，抹去兩方的界限，以歸到庸俗的所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才是退步”。毛澤東表示：“我之請求離開前委，並不是消極，不參加這種鬥爭。”“對於與黨內錯誤思想奮鬥，兩年來已經竭吾力了……在沒有得到中央允許以前，由前委派我到地方做些事情，使我能因改變環境而得到相當的進步。”
6月19日，毛澤東指揮紅四軍第三次攻佔龍巖。
6月21日，在毛澤東的具體指導下，召開了兩萬人的群眾大會，成立龍巖縣蘇維埃政府。鄧子恢擔任縣蘇維埃政府主席。毛澤東對鄧子恢和張鼎丞說：“閩西局面已經大定，特委對各地工作要有個綱領才好。”
6月22日，毛澤東指導鄧子恢起草了“龍巖縣的土地鬥爭綱領”，對這一綱領，毛澤東審閱並做了文字修改，發出執行。
6月22日，毛澤東在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上落選。毛澤東帶譚震林、江華、蔡協民、吳仲蓮、曾志五位同志到閩西地方幫助工作。那時候譚震林是前委委員，前委領導的工農運動委員會的副書記;江華任委員會工運科長、毛澤東的秘書;蔡協民此時是紅四軍政治部主任;而曾志和吳仲蓮都是工農運動委員會的得力幹部。
7月9日，毛澤東指導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準備工作。
7月20日，毛澤東參加閩西一大，在會上作政治報告，指出閩西黨的任務是鞏固和發展革命根據地，同贛南紅色區域連成一片，建立中心工作區域。他論述了實現這個任務的三項基本方針：深入土地革命;徹底消滅民團土匪，發展工農武裝，由陣地波浪式地向外發展;發展黨的組織、建立政權，肅清反革命。
10月，閩西九縣根據地基本建成。
12月，召開古田會議。
1930年1月5日，毛澤東給林彪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封信。
1月，毛澤東率領紅四軍出閩西去贛南。
2月7日，毛澤東在興國主持召開紅四軍與贛南特委聯席會議——這就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著名的“陂頭會議”，或稱之為“二七會議”。贛南的土地改革從興國開始了。贛西南黨的任務是建立工農政權，分配土地，擴大武裝。贛西南革命根據地波浪式地建立、鞏固、擴大著。
5月，在贛南閩西建立20餘縣根據地的計劃完成了。
6月，紅四軍勝利班師福建。
許多人都認為，“1929年7月毛澤東是被迫離開了紅軍”。從年譜上可以看出，毛澤東不是被迫的，而是有備而去。是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毛澤東領導閩西贛南人民，一年建成中央蘇區，鞏固、發展、建設、堅持了五年。紅四軍發展到了10萬餘人。人民生活溫飽，歌聲嘹亮，士氣高昂!
執行王明路線的黨中央，在上海待不下去了，來到蘇區。下車伊始，哇啦哇啦，搞得蘇區人仰馬翻!國民黨反動派只不過是準備發動新的“圍剿”——又不是第一次碰到，已經無數次了，天天都在剿。看到交通員送出的廬山鐵桶計劃，博古們著實是嚇昏了頭，嚇破了膽!他們急忙帶著瓶瓶罐罐跑了。全中國的天下都是蔣介石的，哪裡都有反動派的精銳軍隊，蔣介石可以往全中國的任何地方調動精銳部隊“圍剿”紅軍。哪裡安全?到哪裡去找安全的家?長征這一路，就是最真實的寫照啊!共產黨的家是自己打出來的。
就在長征之前，毛主席對在寧化徵糧的張鼎丞說：“你還是回閩西，那裡你有群眾!可以堅持，可以發展。”毛澤東要留下，不是猜測，這就是根據。蘇區是蘇區人民在毛主席領導下創建的這裡的人民需要他。在1934年1月召開的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毛主席在報告中告訴全黨、告訴全軍、告訴全體蘇區人民：“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什麼?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這是真正的銅牆鐵壁，什麼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們，我們卻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圍團結起千百萬群眾來，發展我們的革命戰爭，我們就能消滅一切反革命，我們就能奪取全中國。”不過心裡從來沒有群眾，也不懂群眾的博古、李德等人，根本不懂毛澤東說的是什麼!他們聽信遠在天邊的莫斯科，這和聽信上帝是一樣的——《國際歌》中“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這是博古等人天天唱的，不過那只是唸經，並沒有真正實行。
留下的張鼎丞、鄧子恢、譚震林們擺脫了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路線的束縛，靠著毛澤東的指引，堅持住了!他們堅持了三年，保住了土地革命的勝利果實。張鄧譚們是毛澤東的學生，如果老師留下，如何了得!
如果——歷史沒有如果，但有規律。毛澤東說了：“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什麼?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毛澤東如果留在蘇區，領導著張鄧譚們甩開膀子幹!蘇區將是何等壯美!
毛澤東選擇留在蘇區是必然，是選擇勝利!決定走，也是因為要接受更嚴峻的挑戰!是對10萬跟著共產黨走的階級兄弟的責任!共產黨人絕對服從黨的決定!
伍修權說：“如果他(毛澤東)當時也被留下，結果就難以預料了。”那是真的，長征將如何結束，難以預料!
蘇區能否堅持，當然是博古、李德等人乃至共產國際都難以預料的，但毛澤東和蘇區人民是胸有成竹的!
三、中央蘇區南線作戰及長征前的毛澤東
比討論毛澤東的走與留問題更重要的問題是：紅軍是不是一定無法粉碎敵人的第五次“圍剿”?紅軍是不是一定要脫離蘇區長途轉移?
對此，《毛澤東傳》說：“前線的戰局越來越不利，東線和北線都被突破，西線也更加困難。打破敵軍圍剿，已不可能，只剩長征這一條路了”。
《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45)指出：“‘左’傾路線在退出江西和長征的軍事行動中又犯了逃跑主義的錯誤……遵義會議集中全力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是完全正確的……也正是由於這一轉變，我們黨才能夠勝利地結束了長征。”
“長征在開始的時候是逃跑的軍事行動”，已經取得全黨共識。今天又有人重新提出這樣的問題，有必要認真討論。
要回答這個問題，回顧一下毛澤東在長征前的1934年都做了什麼，會給人許多新的認識。
提到毛澤東在1934年，大家的印象都是，他一年都在“捱整”，受排擠，日子不好過，只好埋頭讀書。而事實上，受排擠不假，但卻並未“賦閒”。
前三次反“圍剿”勝利之後，從上海轉移到中央蘇區的黨中央代表和中共中央，先後召開贛南會議、寧都會議和批判所謂“羅明路線”鄧(小平)、毛(澤潭)、謝(惟俊)、古(柏)，即“江西羅明路線”和“軍內羅明路線”，逐步排斥、“全面否定了”毛澤東的路線，直到1934年3月完全停止了毛澤東具體的領導職務。在六屆五中全會上，博古、李德等人不僅決定停止毛澤東的一切實際工作，而且在這之後更是大張旗鼓地批判和抵制毛澤東的正確路線。
在這種情況下，位卑未敢忘憂國，毛澤東仍無時無刻不在關注著中央蘇區和人民的安危。在紅軍面臨危險、困難時，他一方面毅然決然、理所當然、自覺、嚴格地遵守黨的紀律;另一方面仍然擔負起應盡和可能盡的責任。
1月22日，他在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講話，強調指出，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人民群眾，並告誡各級領導，必須切實地關心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才能鑄成銅牆鐵壁。這正是第五次反“圍剿”最困難的時候，毛澤東的講話正是給全體蘇區人民戰勝敵人的信心和戰勝敵人的法寶。
毛澤東廣泛深入地閱讀研究能蒐集到的哲學社會科學的書籍，尤其是在沒有緊急繁忙的具體工作時，更加奮力地進行理論研究。但同時，毛澤東一刻也沒有停止對現實革命鬥爭情況的深入細緻的調查研究。1933年11月下旬，在兩次調查的基礎上，毛澤東第三次到才溪鄉進行調查。《才溪鄉調查》這篇著名的著作，就是在這次調查之後最後完成的，並在1934年1月召開的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印成小冊子發給大會代表，切實具體地指導各級領導怎樣瞭解關心群眾，具體地教導如何鑄成“銅牆鐵壁”。不過當時中央政治局的領導們完全聽不懂，也聽不進去。
毛主席說，沒有調查研究，就停止他的發言權。我想這是更加激怒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領導的重要原因。
不斷地深入調查研究、讀書、思考、總結經驗，到紅軍長征之前，後來在《矛盾論》、《實踐論》等著作中表述的毛澤東的哲學思想，已經形成。這一哲學思想是毛澤東解決一切問題的理論基礎，更是戰勝敵人的重器。
第五次反“圍剿”，博古、李德等人以10萬工農子弟組成的中央紅軍的身軀構成血肉的防線，抵禦50萬在大炮洋槍武裝下的敵軍，顯而易見是以卵擊石，那些吃過莫斯科洋麵包的領導者，即便沒有軍事常識，也應該知道庫圖佐夫是如何戰勝拿破崙的。
毛澤東沒有黨中央賦予的“權”與“責”，但他是共產黨員，還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他說：“好在腦袋還在”。毛澤東在緊張的理論探索的同時，密切地注視著並認真研究著國內外局勢;基於對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形勢做出的準確判斷，4月下旬，他提出去南線調查研究，得到周恩來的同意。
毛澤東剛到達南線粵贛省委駐地——會昌縣文武壩，南線南大門會昌縣筠門嶺4月21日失守，緊接著4月28日北線大門廣昌失守。中央蘇區的北線已經被完全突破，蘇區局勢面臨全面危機。
毛澤東立即指導扭轉南線的危機。他先打電話給堅守筠門的紅22師政委方強說：紅22師是一支新部隊，堅守這麼長時間，消滅了那麼多敵人，敵人才前進了那麼一點點，這就是勝利!現在把部隊撤下來休整補充，總結經驗教訓，以利再戰。
隨後，毛澤東到會昌站塘的李官山視察紅22師，進行了十多天的調査，還用三個晚上時間同師領導幹部一起總結戰鬥的經驗教訓。經過在前線和站塘等地的調查，回到粵贛省委駐地文武壩後，他向省委書記劉曉和省蘇維埃主席何長工指出，我們要抓住這一有利時機，利用敵人內部的爭鬥，發展壯大自己的力量。不能只知道“禦敵人於國門之外的死打硬拼”，也要利用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依靠群眾，發動群眾，組織游擊隊，加強統一戰線工作。一面開展游擊戰爭，一面可派化裝的小分隊，潛入陳濟棠管區，宣傳抗日救國、槍口一致對外的道理，促使粵軍反蔣抗日。根據前線實際情況，可以把筠門嶺一帶的部隊抽下來，進行整訓，緩和前線的局勢，並可積蓄我軍軍力，以備不虞。毛澤東和粵贛省的劉曉、何長工等同志一起，制定了南線的作戰計劃和工作部署，把戰場佈置在筠門嶺和會昌中間。從此敵人龜縮在筠門嶺，再沒有前進一步。
6月22日，中革軍委擬調紅七軍團加強南部防線。毛澤東與省委研究後答覆:南線戰局不會突變，建議紅七軍團可不南調，軍團長尋淮洲以在瑞金待機為宜。
在毛澤東的具體指導下，中央蘇區南線相對穩定。毛澤東在登會昌城外的嵐山嶺時，遠望南方，寫下了《清平樂·會昌》：
【“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會昌城外高峰，顛連直接東溟。戰士指看南粵，更加鬱鬱蔥蔥。”】
今天，我們讀這首詩時，會感受到毛澤東對保衛蘇區滿懷信心。在當時很多人一籌莫展的時候，毛澤東卻指出“風景這邊獨好”。
要特別注意到——在毛澤東竭盡全力完成這些工作的同時，博古、李德等人則於4月底，向共產國際提出從中央蘇區轉移的請求，並於最後得到同意。他們這時已經對取得第五次反“圍剿”勝利，完全失去信心。
6月底，中央通知毛澤東回瑞金。毛澤東在南線短短兩個月中，穩定了南部戰局，發動了群眾，發展了經濟，對粵軍上下做了細密切實的“抗日救國”基礎上的統戰工作。
毛澤東提出消除赤白對立，恢復鎢砂的生產與輸出，保護商人的正當利益，組織餘糧大半出口，向白區購買布匹、食鹽。繁榮蘇區經濟，緩解了蘇區布匹尤其是食鹽極度匱乏的狀況。只有真正具體關心人民，人民才能跟你走。
毛澤東還進一步提出整頓地方武裝組織，清洗混入隊伍的不純分子，準備游擊戰爭，發動群眾保衛勝利果實。毛澤東指示說：我們不能按本本主義先生們坐在城市樓房裡設計出來的那套洋辦法辦什麼以碉堡對碉堡，集中對集中，這叫以卵擊石。為了保存紅軍的有生力量，消滅敵人，要從實際出發，不能硬拼消耗。農村是海洋，我們紅軍好比魚，廣大農村是我們休養生息的地方。要愛護民力，群眾是真正的銅牆鐵壁，兵民一心是我們勝利的本錢。
這些具體指示，鑄成了南部的“銅牆鐵壁”，是南部穩定的重要原因。
許多人都知道長征開始前，周恩來派潘漢年、何長工與軍閥陳濟棠談判，陳濟棠給紅軍長征讓路的故事，然而鮮為人知的是毛澤東對這一事件艱苦細緻的鋪墊。
4月，毛澤東到達粵贛省委的第一天，就向劉曉、何長工指出：我們要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訓，善於利用粵軍陳濟棠與蔣介石的矛盾，粉碎敵人的“圍剿”，壯大自己的力量;同時，也要提高警惕，軍閥畢竟是軍閥，要“聽其言，觀其行”。他說：總的要擺正“打”與“和”的關係，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來的。他指示要潛入陳濟棠管區，宣傳抗日救國、槍口一致對外的道理，促使粵軍反蔣抗日。
這樣艱苦細緻的工作既是10月與陳濟棠談判成功的基礎，也是南線穩定的原因，更是進一步鞏固南線的策略。由此可以看出毛澤東關於統一戰線的一系列的理論、方法，這時已經基本形成了。
毛澤東回到瑞金，參加由博古主持的討論紅軍在作戰不利形勢下的對策。會上並未透露中央蘇區轉移的決定。毛澤東發言時提出：在內線作戰陷於不利的狀況下，中央紅軍應該轉移到外線作戰，已不宜向東北，可以往西。
毛澤東提出的外線作戰，是以蘇區為依託的，與後來博古、李德等人完全放棄中央蘇區的逃跑，有著天壤之別，完全不是一回事。毛澤東在南部戰線成功的實踐，對打破“圍剿”是充滿信心的。可惜會議並沒有接受毛澤東的這個主張。
7月中旬，中革軍委佈置毛澤東寫一本關於游擊戰爭的小冊子。毛澤東經過一個月，寫成約3萬字的《游擊戰爭》一書。油印3千冊，發到各縣區。
這時，前線的戰局越來越不利，東線和北線都被突破，西線也更加危險。毛澤東向中央書記處提出要求，到贛南省去視察，得到同意。
毛澤東剛到于都即接到周恩來急電，要求毛澤東著重瞭解于都方面的敵情和地形。對此《毛澤東傳》肯定地說：毛澤東此時並不知道中央紅軍將要長征及他本人何去何從。
是對形勢的準確判斷，使毛澤東及時地做出到贛南視察的請求。
10月初，毛澤東接到中央“有特別任務”的秘密通知(《毛澤東年譜》說接到轉移的通知)，要他立刻回瑞金。先到中革軍委向周恩來等報告了于都的敵情、地形、河水乾枯等情況;然後，在雲石山古廟裡，召開一箇中央政府各部負責人會議(又稱青山會議)。
出席這次會議的吳黎平回憶說：“毛澤東同志給大家宣佈和說明了這一撤離蘇區的決定，強調了兩點：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強革命信心;第二，要把各部的善後工作做好，要使留下的同志能夠更好地繼續革命鬥爭，更好地聯繫群眾。”
那就是說，毛澤東從於都回來後，已得到通知，紅軍要長征，他也是要走的。
那麼，周恩來和毛澤東夜談“走留問題”是什麼時候呢?
毛澤東“10月15日在於都縣城謝家祠堂，參加由中共贛南省委召集的省、縣、區級主要幹部會議，他在會上說：敵人這次進攻蘇區，採用的是堡壘政策，一直打到我們中央蘇區門口，企圖斷水捉魚，全部消滅紅軍，我們紅軍主力部隊要衝破敵人的封鎖線，到敵人後方去，打擊和消滅敵人，並且對將要留在中央蘇區的地方幹部說：你們這些在地方工作的幹部，仍然留在蘇區，團結人民，開展游擊戰爭，你們不要怕，不要認為紅軍主力部隊走了，革命就失敗了，不能只看到暫時的困難，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紅軍一定會回來的!”
從上述兩次講話及穩定南線的實踐、在6月政治局會議上的建議，就可以清晰地、毫無疑義地知道，毛澤東對戰勝敵人的“圍剿”，做了充分的準備，有充分的信心，有具體的辦法。
四、到遵義會議才真正確立了長征的性質和偉大意義
遵義會議決議指出的博古、李德等人丟棄中央蘇區是“錯誤的逃跑的軍事路線”是完全正確的。丟棄中央蘇區，是對蘇區人民、對10萬工農紅軍不負責任的逃跑!
毛澤東總是強調領導的預見性。他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說：“坐在指揮台上，如果什麼也看不見，就不能叫領導。坐在指揮台上，只看見地平線上已經出現大量的普遍的東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領導。只有當著還沒有出現大量的明顯的東西的時候，當桅杆剛剛露出的時候，就能看出這是要發展成為大量的普遍的東西，並能掌握住它，這才叫領導。”“盲目性是沒有預見的……而沒有預見就沒有領導，沒有領導就沒有勝利。因此，可以說沒有預見就沒有一切。”毛澤東的詩“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正是指的這種預見性。而博古、李德等人正是因為沒有預見性，也不會預見而失敗的。
毛澤東的預見性，來源於正確的判斷，正確的判斷來源於對情況的深入調查研究，來源於正確的方法論與認識論。
“十幾年的革命實踐”加上“冷凍”時期的發奮讀書、思索、總結經驗。毛澤東思想已經形成，這就是他神來之筆的發源地。
毛澤東對紅軍外線出擊後的內線作戰及各項工作都已經做了兩手準備。依靠根據地，主力紅軍作外線出擊與內線的游擊戰相結合，才是正確的選擇。他主張主力打到外線調動敵人，創造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的機會，而內線靈活機動地分散、集中，堅持人民戰爭，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
中央蘇區一、二、三次反“圍剿”的勝利，以及後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實踐，都證明這是戰勝敵人唯一正確的戰略方針。長征開始後，毛澤東也建議在湘南殺個回馬槍，調動和打擊敵人，改變被動局面，未被接受;但毛澤東在中央蘇區南線的勝利，是實實在在的，是經過實踐檢驗的。
說“只剩長征這一條路了”，有一個前提，就是毛澤東和毛澤東軍事思想在組織上與軍事上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是忘記毛澤東說的“人民群眾是真正的銅牆鐵壁”這一勝利的根本原則;是以項英他們按錯誤路線打光了留下的3萬紅軍、9路突圍的敗局作參照，卻不提三年游擊戰爭中張鼎丞、鄧子恢、譚震林等勝利堅持的15塊遊擊根據地的成功範例。也有人會提出北上抗日先遣隊和二六軍團的轉移陣地，也是失敗的。是的，但那是周恩來說的“北上是調動敵人，西去是探路”，這不是毛澤東說的外線出擊，是完全不同的戰略方針。對這些失敗如果不加認真分析，就會誤導一些人產生錯誤的思維定式——得出第五次反“圍剿”不可能勝利的錯誤結論，並對遵義會議的決議產生懷疑。
這就是本文必須澄清的問題。
我們現在討論的問題，實際已經涉及毛澤東思想的主要組成部分——哲學思想，人民戰爭的軍事理論……用一篇短文，是不能表達完整的。遵義會議的決議，解決了博古、李德等人的軍事路線的錯誤，早已回答了我們現在討論的問題。
如果這樣認識問題，毛澤東什麼時候知道紅軍要長征，誰通知他長征，他自己準備怎樣……沒有什麼謎，也沒有必要去猜測。
毛澤東預見到了即將和未來將要發生的事情。因此，是歷史選擇了毛澤東，不是任何其他人挽救了毛澤東。是毛澤東在黨和紅軍面臨生死存亡危機的關頭，改變了歷史的方向，領導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走向新的勝利。因此，毛澤東在中共歷史中的領導地位不是任何人賜予的，而是由他偉大的思想和卓越的領導藝術歷史的必然取得的。
(作者：張延忠，原國家人事部黨組成員、人事培訓司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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