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記者 王堅
長汀縣羊牯鄉百丈礤，地處長汀、上杭、武平三縣交界。上個世紀30年代前後，長汀革命先驅、原紅四軍第11師政委張赤男烈士，中共武北特委書記張滌清烈士，開國上將劉亞樓等人都曾在百丈礤留下革命足跡。在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號召下，百丈礤人民前赴後繼投身革命洪流，積極參與創建閩西蘇區和中央蘇區歷次反“圍剿”的偉大斗爭實踐，在血與火的洗禮中，百丈礤人民用忠誠的信仰和生命的代價，譜寫了一曲曲撼天動地的歷史壯歌。
直面強敵的橋頭堡
據上杭南陽籍（原屬長汀）開國少將黃華煒將軍回憶，1930年春，武平縣被以鍾紹葵為主的反動地主民團所把持，長期與共產黨和紅軍、蘇區群眾為敵。為了擴大蘇區，中共武北特委書記張滌清奉命在武平北部群眾基礎較好的小瀾、桃溪一帶建立紅色政權和武裝，以孤立武平縣城之敵，和上杭官莊、回龍，長汀濯田、宣成蘇區打通連成一片。由於地緣關係，百丈礤在蘇區時成為直接面對武平北部反動勢力的橋頭堡，這也意味著百丈礤革命群眾隨時可能付出沉重的鮮血和生命。今年98歲高齡的百丈礤村民闕聰姑把我們的思緒拉回到80多年前殘酷的鬥爭歲月。
“我孃家是上杭通賢人，從小抱到百丈礤林家當童養媳。從我記事起，我就知道百丈礤有兩種兵，一種紅、一種白。百丈礤地方不大，可是有好幾座炮樓子，就是用來藏兵的。‘頭幫紅軍’我才十歲上下，膽子小，大人叮囑一有風吹草動就躲在家裡，哪也不能去。但我曉得百丈礤人參加革命不怕死，犧牲的男丁真不少。10歲那年，有一批叔叔、哥哥參加紅軍去打濯田，最後只回來一個‘層刀’大伯的兒子，怕被敵人追殺躲到外鄉當了別人的兒子。從那以後，百丈礤就經常打仗，一陣紅一陣白，村裡的男丁越來越少。我11歲時回到通賢孃家躲兵災，15歲再回到百丈礤，看到很多熟悉的叔伯大哥都沒有回來。”
“參加紅軍的男人犧牲了，家裡的女人有的被反動派賣掉，有的無法過活偷偷跑了，那時候天天聽到有老人撕心裂肺地哭。前幾十年，很多老婆婆坐在一起，講起犧牲的老公和兒子，一個個都還流眼淚。我哭著勸她們不要哭，大家都有人犧牲了，我孃家的三個舅舅參加紅軍也全部犧牲了。”
“百丈礤有沒有鄉蘇政府我那時還小不清楚，我只記得紅軍在百丈礤駐紮過，有一次去攻打武平中堡的民團，沒幾天民團來到百丈礤報復把紅軍的炮樓燒掉了，還燒掉了七、八十間紅軍家屬的房子。過後紅軍又派勞力把炮樓造回去了……”痛苦的回憶讓老人聲音哽咽雙眼溼潤，聽者無不心中酸楚。
採訪中我們意外得知，劉亞樓革命之初曾在張滌清的領導下工作，是武北革命的得力干將。闕聰姑61歲的兒子林德興介紹，其父林書春等人生前曾親眼看到少年劉亞樓跟隨張滌清率領武北四支隊來到百丈礤駐紮，在民房裡幫助紅軍游擊隊做飯，當時大家都以為劉亞樓是小夥夫呢。在中共武北特委的領導下，百丈礤成立了鄉蘇維埃政府，建立了堅強的游擊隊武裝。山高林密、易守難攻的百丈礤作為武北革命的一個重要據點，自此以革命的堡壘對陣反革命的堡壘，針鋒相對，殘酷激烈。因而招致武北反動民團一次次瘋狂報復，闕聰姑老人的血淚控訴正是歷史的真實寫照。
鐵骨錚錚的百丈人
《武平人民革命史》記載，1929年12月5日，張滌清、李長明等人領導的小瀾農民暴動成功後，暴動武裝和原武北農民自衛軍合編為閩西紅軍游擊隊武北第四支隊，這支隊伍在戰鬥中成長為一支勁旅，威震杭汀武邊界。百丈礤的眾多熱血男兒也成為主力紅軍、四支隊和地方赤衛隊的指戰員。
1930年12月，蔣介石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一次“圍剿”，盤踞在汀杭武邊界的國民黨盧新銘部和武平鍾紹葵的“汀屬武裝救鄉團”大舉進攻蘇區，首當其衝的武北各區、鄉蘇區政權和赤衛隊被迫轉移到上杭境內的回龍、官莊和長汀南部的宣成一帶。1931年初，中共閩粵贛邊特委和閩西蘇維埃政府指令成立杭武縣，包括百丈礤在內的武北區劃為杭武縣第八區。
瀏覽羊牯鄉烈士花名冊，赫然在目一串來自百丈礤的子弟兵，他們都是正規紅軍和地方武裝的骨幹，文武兼備。其中軍事骨幹有：林佩春（1907年生），汀杭游擊隊大隊長，1934年在百丈礤被民團殺害；林玉明（1903年生），汀杭游擊隊副大隊長，1933年在上杭朱子坑犧牲；林新堂（1906年生），武北四支隊中隊長，1933年在上杭縣犧牲。林本春（1904年生），百坪鄉赤衛隊大隊長，1931年因誤為社會民主黨被害於上杭；林萬立（1908年生），武北四支隊中隊長，1931年因誤為社會民主黨被害於長汀賴坊；鍾發昌（1907年生），紅34師機槍連連長，1933年到長汀中復村後無音訊；林喜春（1900年生）、林德洪（1910年生）2人為武北四支隊戰士，1931年因誤為社會民主黨被害於長汀賴坊……
政工骨幹有：林壽堂（1907年生），中共武北區區委黨支部書記，1931年因誤為社會民主黨被害於長汀賴坊；鍾榮梁（1908年生），宣成區游擊隊宣傳員，1931年在宣成餘周犧牲；林懷美（1881年出生）、林水春（1908年出生），二人皆為武北四支隊宣傳員，1931年因誤為社會民主黨被害於長汀賴坊……這些烈士大部分是1929年左右參加革命，其中年齡最大的50歲，最小的僅17歲。
今年95歲的百丈礤楊梅坑村民鍾玉珍原為鄉蘇兒童團員，其父鍾榮雪時任武北湘湖區楊梅坑鄉蘇文書。當年鍾玉珍和鍾發科等20幾個兒童團員經常在百丈礤公王墩的大坪裡操練、唱紅軍歌，在村裡重要的出入口站崗、查路條。上級蘇維埃政府在百丈礤開辦了列寧小學，下發了專門的課本教材，由一位30來歲的先生負責教書。據鍾玉珍回憶，百丈礤早期就在張赤男的領導下，發展秘密農會會員。公開鬥爭後，張赤男曾帶領攻打武平桃溪的部隊數百人在百丈礤駐紮過，鄉蘇的赤衛隊也跟著紅軍開拔配合作戰。
據83歲的村民林德路介紹，當時百丈村成立了一支以林佩春（乳名油桐子）為負責人的赤衛隊。1930年農曆3月間，百丈礤游擊隊配合張赤男率領的紅四軍一部攻打桃溪白區，給予反動民團沉重打擊。同年農曆4月12日，桃溪反動民團對百丈礤進行毀滅性報復，見東西就搶，見房子就燒，全村70多戶樹扇屋、吊腳樓僅有2戶倖免於難。對被指認的革命積極分子不管男女老少，一律槍殺，被害人員11人（含普通農民3人），釀成百丈礤歷史上聳人聽聞的“4·12”白色恐怖事件。所幸大部分革命骨幹事先得到消息撤離到牙獅崬一帶，保留了革命火種。
百丈礤的浩劫遠不止一次，鍾玉珍清楚地記得，庚午年（1930年），老人6、7歲時，親眼看見上杭官莊鍾家子的反動民團100多人洗劫百丈礤，所有紅軍家屬遭到塗炭。百丈礤一次次遭到反動派的無情蹂躪，所有紅軍家庭妻離子散，其中承受的苦難超乎人的想象。儘管如此，鐵骨錚錚的百丈礤人擦乾眼淚掩埋親人，重建家園，對敵鬥爭的意志卻更加堅定。
視死如歸的紅軍兒女
“百丈礤紅旗不倒，是因為有太多不怕死不怕殺的帶頭人。”鍾玉珍語氣陡然高亢：“楊梅坑鄉蘇政府駐紮在鍾榮泮家隔壁，是一座兩層高的樓房。那時候經常召開各種會議，向群眾宣傳擴大紅軍，通知大家支援紅軍打仗。村裡組織了擔架隊、運輸隊，紅軍打仗就跟著隊伍走。村裡家家戶戶的婦女都在家裡打布草鞋，做好幾十雙就送到鄉蘇政府，鄉蘇組織運輸隊統一上交到湘湖區蘇。”
“沒有想到的是紅軍內部出問題，殺‘社黨’損失了太多的革命力量。鍾榮任，乳名道子，曾經當過鄉蘇主席，後來參加武北四支隊擔任連指導員。我見過道子叔，他的文化水平有高中程度，寫的紅軍標語很漂亮。個子也很高大，高顴骨，脾氣性格很急，說話做事雷厲風行。因為被指控為‘社會民主黨分子’，1931年間在水口至長蘭村的一條山埂上被害。他家兩代有四個人參加革命，或犧牲，或被賣，或逃難，或因悲傷過度而死，這個家庭為革命犧牲太多，雖然沒有一個人得到革命烈士的名份，我們這一輩的百丈礤老人心裡是清清楚楚的。”
“楊梅坑的鐘榮開參加鄉蘇維埃政府工作宣傳擴紅時，被官莊國民黨民團抓住殺害，年紀才30出頭。鄉農會主席鍾榮坤被反動民團殺害。鍾雪姑是鄉蘇的婦女幹部，被殺害時才20幾歲。鍾榮梁在吳坊打仗時犧牲了。鄉蘇幹部餘香蓮在大洋前被敵人殺害。鍾榮集1934年在武北湘湖區守土樓時犧牲。鍾榮彩1931年間誤殺‘社黨’時在賴坊犧牲。1933年至1934年間，百丈礤家裡呆不住了，大家只好到外地投靠親戚朋友。當過鄉蘇文書的父親帶著我們全家搬到赤男區（1932年張赤男犧牲後宣成區改稱赤男區）。父親在宣成寨背村的紙寮裡幫人做紙，一邊維持賺錢家庭生計，一邊參加當地游擊隊的工作。我在宣成張屋鋪看到很多大人用土辦法熬製硝鹽，沒日沒夜地幹，熬好了就上交給縣蘇、省蘇，為了紅軍打勝仗、粉碎敵人的經濟封鎖，群眾的熱情實在高漲。”
林德露從小聽長輩講家鄉的紅色故事，他記憶最深的是英勇就義的林佩春烈士。1934年10月，紅軍主力長征後，原杭武游擊隊隊長林佩春率領一支小分隊，在福建省黨政軍領導機關和部隊的領導下，在汀杭武交界山區堅持遊擊鬥爭。同年年底的一天，林佩春等人在百丈礤一座紙寮裡秘密開會傳達上級指示，入夜，叛徒向白軍告密，敵軍四面包圍。林佩春發現門被反鎖，紙寮四面高牆沒有窗戶，正想用竹皮繩攀上屋頂逃生。敵人從竹筒通風口塞進一枚手榴彈，林佩春被炸傷一條腿，重傷的林佩春被蜂擁而入的敵人抓住，拖到百丈村頂頭坪埂上，林佩春大義凜然、寧死不屈，被滅絕人性的敵人開膛破肚、割耳挖心、肢解碎屍，殘酷折磨而死。
無論是親歷者口述還是知情人的相傳，百丈礤的紅軍烈士遠遠不止花名冊上的人數。由於處在偏僻高山、交通不便、信息不通、當事人的後代被賣或逃到外鄉居住等原因，許多百丈礤的烈士沒有得到落實。隨著歲月的流逝，他們的姓名也許會漸漸被遺忘，但可歌可泣的事蹟和視死如歸的精神永遠不會磨滅。
密竹凹決死突圍
從百丈礤步行，沿著通往南面官莊的千年古道攀登而上，嚮導鍾德銀、鍾永德、林德琳三人一路為我們用砍刀劈路，帶著我們鑽越荊棘茅草叢艱難前行。走到古樹森森、竹林茂密的密竹凹，嚮導們停止了腳步，神情肅穆地指著古道旁一個碩大的山包對我們說：“這裡就是當年紅軍游擊隊密竹凹戰鬥犧牲烈士的群葬墓。從解放初期一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百丈小學和武北新瀾小學、新華小學的師生，每年都會來這裡掃墓，接受革命傳統教育，現在幾十年沒有人來了。墓堆對面原來有一座革命亭，因為竹山開林業，公路推掉了。”
對於密竹凹戰鬥，百丈礤的男女老少幾乎無人不曉。鍾玉珍說：“1935年春，我當時11歲，在百坪小學讀書。突然聽到遠處傳來炒豆子一樣的激烈槍聲，還有轟轟的炮聲。教書先生怕出意外，帶著全體學生緊急轉移到10裡開外的上杭朱子崗躲避。後來聽大人們說，從江西、武北方向來了一支紅軍，準備經百丈礤到官莊、羊牯一帶渡過汀江，到永定和張鼎丞的部隊會合。在密竹凹休整討論突圍方向時，因為部隊連續作戰、晝夜奔波，極度疲憊。夜間，外圍警戒的紅軍崗哨被敵人的尖兵摸掉了，敵人衝到很近前才發覺。紅軍臨危不懼組織防守，伺機突圍，但是因為中央軍和鍾紹葵的民團兵力太多，裝備好火力猛。紅軍游擊隊大多數是傷病員，槍彈奇缺，基本上靠大刀梭標和自己的身體去拼殺突圍，最後幾乎全被打光了。密竹凹血流成河，遍地屍體，到處散落零碎的槍支部件、子彈殼，到現在很多大樹上還有密集的彈洞，比我大十幾歲的林玉書生前還撿到了一個瓜稜形的炸彈。”
“楊梅坑的鐘發紹生前講過，紅軍在密竹凹絕地反擊，也消滅了不少敵人，鍾紹葵的一個連長被紅軍打死了。打完仗，白軍屍體全部由官莊福泉村的群眾用樓梯抬走了。留在密竹凹的紅軍烈士遺體一個個衣衫破爛、鬚髮蓬亂、肢體殘缺，十分悲慘。官莊等地的民間組織動員群眾成立收容隊，把紅軍烈士的遺體集中在密竹凹茶亭附近的山窩裡掩埋。很多紅軍烈士的衣兜裡帶著禦寒袪溼的生薑，第二年開始，密竹凹到處長滿了成片成片的生薑林，這個事百丈礤人都知道。密竹凹附近有一座叫上陽堂的庵廟，我聽廟裡的師父鍾培春說，帶隊的紅軍指揮員有一個是上杭白砂一帶的人，很年輕。戰後四、五天，紅軍首長的老婆來密竹凹找他老公的屍體，師父對她說全部都埋亂了，找不著了。首長老婆哭天喊地不願離開……”
據《武平人民革命史》記載，1935年3月，福建軍區黨政軍領導機關、地方紅軍游擊隊打亂建制進行整編，軍區司令員龍騰雲率領一支部隊在武北小瀾、亭頭、大水坑一帶堅持鬥爭，相機尋找突圍方向。“一天，小瀾游擊隊在密竹凹休整時，遭到400多人的國民黨‘清剿’部隊的前堵後截，大多數犧牲，個別突圍。”儘管其中還有很多史實尚未釐清，比如這支游擊隊是否稱作小瀾游擊隊；敵軍除了鍾紹葵的地方民團還有成建制的中央軍……但這是現有黨史資料中有關密竹凹戰鬥的明確記錄。
幸好，筆者在十餘年的採訪調查中，先後有多位採訪對象講到了慘烈的密竹凹戰鬥。2009年10月，93歲的上杭才溪老紅軍、原福建軍區政治部特派員林攀階告訴筆者：“福建軍區政治部主任（後擔任遊擊縱隊政委）李先榮被打散後，突圍到濯田園當羊牯一帶山區。”百丈礤、密竹凹就在這一區域，李先榮是上杭白砂人，極有可能就是上陽堂庵廟師父所說的帶隊紅軍首長之一。2009年11月，86歲的武平縣桃溪鎮新瀾村老游擊隊員林太玉對筆者講述：“1935年春，我看到有一隊紅軍從新瀾經過，聽大人說紅軍要到長汀的密竹凹。後來鍾紹葵的兵追趕上來，紅軍槍少彈少打不贏，犧牲了好多人。解放後我聽百丈礤的林東春講過，有的紅軍游擊隊員打散了逃到百丈礤，有10多個人藏在山上，最後還是被敵人包圍俘虜了。敵人強令他們交槍，脫下紅軍服裝才讓他們各自回家。”原福建省蘇維埃政府保衛局預審員、老紅軍藍和鳴在1955年的一份申訴材料中記載：“1935年3月農曆初八（陽曆為4月10日），早上我身邊還有十來個人，到晚上只有四、五個人，我在火夾乙（地方名）一個高山茶亭邊被鍾紹葵的團匪包圍俘虜。”火夾乙距離密竹凹約5華里山路，藍和鳴所說的時間和地點都與密竹凹戰鬥相吻合。綜合以上證據，可以確定密竹凹突圍是1935年4月上旬福建軍區紅軍游擊隊一部和國民黨中央軍和鍾紹葵民團的殊死戰鬥。
百丈峰巔戰旗紅，忠魂烈骨不自哀。山風呼嘯，如泣如訴。沒有墓碑、沒有文字，烈士墳塋上已是樹竹參天，雜草叢生，令人鼻眼痠澀，悲慼無語。這一天，正好是農曆立夏民間祭祀日。我們採集了一束芬芳的野黃花，和特地帶來的香燭一起供奉在密竹凹紅軍烈士墓群前。心香一瓣慰先烈，大家深深地鞠躬俯拜，默默祈禱長眠於此的紅軍英烈九泉安息。而作為後來人，我們能做的還有很多很多……（摘自《紅色文化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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