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泰国这样一个全民信仰佛教的国度，却时常爆发军事政变。1932年，泰国立宪革命取得胜利，开始实行君主立宪制，从那时候至今，在短短八十多年的时间里，泰国发生了大大小小近二十次政变。军方、王室、佛教、民选政党，四方势力为巩固各自势力，互相角逐，逐步将泰国政局推入源源不断的动荡之中，红衫军和黄衫军的街头政治活动更是将人民群众置于水深火热冲突与对立之中。然而，在这种你争我夺的激烈战局之下，泰国社会依然基本保持稳定，国家也没有因为各种政治分歧而爆发内战，这着实让人费解。接下来，我们就对这一政治界的奇特现象做一番简单的剖析。
中央政府无法集权。
中央集权制是以中央政府掌握国家职权，全权行使国家的政治经济权力为特点的一种国家政权制度，其优越性在于稳定。中央政府通过对政治和资本的掌控，积累了丰富的资源和足够的实力，当国内出现动荡、灾害、不协调发展等情况时，中央政府就会整合应对。
当然，中央集权国家内部也会有不同的派别，其各自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
利益集团不会采取军事行动解决矛盾，他们会顾虑政府权利的高度集中，而忌惮发动军事政变；如果政府充分给予外来人进入和上升到其政治权力构架中的机会，并形成合理的竞争机制，矛盾便会得到缓和，他们就不至于采取两败俱伤的军事政变手段，而是选择政治斗争来维护其自身利益。中国、俄罗斯是这种这种政治体制的成功实践者。
但是，中央集权政体要得以实现，必须倚仗一个条件，即文化同一性，就是国家各个个体在思想上存在较小的差异。在这种国情下产生的不同利益集团，分歧会相对较小，政权争斗多表现为经济利益追逐，相对容易调解缓和，不会太大的影响现有政治构架。
可泰国没有这种基础。
一是本国宗教、王室文化不足以建立一个具体化的高度集权政治体制，二是泰国地处中南半岛中部，东南亚地缘核心，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对其虎视眈眈。泰国自身实力不足以抵御外部势力的影响，内政受到干涉，产生分裂。
在外部势力强大与本国文化薄弱的双重影响下，泰国想通过建立强势政府来消除军事政变的道路行不通。
难有作为的民主。
受西方的民主思想影响，泰国开启了君主立宪制下的民主体制。但成功的西方民主到泰国就失败了呢？
经济问题。
泰国人口众多，但资源相对匮乏，要发展国家经济，就要大力发展制造业、积极推广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现代化。但两大因素却制约着国家的经济转型。
首先是国民性格，受热带季风气候影响，人类从事体力劳动的精力会下降，长此以往，形成了慵懒的性格。在农业时代，泰国国民可凭借其肥沃土壤、充沛雨水等优渥自然条件取得好的收成。但当人类进入工业时代，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制造逐步取代了农业为主的经济支柱地位，而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令泰国国民力不从心。
其次，是中国的崛起。随着日、韩、港、台陆续完成产业转型升级后，更多劳动密集型产业会陆续向亚洲迁移，而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号角把握了机会，并依靠广阔的疆域，人民的智慧与勤劳，渐渐站稳了脚跟,随后中国加入WTO，占领了世界大部分的份额，再加上不断快速建成的基础设施，一个十亿级人口的大国造就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世界级工厂。
作为一个小国，泰国没有实力与中国竞争，渐渐失去了现代工业制造业的份额。所以，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泰国经济长期停滞。
工作岗位的缺失，造成泰国社会严重分层。无产阶级：绝大多数平民，大多是依靠传统农业生活的贫苦农民，有产阶级：少数统治者和经营商业、残存工业、旅游业的商人，主要生活在曼谷。
国家无法为代表大多数人的无产阶级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代表少数人的有产阶级却不断掠夺社会财富，造成社会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社会不满情绪长期积聚，泰国的政局稳定受到了动摇。
由于泰国实行西方王牌的民主选举，要获得国家政府首脑，就要吸收大部分选民的选票，而农民占有社会的大多数选票。既然这样，就会有政党和政治人物愿意为农民代言。
他信—英拉的西那瓦家族，泰国清迈数一数二的大家族，本不会与穷苦平民站在一起，但为了实现家族在政治上的野心，社会上的地位和自身的抱负，达到权力的顶峰。
他信—英拉的西那瓦家族自2001年起一直代表农民阶级参选国家总理。这一合理合法的做法却遭到了上流阶级和中产阶级在内的所有有产阶级一致反对。
这又是为何？
还是经济的问题！
既然利用农民的支持赢得了选票，获得了选举，一旦上位掌权，就要履行选前承诺，为农民蒙福祉，增收入，否则必将被抛弃。
泰国农民需要的是更高的经济收入与更好的物质生活，要实现这一目的的途径有两种。
上策是中国发展模式。大力发展经济，使社会总财富增加，通过合理分配，使中下层人民的经济收入增长。简而言之，就是通过大规模的工厂，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赚取比从事传统农业更高的收入，经济收入得到满足。有了足够的收入，农民就可以有多余的钱购新房、进城市、买新衣、享美食、出境游，以更好的物质生活获得精神上的满足。但中国的改革开放，更早的吸收了全球的制造业，让泰国失去了市场，因此这种方式行不通。
既然上策走不通，又不能失信于民，那就只能采取下策，将国家现有财富进行重新分配，即把财阀精英等有产阶级的利益分给贫苦百姓。
精英、资本家、中产阶级等对政府这种“劫富济贫”的方法深痛欲绝，但是他信—英拉的西那瓦家族通过一系列惠民政策不断拉拢民心，获得了很多农民的支持，全国有产阶级几百万，无产阶级几千万，社会选择和民意势必支持这样的政府上台。
泰国权贵阶层和精英阶层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将不断受到侵害，泰国王室感受到了统治受到了威胁，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威与统治，发动军事政变，将西那瓦家族驱逐下台。
但这也只是竭泽焚薮，军事政变之后，又有新的问题—接下来何去何从？
军事政变发动成功，王室掌管国家权力，但王权政治本来就是一种强权政治，前面已经说过，泰国不具备中央集权的条件。但是如果长期实行王权政治，统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政府各内部利益集团之间的摩擦会越来越多，冲突会愈演愈烈，长此以往，矛盾升级，内战爆发。
所以，泰国最终只能走回民主制的道路。可只要回复，政治势力又会通过惠及农民获得选票，上台执政。当有产阶级的利益受到损害，就会再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政府统治。泰国政局陷入了一波又一波选举与政变的恶性循环之中。
如何化解？
社会总财富有限，有产者不愿意把自己已有财富分给无产者，农民物质得不到满足，就会与有产者持续对抗，造成社会动荡。若把社会总财富增加，一切问题将会迎刃而解。
社会总财富持续增加，采用基本公平的分配方式，农民通过劳动增加了自己的收入，满足了自身的物质追求；而有产者的财富不仅不会减少，反而还会大幅增加（因为社会总财富持续增加了），还不用担心广大农民朋友来分得自己的利益，皆大欢喜。国家也会稳定而富强。
问题的关键在于：要社会总财富持续增加，这可能吗？
若放在以前，那绝不可能，但是着眼未来，却有一丝希望，赋予这个希望的人不是别人，就是中国。
1997年，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美国将泰国资本洗劫一空，让其几十年的经济增长成果化为乌有，2001年，中国加入WTO，高速发展、配套健全的工业体系将泰国的制造业收入囊中，致其丧失了工业复兴的基础，可以说，泰国这些年的混乱，美国、中国难辞其咎。
罪魁祸首—美国，专业剪羊毛。但是中国，改革开放前期，自己国民吃不饱、穿不暖，有这么好一个利用制造业发展经济的机会，当然是紧紧抓牢，也管不了别个死活。不过这十几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国力大幅增强，机会随之而来。
首先是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中国政府提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走集约化、内涵式的发展道路。中国的低端产业将会开始向其他临近国家转移，泰国制造业有了转机。
其次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近年来，中国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泰国只要愿与中国合作，必将共赢。
积极响应 “一带一路”倡议，泰国能获得中国的贷款，中国将大力投资泰国的高铁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会极大的改善泰国交通，提升生活品质；而中国每年大量的出境游游客，有助于泰国旅游业的发展，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为经济提供了发展动力，有助于改善民生。
综上所述，对于中泰两国而言，在地缘战略布局中，彼此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泰国能积极发展对华关系，借着“一带一路”的契机，便可扭转国内经济困局，进而逐步清除政治动荡的局面。
然而，要达成这一目标也绝非易事。但泰国在开展对华合作时，依然面临着不小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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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云石地缘政治系列8节——泰国之第一部分。解读大国博弈内幕，剖析政治深度逻辑，请用微信搜索公众号：云石，收看全部云石君地缘政治系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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