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算不算奸臣?

悠然见圆山


这问题问得好。

笔者自诩对历史比较了解,对晚清政局也略知一二,但对这位常熟的翁师傅如何定位,还是再三思索。

说翁师傅是贤臣,那叫吹牛;

说翁师傅是奸臣,那良心过不去;

平心而论,翁师傅是一个人品道德高尚,政治操守低下的庸臣。

翁同龢自幼禀性好学,通读四书五经。咸丰六年(1856年),他殿试一甲一名,考中状元,授修撰,任实录馆协修。因其学识过人,故成为同治和光绪两代皇帝的老师。

翁同龢为官清廉,不贪财,不好色,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算是一个比较另类的奇葩。因此,刚才说他是一个人品道德高尚的人。当时的英国驻华大使窦纳乐评价翁说:翁同龢喜欢以不变应万变。他的思想略显保守和落伍,但是在个人修养方面,颇有学者风度,令人尊敬,是一位守旧的中国政治家的最完美典型。

个人私德上不错,但在政治舞台上,翁师傅就不那么完美了。当年剿灭太平军时,李鸿章身为曾国藩的幕僚,曾为曾国藩写奏章,弹劾翁同书,导致后者被罢官免职。翁同书是谁?翁同龢的哥哥。哥哥被人撂倒,当弟弟的总要找机会为老哥出气。此后,翁同龢一直与李鸿章作对,甚至在国家的大是大非上,依然执迷不悟。所以,翁同龢把个人恩怨置于国家利益至上,政治操守可以说非常低下。

翁同龢主管户部(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主管钱袋子、李鸿章因为北洋水师的军费问题,曾和翁同龢有过几次谈话。李鸿章为了要到军费,不惜低三下四讨好翁同龢,希望翁可以拨付足够的军费给北洋水师。

翁:你们已经花了那么多钱了,就不能省点吗?

李:只有保持足够多的军舰,才能以猛虎之势,威慑住日本,形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优势。

翁:猛虎既然不战,那还要什么钱,给老虎省点饭钱不是很好吗?

于是,北洋舰队10年未添一舰。

大东沟海战后,北洋舰队惨败。慈禧派翁同龢去质问李鸿章,结果一见面,李鸿章先质问翁同龢:翁师傅平时管着户部,我来要钱都被你驳回,现在弄成这个局面你才来问我军舰的事,早干嘛去了。

很明显,翁同龢理亏,但他当然不会承认,会如何回应呢?

“我管钱,当然要事事节俭,如果真的很要紧的拨款,你可以多上报几次。”

李鸿章被翁同龢的厚脸皮气到了,愤愤道:平时,你们都说我跋扈,说我贪婪,如果我继续要钱,还能活到今天吗?”

甲午战败有多方面的原因:有朝廷的原因,有李鸿章的原因,有太后和皇帝的原因,但两朝帝师翁同龢私心太重,损公济私也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综上所述,笔者给翁师傅的评价是——“个人品德高尚,政治操守低下”的庸臣。也许翁同龢与李鸿章都没想到,两门斗了一辈子,若干年以后被编成了一幅对联打包一块儿骂了:宰相合肥天下瘦(李鸿章是合肥人),司农常熟世间荒。(户部尚书在以前,就是大司农,管钱粮的,翁师傅也正好是常熟人)。两个人吵了半天,最后被后人一起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梁启超:《李鸿章传》

“许述工作室”核心成员查佳峰主笔


脑洞大开的历史


说翁同龢是奸臣,未免也太高估了他。充其量,翁同龢也就是个书呆子。

常有人说,甲午战败,败在北洋舰队;而北洋舰队,又败了翁同龢之手。

此话怎讲呢?早在清朝还没灭亡时,就有个段子是这样说的:

大东沟海战失败后,慈禧太后令翁同龢赴天津面见李鸿章询问对策,后者李鸿章见了死对头后怒目相视,半晌才质问道:

“翁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动辄驳回,现在事急才问兵舰之事,试问兵舰果可恃乎?”

翁同龢只好陪着笑说:“我等主管户部,总节约为尽职,如事诚急,何不复请?”

李鸿章恨恨地说:“尔等平日疑我跋扈,那些清流们又动辄参我贪婪,我若是再哓哓不已,还能活到今天吗?”



从这个意义上说,户部下达的禁止外购军械令对北洋舰队大概是最为致命的。

从1889年开始,北洋舰队即停止购买新军舰,而日本却以每年至少增加一条新军舰的速度快速扩张,至甲午年时,日本舰队已经全面超越了北洋舰队,胜败已分矣。

也有人说,翁同龢阻扰北洋舰队的发展其实是与李鸿章有着私人恩怨有关。

原来,在剿灭太平军时,翁同龢长兄、安徽巡抚翁同书被曾国藩弹劾“纵贼、失城”等大罪,结果翁同书褫职戍边,其父翁心存一气身亡。

事实上,曾国藩的这一弹章,不是别人,而正出自李鸿章的手笔。

由此,无论李鸿章搞海军还是修铁路,处处都受到翁同龢的掣肘,“李公困疆畿二十年,疑谤纷纷,终不获行其志。”



当然,仅以甲午之事评价翁同龢当然并不公道,毕竟翁同龢为两朝帝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翁同龢的毛病在于,他这辈子没有经历过事,尤其致命的缺陷是:

他没有在基层做过官(哪怕做上两年知县),而是一直浮于上层,对民风政情实无亲身经历,所以其认知、眼界、实务都有很大的缺陷。

如此,在他的影响下,光绪皇帝亲政之后,在甲午和戊戌问题上一错再错,这不能不说和他有莫大的关系。

老实说,翁同龢学问人品尚可,如果做个太平宰相倒也马马虎虎,但碰到晚清这种时期,他这样的书呆子可就要栽跟斗了。


坑爹史册


翁同龢(1830-1904),字叔平,号松禅,是晚清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自咸丰六年(1856年)中进士起,翁同龢的仕途一直都走的很顺利,曾任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到光绪八年(1882年),又担任军机大臣,成为名副其实的朝廷重臣。

而关于翁同龢最广为人知的事迹,却并非什么光彩之事,而是翁同龢因与李鸿章有隙,故借机克扣北洋水师军费,不断拖延军费事宜,导致本该购入的快船被日本买去,才有了甲午海战大清的败局。翁、李二人的矛盾起因在何处,有人认为是由于翁同龢之父翁心存的去世与李鸿章有关,故而翁同龢因公徇私,刻意打击报复李鸿章及其所主持的水师。这当然不能算作问题的全部原因,学界观点大多认为翁李二人的矛盾不仅仅是因公徇私这么简单,而也与翁李二人派别不同有关,翁同龢为晚清请流派代表,主张厉以风节,揭露弊政,在对日战争上一般采取强硬态度,与李鸿章前期主和的主张相对立,这种政见上的差异应当是二人矛盾更主要的原因。

至于翁同龢是否是奸臣,笔者认为,每一个历史人物都是立体且丰满的,不能简单用忠奸这两字把历史人物归类。正如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一书的绪论中阐述的那样,过度放大对人物的褒贬、把某一历史事件的成败完全归因到某一人物身上是忽视历史真相的行为,翁同龢对于洋务派的刁难的确可能影响到了甲午海战,但却没有作用大到改变战争最后的成败,甲午海战的失败,是中国在经济、政治乃至军事等多个维度落后于世界的结果,不能也不应该完全归咎到一个“奸臣”身上。


国家人文历史


当然算,而且是祸国殃民的大奸臣。

但是,翁同龢这个奸臣又与一般的奸臣不同。翁同龢是一个最像忠臣的奸臣,所谓“大奸似忠”。

一般的奸臣,都好贪。以此满足自己的私欲,醉生梦死。但是翁同龢不贪,他两袖清风,为官清廉,生活朴素。他不但自己不贪,还痛恨别人贪。他是“清流派”的代表,敢于参劾别人,一身正气。

这样的一个官,简直是道德楷模。

但是且慢,满口仁义道德者,多是满腹男盗女娼之辈。翁同龢虽然不贪财,但是贪名。他不仅是爱惜自己的名声,简直是沉醉于自己光辉的形象中,几乎到了自恋的地步。

一个人一旦自恋,就会自以为是,那就离愚蠢不远了。而且翁同龢身旁还围着一群拍马迎合的门生故吏,这更让翁同龢产生了睥睨天下的错觉。

甲午战争时,他不顾实际情况,力主清廷与日本开战,就是在这种错觉中做出的误判。

更可怕的是,他还开始怙恃弄权。李鸿章的北洋搞得蒸蒸日上,翁同龢便站在张之洞的南洋一边。为何?为了加深两大封疆大吏的争斗。他位于中枢,渔翁得利。

他以各种借口,不给李鸿章的北洋水师拨银子,就是为了压制李鸿章。

当然,他压制李鸿章,并非只是为了弄权,还是为了公报私仇。

翁家与李鸿章是有杀父之仇的。当年太平天国时期,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因为怯战脱逃,导致湘军陷入险境。曾国藩一怒之下,令人起草奏折,参劾翁同书的大罪。结果,翁同书被判斩刑。

起草奏疏的,正是当时的湘军幕僚李鸿章。

翁同龢的父亲叫翁心存,曾是同治皇帝的老师。听说大儿子要被砍头,急火攻心,竟然一下子死掉了。清廷看在翁心存是帝师的面子上,就免了翁同书的斩刑,改为流放。

因为这件事,翁同龢与李鸿章的梁子就算结下了。一直以来,二人都不和。

身为中枢重臣,做事不是以国家为重,而是私心代替公心,这充分暴露了翁同龢的心胸狭窄。

历史上的那些奸臣,大都知道自己是奸臣;但是,翁同龢到死都不认为自己是个奸臣,他觉得自己一直是个大忠臣。

这样的奸臣,才是误国误民的巨奸。

愚蠢至此,而不自知,枉为两代帝师。


趣谈秘史


身为帝师的翁同龢,文采出众,在晚清地位尊崇,一向被塑造成一个谦谦君子,为国为民的形象,而事实上,翁同龢公报私仇的小人。


众所周知,晚清汉臣势力庞大,身为满清根本的满臣与汉臣之间就形成了巨大矛盾。权势煊赫的李鸿章也不得不处处掣肘,而翁同龢为了一己之私,只考虑个人而不顾全大局。

翁同龢兄弟翁同书因太平天国时代弃城逃跑,李鸿章替曾国藩背黑锅参了一本,结果翁同书被充军流放,翁同龢父亲翁心存一命呜呼,翁同龢毫不考虑自己兄长有错在先,从此处处与李鸿章作对。

李鸿章组建北洋水师,掌管财政的翁同龢处处刁难,北洋水师看似强大,内部其实相当脆弱,这也是为何李鸿章在甲午战争时一直不敢轻易出战的原因。

战败以后,翁同龢又借此攻击李鸿章,议和之时,众人默不作声,装聋作哑。只有李鸿章前往日本,然而割地赔款之后,道貌岸然的翁同龢又开始攻击李鸿章“卖国”。

作为儒臣的翁同龢,根本不知外界究竟是什么样,却非常主张变法,重用康有为,但真正开始变法,又以领袖自居,处处指手画脚,最后与皇帝起冲突而被冷落。



这位老先生虽位极人臣,但却仍计较小仇不顾国家大义。只知道玩弄权术,耍政治手段,却没有一丁点的经世致用之能。说到底虽非贪赃枉法之徒,但也就是一个只顾虚名之辈。


澹奕


先不说翁算不算奸臣,我们先探讨下翁和李的矛盾是怎样产生的。

在太平天国时期,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先是弃城逃跑,后来戴罪立功不成反中苗沛霖圈套;曾国藩因顾忌其父翁心存的帝师身份,加上文采相对差点,所以让李鸿章代为上书;结果李鸿章文采非凡义正言辞,翁同书被判斩监候,翁心存知道后就挂了,然后皇帝体恤翁同书改发配充军。。。


父死兄徙,这二人梁子算是结下了。

至于后来翁掌管户部后截扣北洋水师的军费就不提了,因为有认为李是大贪官,北洋水师其实不缺钱。

在甲午开战前,李鸿章是主和的,并且请俄国出面调停斡旋,因为他明白中日海军的力量发生了变化。但翁在此时鼓吹李多年来花费钱财无数,为何避战;并在光绪面前煽动李鸿章要弄李家军。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在他的鼓吹之下决定对日一战。。。结果就不提了。陆战方面这位读圣贤书的老先生还是指手画脚,大放阙词,结果还是战败。

后来李鸿章签了马关条约,背了卖国贼的大帽,而翁同龢却又开始进行人身攻击,还派袁世凯忽悠李鸿章把内阁大学士的官职让出来。
战败后,尽管没有惩罚翁同龢,但皇帝太后都心知肚明,接着光绪积极维新,这时候翁老头为了给自己挣回一丝荣光又开始上蹿下跳。翁只是个儒生,不知道变法维新为何物,却积极地开展了变法运动。只好寻觅了狂狷康有为来变法。而翁老头却又以领袖自居对康的上书指手画脚;比如,在康的外交礼仪中废除跪拜一项严厉斥责。
总之这次跟皇帝有了直接冲突,被罢了。。。
翁老先生虽位极人臣,但却仍计较小仇不顾国家大义。只会玩弄权术,耍政治手段,却没有点的经世治国之能。虽非贪赃枉法之徒,但也是一个只贪图虚名之辈。
在走向共和里面,光绪对他说,名在利先哪,翁师傅。他不贪财但贪名,这也是一种贪。

云台山闲人


最大的奸臣就是李鸿章。断送了北洋水师。战略上自己不懂也不听取舰长们的恳求,国家投的巨资当做个人的政治资本。愚蠢的认为只要忠实的执行老佛爷只许败的精神就能打击光绪。

1,战略上愚蠢。出击,无论是管带们的继续海战建议,还是参谋们夺取对马海峡切断半岛和日本联系的方案,无论哪个都比他顽固坚持的龟缩保船强。

2,建设上愚蠢。对上糊弄皇帝粉饰太平,你既然那么强了干吗还要追加经费?对下任人唯亲。丁汝昌之流就是条忠实的狗,根本不懂海军。朗威里这样志军严明的被赶走,从此军纪涣散,官兵吸毒嫖娼。

3,政治上愚蠢。以为只要遵从西太后求败的精神就能保住自己的乌纱。这仗是光绪要打的,虽然打赢了是帮了光绪立威,老佛爷不高兴,但就一点不考虑骂名千载吗?


云在野


翁同龢这辈子,擅权误国,应该说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但是如果说他一生中还有那么一丁点的优点可数,值得人们去提及,去纪念,其实正是他的忠。

翁同龢不但不是奸臣,而且是忠臣,大大的忠于光绪皇帝,忠于慈禧太后。然而,忠臣不等于就是好人,不等于就是利于朝廷,利于国家,利于民族。宋朝有秦桧、岳飞,明朝有于谦、严嵩、张居正、东林党,清朝有刘统勋、大贪官和珅、曾国藩......从忠奸的角度上来说,不管这些人做的事情是好还是坏,互相是不是看得起对方,后世评价是流芳千古还是遗臭万年,他们对自己的主子,也就是封建帝王,都是忠贞不二的。

要知道,有的忠,符合时局,符合当时的道德标准,符合国家民族利益,有的忠,是迂腐的摆设,误国误民。

在晚清,列强蹂躏,小日本觊觎,国家经历了太平天国的浩劫,积贫积弱的时代背景下,相比起实业强国,实干报国的李鸿章、盛宣怀,比起拼了老命去抵抗外敌的左季高,一个翁同龢,一个张之洞都属于传统的封建士大夫,眼光不够开阔,心胸不够宽广,理想远大,但是思维迂腐。他们有心报国,强国,对主子,对那个腐朽的王朝也无限忠诚,然而已然是跟不上时代。他们对传统封建社会权力结构以及运作规律的完美理解和纨绔坚持,使得自己在反世界潮流的道路上走得越来越远,对最后真正在力挽狂澜的李鸿章无限掣肘,最终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也变相给中华民族带来无比的屈辱和苦难。

张之洞,好在是人在地方,还比较接地气,晓得兴南阳实业,翁同龢一直在朝廷中枢,高高在上,作为帝师,户部、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大书法家,清流领袖等等,早就飘得来云里雾里,他是不可能理解李鸿章的心急如焚的。而且不但不理解,还要为了加强和巩固皇权,自动去恶心李鸿章。

有人说,翁同龢因曾国藩及李鸿章曾经检举其兄,因而终身与李鸿章有私怨。任户部尚书期间,财务上处处刁难北洋水师,导致军备采购落后。其实这个是他的私德问题,先搁下不表。作为一个资深的封建帝国中枢的政治家,翁同龢习惯了只对皇权负责,所以,他内心对限制,打压李鸿章这个手握重兵,还在找朝廷大量要银子的汉大臣,肯定是积极主动的。

现实中,翁同龢的忠,就是对李鸿章的制约,而他的制约,恰恰在一个要害问题上给北洋舰队的覆灭埋下了伏笔,当时世界的海战潮流已经在从大舰巨炮向快舰多炮过渡,可以说,谁船快,射速快,谁就是狼群屠杀野猪。英国人建议中国:“必添购快船两艘,方能备日制胜”,然后翁同龢和李鸿章一玩权力制约之术,一控制北洋舰队军费,不要说添置新式快舰,就是旧的舰队的升级换代,弹药武装都无法跟上。

人们常说,日本人的吉野,是清朝没有买,最后被抢走的,现实往往比历史更残酷。吉野(よしの)于1892年于英国阿姆斯特朗造船厂建造,委托英国造舰专家菲利浦·瓦茨爵士的力作之一,1892年9月30日完工,当时世界上最快的、日本帝国海军最先进的防护巡洋舰。而定远1885服役,还是老式的大舰巨炮,而1886年才向阿姆斯特朗造船厂订购穹甲巡洋舰致远和靖远。

实际上传言中清廷订购失败的快舰,是在日本海军已经购得吉野后,阿姆斯特朗造船厂也推荐给清廷的吉野号的改进设计同型舰布兰科‧恩卡拉达号,而这条船因为清庭的犹豫,最后被智利海军订购,该舰配有八英寸炮两门、六英寸速射炮 10 门、47毫米速射炮 12 门、鱼雷发射管五门,除航速慢半节以外,火力和装甲都在吉野号之上。

而再补刀,智利原本已同意转让,北洋海军已经在争取,但由于当时清廷已停止购舰一年,加上要为慈禧太后祝寿作准备,该舰最终在1895年竣工后由智利买走。试想如果甲午海战的时候布兰科‧恩卡拉达对吉野......

只可惜历史不容假设。

当然,翁同龢之所以敢大摇大摆的恶心李鸿章,也是因为他深知太后是忌惮手握重兵的北洋大佬的,所以限制李鸿章,就是对太后尽忠,而太后也在拨款给海军,修园子之间反复权衡。也就是说,与其说是翁同龢在报私仇,害李鸿章,不如说,他是帮着太后一起限制李鸿章。

所以封建王朝,腐败皇权自己作的死,埋下的死局,是谁也救不了的。

翁同龢卒于1904年,在清王朝覆灭八年前,他其实就已经被革职了,可见当时的光绪,慈禧,已经意识到了这个人除了道德文章,清流楷模,对于挽救朝局是没有任实际意义的。更重要的是,他恶心、掣肘李鸿章,搞垮了北洋海军,最后却据传支持康梁的戊戌变法。为此得罪了西太后。

忠了一辈子,最后关头晚节不保。足见这老头子的迂腐和糊涂。


HannibalLecter


翁同龢是道光年间兵部尚书、上书房总师傅、体仁阁大学士(位高权显正一品)翁心存的儿子,咸丰六年一甲一名进士(状元),不是奸臣!



选自《清史稿》:翁同龢做过陕西学政,累迁内阁学士。母忧服阕,起故官。曾上疏言:“变不虚生,遇灾而惧。宜停不急之工,惜无名之费。开直臣忠谏之路,杜小人幸进之门。”:翁同龢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白,建议皇上要节约不必要的开支,多听忠谏,远小人。

翁同龢在光绪年间,先后担任过刑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军机大臣。前后充会试总裁、顺天乡试考官,两蒙赐“寿”,加太子太保,赐双眼花翎、紫缰。恩眷甚笃。

翁同龢与李鸿藻是晚清主战派主要大臣,对待列强入侵说过:“宁增赔款,必不可割地。”

后来翁同龢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身份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

是晚清的重臣,清流党领袖人物之一,是支持光绪帝维新变法的主要大臣,是帝党的首脑大臣之一。维新变法失败后后被慈禧太后罢黜。

选自《清史稿》慈禧太后下达的朱谕:“翁同龢授读以来,辅导无方,往往巧藉事端,刺探朕意。至甲午年中东之役,信口侈陈,任意怂恿。办理诸务,种种乖谬,以致不可收拾。今春力陈变法,滥保非人,罪无可逭。事后追维,深堪痛恨!前令其开缺回籍,实不足以蔽辜,翁同龢著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据静言观史参考清史资料得出结论是:翁同龢这个状元,光绪帝师,晚清重臣,在晚清内外交困,一堆烂摊子的实际情况下,相继出现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胡林翼、沈保祯、骆秉章……众多牛人,在这些牛人光环效果地映衬下,本来能力平庸,书生气息浓厚的翁同龢,就显得更一无是处了,其实不然,为官四十年,先后担任过众多要职,最后做到正一品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要比同为书生气的纪晓岚牛的多),翁同龢肯定还是有两把刷子的,而且此人相当清廉,生活还要门生故吏接济,可见翁同龢并不是奸臣!!


静言观史


翁同龢掩盖性比较强,是一个大奸臣。只是俗话说,大奸似忠,他奸的高度很高,很难看出来,很隐秘。

什么叫奸臣,第一个条件是弄权营私,误国误民。

翁同龢借帝师之权,全力迎合慈禧,将巨额资金用于迎合慈禧需要,完全没有大局观。做的想的只是保住自己的权利核心的地位不动摇,全力迎合皇帝。

因为李鸿章是另一派,权利不可能有多个核心,厚此必然薄彼,他全力打压洋务运动,严格控制另一派势力出头,以免影响他的权利势力。

翁同龢个人看起来洁身自好,是儒学代表。实则,他是一个隐蔽性很强的伪君子。

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

人对钱的贪欲是很直接,让人一目了然。大多人把这一项作为衡量是否奸臣的一个主要依据。

实则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追求,有人贪财,有人好色,有人要名,有人爱权。

而儒学人士对名的追求是远超过钱的。

翁同龢以儒学人士自称,他对名望及权利的追求掩盖了他的奸臣的本质。

对于翁同龢,上面已经说了,他对权利如饥似渴,贪得无厌,而且有了权利以后,出于保护权利的需要大肆弄权,利用慈禧光绪之名,打压不同政见者。

同时他又是一个假道义。甲午海战,李鸿章希望根据实际军力议和为主,他却站在道德高地,不管不顾长时间军力荒废,全力主张同日本开战,保家卫国的爱国情操得到皇帝及大家的认可。实际上战与和是一个中性词,并不存在战一定好,和就不好。战有很大的掩盖性,容易为人利用转嫁矛盾,战与和关键看实机,合适的时机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情才能成功。

甲午海战失败后,他又一次站在道德高地,反对割地赔款,所有的责任推的一干二净,卖国的责任推给李鸿章。

实际上人有三六九等,有些人除了钱以外,对名的渴望,对权利的渴望不会亚于对钱的渴望。部分人甚至超过对钱的渴望,(当然名利双收是普通人的渴望)。这就是翁同龢,历史上这样的人很多。

根据他弄权误国造成的整个国家第一次陷于万劫不复的严重后果来说,说他是大奸臣名副其实。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