沸沸扬扬的戈恩案，最终以内部检举人的曝光而暂告一段落。在这位传奇CEO被捕缘由、经过纷纷水落石出后，“谁举报了戈恩”就成了惹人遐想的关键问题。
（图片来源见水印）
此前，日本经济新闻从相关内部渠道获悉，在代表董事格雷格·凯利(Greg Kelly，62岁）的指挥之下，外籍专务执行董事（54岁）等2名亲信高管成为一系列不正当行为的执行者。2人已经与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就司法交易达成协议。
耐人寻味的是，在这初步确定的“四人犯罪团伙”中，有三位高管的身份都属外籍，而这在外籍高管本就不多的日本企业中，则多少有了一种抱团的意味。
格格不入的外籍高管
没有在日本企业工作过的人，可能很少会深入理解什么叫做年功序列制度、终身雇佣制以及集体主义。
如果说欧美企业的文化构筑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与卢梭的社会契约之上，那么日本的企业文化则完全以明治维新后半改良半封建的武士阶级“为藩效忠”的陈旧上层建筑为根基，这样的企业文化对员工的首要要求永远只有一条，那就是对企业的忠心。
直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以家族姓氏或国家为名的企业占据了日本经济社会的半壁江山，而在日本车企中，三巨头本田、丰田与日产无一例外，从名称中就能窥见其根深蒂固的日式文化属性。
2014年，本田汽车任命了八十年历史以来首位非日籍高管Issao Mizoguchi。尽管从名义上迈出了聘用外籍高管的第一步，但事实上,这位巴西籍职业经理依然是一位自1985年起就为本田汽车公司效力的日裔，一位标准的“日本经理人”。
2015年，丰田任命了首位非日籍副社长迪迪尔•勒罗伊(Didier Leroy)。有趣的是，在加入丰田汽车之前，勒罗伊的上一份工作是为戈恩掌管的法国雷诺打工。然而，早在1998年，勒罗伊就加入了丰田汽车公司，17年的勤恳工作最终为他换来了丰田的信任。
而最值得关注的是，与戈恩一样，这位外籍高管的年薪同样超过了10亿日元，是丰田汽车公司社长丰田章男的三倍。与此同时，在丰田汽车公开的财务报表中，年薪超过1亿日元的董事仅有5人。
显而易见的是，出于对外籍人才“特殊情况，特殊对待”的考虑，无论是日产还是丰田都给旗下为数不多的外籍高管开出了不符合公司正常水平的高薪。虽然没有人会拒绝获得更多的工资，但这也同样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在日本车企中，这些外籍高管始终是游离于本土职业制度之外的“外宾”。
而在日本企业文化中，薪资水平与超越契约关系的“责任感”更是直接挂钩。因此，在戈恩被捕之前，其超过10亿日元的年薪就曾数次引发社会热议。“基层员工下岗失业跳楼，而你却拿着10亿日元的薪水。”这样看似流氓的控诉却是外籍高管们不得不面对的文化区隔问题。
而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与企业制度下，这些外籍高管的心中也清楚的一个事实是：无论自己工作多么优秀，都无法在家族氛围浓厚的日本车企中拥有与日籍高管相同的晋升空间与地位，无法触碰到权力的核心。
日本人的骄傲与野心
1999年，雷诺收购了日产36.8%的股份，“铁腕”戈恩几乎以一己之力令日产起死回生，在日本人的心中，这个法国人的确是日产汽车曾经的救世主。但一码归一码，在日本人的心中，复活的日产依然是那个将日式企业文化融入骨髓中的车企。
因此，即使在这些年中，日产汽车一直由戈恩来操盘掌舵，但在戈恩之下，日产汽车的高管阵营依旧是清一色的日本籍，最终也为西川倒“戈”埋下了关键性的伏笔。
不止在本土市场对“外人”不放心，对于日产最重要的海外市场也全部由日籍高管掌控。直到2016年，东风日产才迎来了第一位非日籍的总经理。而被日产汽车收购后，加入雷诺-日产-三菱联盟的三菱才迎来了首位非日籍高管，然而，在27人的高管团队中，非日籍仅有3人。
麻烦甚至不仅在工作，也在生活。2015年，刚上任不久的美籍丰田社长朱莉·汉普因携带违禁药品入境被刑拘，而丰田总部也因此不幸遭到了东京警方的搜查。这种麻醉药品在欧美国家合法，但在日本却成为了违禁品，东西方生活、文化碰撞的差异也成为了外籍高管们的一块心病。
综上所述，在现代企业所要求的契约精神之外，日本企业文化还对员工提出了一种更高程度上的“归属感”与“忠心”的要求，而与这一要求相匹配的则是日企中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而这也恰恰为戈恩这类游离于规则之外的“外籍高管”进行职务犯罪提供了温床。
因此，在头条君看来，虽然戈恩事件的主因无疑是源于其自身的贪婪，但在一系列事件越发真相大白的背后，我们也看到了外籍高管与日本车企“水土不服”的一系列症状所引发的后果。如何处理这些游弋在日本企业文化之外的外籍高管们的关系，或许是戈恩案本身所留下的一个最值得好好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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