沸沸揚揚的戈恩案，最終以內部檢舉人的曝光而暫告一段落。在這位傳奇CEO被捕緣由、經過紛紛水落石出後，“誰舉報了戈恩”就成了惹人遐想的關鍵問題。
（圖片來源見水印）
此前，日本經濟新聞從相關內部渠道獲悉，在代表董事格雷格·凱利(Greg Kelly，62歲）的指揮之下，外籍專務執行董事（54歲）等2名親信高管成為一系列不正當行為的執行者。2人已經與東京地方檢察廳特搜部就司法交易達成協議。
耐人尋味的是，在這初步確定的“四人犯罪團伙”中，有三位高管的身份都屬外籍，而這在外籍高管本就不多的日本企業中，則多少有了一種抱團的意味。
格格不入的外籍高管
沒有在日本企業工作過的人，可能很少會深入理解什麼叫做年功序列制度、終身僱傭制以及集體主義。
如果說歐美企業的文化構築在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與盧梭的社會契約之上，那麼日本的企業文化則完全以明治維新後半改良半封建的武士階級“為藩效忠”的陳舊上層建築為根基，這樣的企業文化對員工的首要要求永遠只有一條，那就是對企業的忠心。
直至今日，我們仍然可以看到，以家族姓氏或國家為名的企業佔據了日本經濟社會的半壁江山，而在日本車企中，三巨頭本田、豐田與日產無一例外，從名稱中就能窺見其根深蒂固的日式文化屬性。
2014年，本田汽車任命了八十年曆史以來首位非日籍高管Issao Mizoguchi。儘管從名義上邁出了聘用外籍高管的第一步，但事實上,這位巴西籍職業經理依然是一位自1985年起就為本田汽車公司效力的日裔，一位標準的“日本經理人”。
2015年，豐田任命了首位非日籍副社長迪迪爾•勒羅伊(Didier Leroy)。有趣的是，在加入豐田汽車之前，勒羅伊的上一份工作是為戈恩掌管的法國雷諾打工。然而，早在1998年，勒羅伊就加入了豐田汽車公司，17年的勤懇工作最終為他換來了豐田的信任。
而最值得關注的是，與戈恩一樣，這位外籍高管的年薪同樣超過了10億日元，是豐田汽車公司社長豐田章男的三倍。與此同時，在豐田汽車公開的財務報表中，年薪超過1億日元的董事僅有5人。
顯而易見的是，出於對外籍人才“特殊情況，特殊對待”的考慮，無論是日產還是豐田都給旗下為數不多的外籍高管開出了不符合公司正常水平的高薪。雖然沒有人會拒絕獲得更多的工資，但這也同樣說明了另外一個問題：在日本車企中，這些外籍高管始終是遊離於本土職業制度之外的“外賓”。
而在日本企業文化中，薪資水平與超越契約關係的“責任感”更是直接掛鉤。因此，在戈恩被捕之前，其超過10億日元的年薪就曾數次引發社會熱議。“基層員工下崗失業跳樓，而你卻拿著10億日元的薪水。”這樣看似流氓的控訴卻是外籍高管們不得不面對的文化區隔問題。
而在這樣的社會氛圍與企業制度下，這些外籍高管的心中也清楚的一個事實是：無論自己工作多麼優秀，都無法在家族氛圍濃厚的日本車企中擁有與日籍高管相同的晉升空間與地位，無法觸碰到權力的核心。
日本人的驕傲與野心
1999年，雷諾收購了日產36.8%的股份，“鐵腕”戈恩幾乎以一己之力令日產起死回生，在日本人的心中，這個法國人的確是日產汽車曾經的救世主。但一碼歸一碼，在日本人的心中，復活的日產依然是那個將日式企業文化融入骨髓中的車企。
因此，即使在這些年中，日產汽車一直由戈恩來操盤掌舵，但在戈恩之下，日產汽車的高管陣營依舊是清一色的日本籍，最終也為西川倒“戈”埋下了關鍵性的伏筆。
不止在本土市場對“外人”不放心，對於日產最重要的海外市場也全部由日籍高管掌控。直到2016年，東風日產才迎來了第一位非日籍的總經理。而被日產汽車收購後，加入雷諾-日產-三菱聯盟的三菱才迎來了首位非日籍高管，然而，在27人的高管團隊中，非日籍僅有3人。
麻煩甚至不僅在工作，也在生活。2015年，剛上任不久的美籍豐田社長朱莉·漢普因攜帶違禁藥品入境被刑拘，而豐田總部也因此不幸遭到了東京警方的搜查。這種麻醉藥品在歐美國家合法，但在日本卻成為了違禁品，東西方生活、文化碰撞的差異也成為了外籍高管們的一塊心病。
綜上所述，在現代企業所要求的契約精神之外，日本企業文化還對員工提出了一種更高程度上的“歸屬感”與“忠心”的要求，而與這一要求相匹配的則是日企中下級對上級的絕對服從，而這也恰恰為戈恩這類遊離於規則之外的“外籍高管”進行職務犯罪提供了溫床。
因此，在頭條君看來，雖然戈恩事件的主因無疑是源於其自身的貪婪，但在一系列事件越發真相大白的背後，我們也看到了外籍高管與日本車企“水土不服”的一系列症狀所引發的後果。如何處理這些遊弋在日本企業文化之外的外籍高管們的關係，或許是戈恩案本身所留下的一個最值得好好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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