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為人知的公安部“外賓處”
離開頤和園的崗位後，我回到警衛師的偵察科，多數時間在政治保衛隊工作，任一隊副區隊長。政治保衛隊是1948年由中央社會部在河北省平山縣的東黃坭組建的，當時的隊長是高富有，指導員是焦萬友，成員都是從警備團、華北軍大和部分地方幹部中抽調的。
鄔吉成
進北平後，政治保衛隊劃歸中央警衛師建制稱政保一隊。政保一隊的任務除了保衛中央首長活動現場的警衛和大型活動及集會的安全外，還承擔護送中共中央或軍委首長赴外地活動的警衛工作。
隨著新中國的成長壯大，各國賓客經常來訪，蘇聯專家來華工作的情況漸漸多了起來，政保一隊的任務，就又增加了外賓和專家的安全保障和護送任務。可以說由此產生了一項新的保衛工作——外賓警衛，而且從此以後，它成為我們警衛工作的重要一環。
對蘇聯專家的警衛，多是接送往來，到各地參觀，還有就是護送機要人員在中蘇兩國間的往返。我曾幾次護送那些攜帶文件的蘇聯機要人員，從北京到邊境城市滿洲里或綏芬河。那時車行緩慢，往返一趟通常需要十多天，我們當年戲稱這是“跑單幫”。經歷過戰爭的蘇聯機要人員，對我們這些明火執仗、如影隨形的警衛從沒顯示出不習慣。
那時中央軍委聘請的專家，多是蘇軍軍官，軍銜高的有上將。因為常和蘇聯的來賓打交道，在一起的時候，我就跟他們學習了一些俄語，例如“打哇列士”（同志）等簡單的詞句。就用掌握的隻言片語，加上用手比畫，進行相互間的交流。
最初一段時間，畢竟掌握的詞彙少，而且是一知半解，鬧了一些笑話。例如在接待蘇軍紅旗歌舞團的時候，誤會還鬧得挺大。
那次，我和同事李樹田護送歌舞團到外地演出，就在3月6日乘坐火車的旅途中，廣播裡傳來斯大林逝世的消息。車上的無論是蘇軍演員，還是中國的人員，聞訊無不感到悲痛。
因為在許多語言中，“明白”、“知道了”、“是的”等意思的表達，可以說“好”，所以當蘇軍的一位軍官反反覆覆說：“我們的領袖斯大林逝世了。”李樹田想告訴他自己也已經知道了這一噩耗，可所掌握的詞彙太有限，就以“哈拉紹、哈拉紹（俄語‘好’）”回答。
那位蘇聯軍官一聽就火了，因為他也學會了幾個中文詞彙，便大聲嚷道：“什麼哈拉紹，哈拉紹？！我們的領袖逝世了，你卻說‘哈拉紹’？”看見蘇聯軍官怒氣沖天的樣子，李樹田感到莫名其妙。
直到翻譯來，聽了李樹田的敘述，才知道是他把意思表達錯了，連忙向那位蘇聯軍官解釋，說這是語言誤會，而不是認為斯大林的逝世是好事，這才使那位蘇聯軍官的怒火平息。
由於那時的外賓主要是蘇聯的，又鑑於語言誤會的出現，有關方面便請了教師，向經常與外賓打交道的幹部們教授一些日常用的俄語。像汽車、走路、你好、再見等等。
就這樣，我也學會了吃飯是“古薩依契”、軍官是“勺把子”、士兵是“狗皮蛋”一類“洋涇浜”俄語。但中蘇關係緊張以後，接觸由稀疏到消逝，學的那點東西又全都還給老師了。
“前不久，我們代表團就有一個同志被殺害了。”
根據外賓來往情況發展的趨勢，外賓的警衛工作顯然需要加強和專門建制，1953年夏季，公安部決定在八局下面，設立第四處即外賓處。首任處長是肖高，副處長是白浩然。
四處下設四個科：一科負責來訪外賓的警衛任務，科長是賈海亮，副科長有四五位；二科負責外國駐華使館的警衛，科長是張奇果，副科長是蘇忱；三科管聯絡部外國共產黨內的客人警衛；四科在馬列學院二分院，負責延安時期反戰同盟留下的日本人員的安全。到了1954年，日本人陸續都回了日本，四科隨之撤消。
由於四處新成立，缺乏幹部，特別是有外賓保衛經驗的幹部，警衛師從事過這方面工作的一些人員，被抽調過去幫助工作。參加亞太和平會議警衛工作的我，也被暫借了過去。當時只把我的黨的關係轉到了公安部，但人事關係還留在警衛師。
公安部八局四處的成立，標誌著外賓警衛工作機構的正式形成和警衛工作趨向正規化。隨著中國對外工作的展開，在國際上的地位的日益提高，來華的外賓也逐漸增多。特別是一些和平人士、民間團體、議會黨團、政府官員來訪，各國共產黨、工人黨的領袖秘密工作訪問的日趨頻繁，發展到一些政府首腦、國家最高元首也到中國來了。因此自四處成立以後，外賓的警衛工作就處於直線上升的狀態。
一科任務最繁重，所以人也最多，有二三十個人，大都是我們警衛一師的人。而人員居第二的二科，才不過六七個人。我剛到四處，就到朝鮮出了趟差。
1950年中國人民志願軍進入朝鮮後，與朝鮮人民軍浴血奮戰，給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及南朝鮮李承晚政府軍予沉重的打擊，到了1953年，打打談談拖了兩年餘的談判，才進入實質階段，並最終簽定了朝鮮北、南停戰協議及一些相關的協議。
為了停戰後隨即展開的戰俘遣返工作，談判雙方議定組成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根據《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協議條文，由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瑞典、瑞士、印度這五個未參與朝鮮戰事的國家，各指派一名委員組成委員會，負責並保證戰俘在停戰以後行使其被遣返的權利。
由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兩國派出的委員，先經過蘇聯進入中國，在中國稍事停留後，再赴朝鮮開城板門店北、南軍事分界線。從中國到朝鮮開城的交通工具、生活供應、安全保衛等事項，均由中國方面負責。整體工作安排事宜，由國防部的外事局負責，而交通和途中安全保衛的事，由公安部八局四處人員具體辦理。
公安部八局局長劉偉，把我找去交代任務：“局裡決定，派你負責護送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兩國的遣返委員會成員赴朝的任務。你要組織好交通部門的乘務人員，做好沿途的運行和生活安排，還要通知鐵路沿線各省市的公安部門，協助你搞好警衛工作。到朝鮮後，與有關方面交接。”
我和國防部外事局的幾個人，陪著波、捷兩國的遣返委員會成員，從北京出發，經遼寧省瀋陽市到安東（今丹東）。過鴨綠江在朝鮮的新義州，馬上和朝鮮方面接上了頭，繼而赴平壤。
在平壤，朝鮮人民軍保衛部的一位大校接待了我們一行。大校陪同我們參觀了平壤，一起登上了平壤的最高峰鳳凰山。晚上，大校又領我們前往距離平壤20多公里外的一個秘密的地下指揮部。
這個地下指揮部的設施建築規模很大，也很漂亮。裡面有宴會廳，有會議室，有辦公室及休息室等。7點時分，朝鮮方面在這裡設宴並演出文藝節目，招待波、捷兩國的遣返委員會成員，我和國防部外事局的同志，也都參加了有金日成出席的這一活動。這是我第一次與朝鮮人民年輕的領袖見面，我在距離他不遠的位置看著他，當時怎麼也不會想到，在幾年以後的日子裡，我們之間竟建立起十分親近的關係。
逗留一天後，我們又乘火車過大同江，到達了靠在軍事分界線北邊的朝鮮中部名城開城。在朝鮮停戰談判期間，中國方面的代表團就駐紮在開城西邊的山坳裡。因為戰爭剛剛停息，路上到處是彈坑，滿眼的斷牆殘壁，火車走走停停，行進遲緩艱難。但不管怎麼說，我們終於把波、捷兩國委員安全送達這裡，護送任務算是圓滿地完成了。
開城是座歷史頗為悠久的老城，有古城牆和古建築，以及別墅宅院。許多古舊的建築是中式的，上面掛有匾和楹聯，都是用漢字寫的。由於戰爭的緣故吧，城內變得清冷寥落，昔日的繁華只能憑藉想象了。
據說開城本是個盛產高麗參的地方，但此刻採參行業也因戰爭而衰敗。我在那裡聽到一個笑話，說是我們志願軍的一個班在這一帶挖工事，結果挖出很大的一棵高麗參，就煮著吃了。誰知吃了以後，個個都鬧得上火鼻子流血。
讓我意想不到的是在開城，遇到了抗戰時期的老戰友劉萬邦。我倆都是晉綏軍區賀龍的麾下，一起調到延安從事警衛工作，在西柏坡的時候還一起擔任過朱老總的警衛。劉萬邦是隨李克農率領的中國代表團來此，專門負責保衛工作的。
劉萬邦告訴我：“這裡是軍事分界線，要時時注意警惕。那邊經常搞小動作，派特務潛入到這邊來，進行騷擾和破壞。前不久，我們代表團就有一個同志被殺害了。”我們還和劉萬邦一起，到了那個被害的同志的墓地做了祭拜。
在劉萬邦的引導下，我還到軍事分界線的最前沿走了走，觀看了志願軍用火箭炮在20幾分鐘內全殲美軍一個加強團的××高地。在開城，我還遠遠地眺望了一個戰俘營，親眼看到了被俘的美軍和李承晚政府軍。
從開城返回時，我又經過平壤。離開時，火車剛剛開出站，就聽轟隆一聲巨響，把我乘坐的火車車廂的玻璃都給震碎了，幸虧沒有傷著人。我當時很奇怪，戰爭已經結束了，哪來的炸彈爆炸聲。後來才知道是聯合國軍飛機投下的一顆沒有爆炸的炸彈，此刻不知怎麼被碰響了。戰火已經平息了，但危險還潛伏在朝鮮的土地。
此後，我因為類似的任務，又去了兩次朝鮮。在第三次戰役以後，志願軍的許多部隊，就開始幫助朝鮮搞重整家園的建設了。幾次身臨其境，目睹志願軍在朝鮮的景況，使我感慨良多：“我們流了那麼多的鮮血，那麼多年輕的生命犧牲在那裡，又在那麼艱苦的環境下幫助朝鮮搞經濟恢復和建設，有史以來世界上哪一個國家能做到這一步呢？我們的毛主席還要求我們的官兵，必須愛護朝鮮的一草一木。”
是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蘇聯紅軍進入中國，他們的確為驅逐日本的關東軍進行了戰鬥，但在他們事前與美、英做了一筆侵損中國權益的交易，並且在中國佔領的區域內，也留下了將那裡的機械設備和物資拆運回蘇聯，毀壞百姓財產，姦汙中國婦女等狼藉的聲名和抹不去的汙點。
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兼任公安學院院長
1954年的“十一”，是新中國成立五週年。因為那時和我國建交的國家還不太多，所以來華慶賀的官方貴賓也不是很多，國家元首、政府首腦級的國賓就更少了，大多數是群眾性團體和民間組織負責人一類的外賓。這些來華的外賓，主要住在北京飯店、和平賓館和新僑飯店，我們則在這三處設有警衛小組。
完成了“十一”警衛工作後，我接到局裡通知，讓我到公安部的公安學院學習。局裡和我同時去學習的，還有李紫雲和王希通。而到了公安學院一報到，發現還有中央辦公廳警衛局的楊戰京、丁志友，中央警衛團的丁均、衛志文等人。有的是我在毛主席身邊當警衛時的老戰友，有的後來成為和我在一起工作的老同事。
公安學院的前身是於1950年創立的公安學校，升格為學院後，主要任務還是輪訓公安系統的在職幹部。院長由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兼任，常務副院長是張德含，還有周仲英、何俠兩位副院長。學院施行軍事化管理，起居、學習作息都有嚴格規定。
在這裡一學又是一年半的時間，與以往幾次學習不同的是，這次的學習不再是普及基礎文化，而是深造性質的，學理論、學專業。
理論學習首先是毛主席的著作和馬列主義的基本構成和基本觀點。我們認真地學習了毛主席的《矛盾論》和《實踐論》；黨內的理論權威楊獻珍，給我們講授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還學習了社會發展史等等。
我是第一次接觸這些高深的哲學和理論，理解和掌握它們，這對於我這個全靠在部隊斷斷續續的業餘教育，勉強接近初中文化程度的人來說，實在是很艱難的。沒有什麼捷徑，我就是下苦工夫一遍一遍地閱讀，當老師講課輔導時，我就拼命地記筆記。
經過這種苦讀強記，我不敢說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有了多深的理解，但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組成和概念、基本發展過程、基本原則觀點，我都知道了，為以後進一步學習，打下了基礎。
我覺得只有從這時起，我才真正地對中國共產黨的宗旨、指導思想、政策策略有了比較全面系統的認識，擺脫了最初純粹出於個人自身利害的直接感受而投入革命隊伍的自為狀態，成為一名比較自覺的共產黨人。
進公安學院學習時，我國第一部國家根本大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剛剛出臺，因此我們學習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學習憲法，以及憲法和我國陸續出臺一些法律間的關係。
在公安學院，我補上了公安基礎業務這一課，這包括我國的公安工作的方針政策、政治保衛、軍事保衛、文化保衛、刑事偵查、邊防檢查、法醫、警衛以及毒品毒劑的識別等等，許多內容是我過去從未聽說，但作為一個從事公安和保衛工作者又必須知曉和掌握的。
在學習期間給我們講授得最仔細的，是我們的專業警衛業務，內容都是針對我們這些負責黨和國家最高領袖層和來訪重要外賓安全警衛人員的。這個警衛業務的細項繁多：駐地安全、外出隨衛、乘用各種交通工具的安全、行車路線、各種集會現場保衛、交通聯絡、食品檢驗等等。
我們的警衛工作，從紅軍時期創始，經歷了抗戰時期、解放戰爭時期，積累了比較豐富的經驗。建國以後，經過幾年城市警衛的實踐，又總結了一些新的經驗。警衛專業的授課，多是基於對自己實踐的理性歸納，但不可否認的是當時有一個蘇聯大學的背景，對蘇聯教學模式內容的生搬硬套，在公安學院也不例外。
因此，在我們學習期間，專業學習的大量內容，就是對各種條例條文的死記硬背。特別是到了臨近考試的時候，學員們大都手不釋卷地念念有詞，以致有的人緊張得食不香、寢不寧，夢中還在囈囈連篇。
儘管如今看來，當年的學習中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和缺陷，但對我而言，這種警衛專業的基礎和比較系統的學習，是非常必要的。我大半輩子從事警衛工作，如果沒有這次學習，許多任務的完成，情況和問題的處置，可能就會感到力不從心或多幾分磕絆。
也是在公安學院學習的時候，我們趕上了1955年7、8月間開始的內部肅反運動。在公安肌體內部，總體上應該是純潔的，但這畢竟是一個特殊的系統，解放後又有一個迅速擴充的階段，難免混入異己分子。
在揭發查找過程中，一些“反革命分子”、“欠有血債”的人等，從我們學員和教員中被揪了出來。經過批鬥後，他們被遣送回原籍，但這些人究竟是否真是反革命分子抑或欠有血債，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閱讀更多 莫邪青鋒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