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公安部“外宾处”
离开颐和园的岗位后，我回到警卫师的侦察科，多数时间在政治保卫队工作，任一队副区队长。政治保卫队是1948年由中央社会部在河北省平山县的东黄坭组建的，当时的队长是高富有，指导员是焦万友，成员都是从警备团、华北军大和部分地方干部中抽调的。
邬吉成
进北平后，政治保卫队划归中央警卫师建制称政保一队。政保一队的任务除了保卫中央首长活动现场的警卫和大型活动及集会的安全外，还承担护送中共中央或军委首长赴外地活动的警卫工作。
随着新中国的成长壮大，各国宾客经常来访，苏联专家来华工作的情况渐渐多了起来，政保一队的任务，就又增加了外宾和专家的安全保障和护送任务。可以说由此产生了一项新的保卫工作——外宾警卫，而且从此以后，它成为我们警卫工作的重要一环。
对苏联专家的警卫，多是接送往来，到各地参观，还有就是护送机要人员在中苏两国间的往返。我曾几次护送那些携带文件的苏联机要人员，从北京到边境城市满洲里或绥芬河。那时车行缓慢，往返一趟通常需要十多天，我们当年戏称这是“跑单帮”。经历过战争的苏联机要人员，对我们这些明火执仗、如影随形的警卫从没显示出不习惯。
那时中央军委聘请的专家，多是苏军军官，军衔高的有上将。因为常和苏联的来宾打交道，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跟他们学习了一些俄语，例如“打哇列士”（同志）等简单的词句。就用掌握的只言片语，加上用手比画，进行相互间的交流。
最初一段时间，毕竟掌握的词汇少，而且是一知半解，闹了一些笑话。例如在接待苏军红旗歌舞团的时候，误会还闹得挺大。
那次，我和同事李树田护送歌舞团到外地演出，就在3月6日乘坐火车的旅途中，广播里传来斯大林逝世的消息。车上的无论是苏军演员，还是中国的人员，闻讯无不感到悲痛。
因为在许多语言中，“明白”、“知道了”、“是的”等意思的表达，可以说“好”，所以当苏军的一位军官反反复复说：“我们的领袖斯大林逝世了。”李树田想告诉他自己也已经知道了这一噩耗，可所掌握的词汇太有限，就以“哈拉绍、哈拉绍（俄语‘好’）”回答。
那位苏联军官一听就火了，因为他也学会了几个中文词汇，便大声嚷道：“什么哈拉绍，哈拉绍？！我们的领袖逝世了，你却说‘哈拉绍’？”看见苏联军官怒气冲天的样子，李树田感到莫名其妙。
直到翻译来，听了李树田的叙述，才知道是他把意思表达错了，连忙向那位苏联军官解释，说这是语言误会，而不是认为斯大林的逝世是好事，这才使那位苏联军官的怒火平息。
由于那时的外宾主要是苏联的，又鉴于语言误会的出现，有关方面便请了教师，向经常与外宾打交道的干部们教授一些日常用的俄语。像汽车、走路、你好、再见等等。
就这样，我也学会了吃饭是“古萨依契”、军官是“勺把子”、士兵是“狗皮蛋”一类“洋泾浜”俄语。但中苏关系紧张以后，接触由稀疏到消逝，学的那点东西又全都还给老师了。
“前不久，我们代表团就有一个同志被杀害了。”
根据外宾来往情况发展的趋势，外宾的警卫工作显然需要加强和专门建制，1953年夏季，公安部决定在八局下面，设立第四处即外宾处。首任处长是肖高，副处长是白浩然。
四处下设四个科：一科负责来访外宾的警卫任务，科长是贾海亮，副科长有四五位；二科负责外国驻华使馆的警卫，科长是张奇果，副科长是苏忱；三科管联络部外国共产党内的客人警卫；四科在马列学院二分院，负责延安时期反战同盟留下的日本人员的安全。到了1954年，日本人陆续都回了日本，四科随之撤消。
由于四处新成立，缺乏干部，特别是有外宾保卫经验的干部，警卫师从事过这方面工作的一些人员，被抽调过去帮助工作。参加亚太和平会议警卫工作的我，也被暂借了过去。当时只把我的党的关系转到了公安部，但人事关系还留在警卫师。
公安部八局四处的成立，标志着外宾警卫工作机构的正式形成和警卫工作趋向正规化。随着中国对外工作的展开，在国际上的地位的日益提高，来华的外宾也逐渐增多。特别是一些和平人士、民间团体、议会党团、政府官员来访，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领袖秘密工作访问的日趋频繁，发展到一些政府首脑、国家最高元首也到中国来了。因此自四处成立以后，外宾的警卫工作就处于直线上升的状态。
一科任务最繁重，所以人也最多，有二三十个人，大都是我们警卫一师的人。而人员居第二的二科，才不过六七个人。我刚到四处，就到朝鲜出了趟差。
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后，与朝鲜人民军浴血奋战，给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南朝鲜李承晚政府军予沉重的打击，到了1953年，打打谈谈拖了两年余的谈判，才进入实质阶段，并最终签定了朝鲜北、南停战协议及一些相关的协议。
为了停战后随即展开的战俘遣返工作，谈判双方议定组成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根据《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协议条文，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典、瑞士、印度这五个未参与朝鲜战事的国家，各指派一名委员组成委员会，负责并保证战俘在停战以后行使其被遣返的权利。
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两国派出的委员，先经过苏联进入中国，在中国稍事停留后，再赴朝鲜开城板门店北、南军事分界线。从中国到朝鲜开城的交通工具、生活供应、安全保卫等事项，均由中国方面负责。整体工作安排事宜，由国防部的外事局负责，而交通和途中安全保卫的事，由公安部八局四处人员具体办理。
公安部八局局长刘伟，把我找去交代任务：“局里决定，派你负责护送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两国的遣返委员会成员赴朝的任务。你要组织好交通部门的乘务人员，做好沿途的运行和生活安排，还要通知铁路沿线各省市的公安部门，协助你搞好警卫工作。到朝鲜后，与有关方面交接。”
我和国防部外事局的几个人，陪着波、捷两国的遣返委员会成员，从北京出发，经辽宁省沈阳市到安东（今丹东）。过鸭绿江在朝鲜的新义州，马上和朝鲜方面接上了头，继而赴平壤。
在平壤，朝鲜人民军保卫部的一位大校接待了我们一行。大校陪同我们参观了平壤，一起登上了平壤的最高峰凤凰山。晚上，大校又领我们前往距离平壤20多公里外的一个秘密的地下指挥部。
这个地下指挥部的设施建筑规模很大，也很漂亮。里面有宴会厅，有会议室，有办公室及休息室等。7点时分，朝鲜方面在这里设宴并演出文艺节目，招待波、捷两国的遣返委员会成员，我和国防部外事局的同志，也都参加了有金日成出席的这一活动。这是我第一次与朝鲜人民年轻的领袖见面，我在距离他不远的位置看着他，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在几年以后的日子里，我们之间竟建立起十分亲近的关系。
逗留一天后，我们又乘火车过大同江，到达了靠在军事分界线北边的朝鲜中部名城开城。在朝鲜停战谈判期间，中国方面的代表团就驻扎在开城西边的山坳里。因为战争刚刚停息，路上到处是弹坑，满眼的断墙残壁，火车走走停停，行进迟缓艰难。但不管怎么说，我们终于把波、捷两国委员安全送达这里，护送任务算是圆满地完成了。
开城是座历史颇为悠久的老城，有古城墙和古建筑，以及别墅宅院。许多古旧的建筑是中式的，上面挂有匾和楹联，都是用汉字写的。由于战争的缘故吧，城内变得清冷寥落，昔日的繁华只能凭借想象了。
据说开城本是个盛产高丽参的地方，但此刻采参行业也因战争而衰败。我在那里听到一个笑话，说是我们志愿军的一个班在这一带挖工事，结果挖出很大的一棵高丽参，就煮着吃了。谁知吃了以后，个个都闹得上火鼻子流血。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在开城，遇到了抗战时期的老战友刘万邦。我俩都是晋绥军区贺龙的麾下，一起调到延安从事警卫工作，在西柏坡的时候还一起担任过朱老总的警卫。刘万邦是随李克农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来此，专门负责保卫工作的。
刘万邦告诉我：“这里是军事分界线，要时时注意警惕。那边经常搞小动作，派特务潜入到这边来，进行骚扰和破坏。前不久，我们代表团就有一个同志被杀害了。”我们还和刘万邦一起，到了那个被害的同志的墓地做了祭拜。
在刘万邦的引导下，我还到军事分界线的最前沿走了走，观看了志愿军用火箭炮在20几分钟内全歼美军一个加强团的××高地。在开城，我还远远地眺望了一个战俘营，亲眼看到了被俘的美军和李承晚政府军。
从开城返回时，我又经过平壤。离开时，火车刚刚开出站，就听轰隆一声巨响，把我乘坐的火车车厢的玻璃都给震碎了，幸亏没有伤着人。我当时很奇怪，战争已经结束了，哪来的炸弹爆炸声。后来才知道是联合国军飞机投下的一颗没有爆炸的炸弹，此刻不知怎么被碰响了。战火已经平息了，但危险还潜伏在朝鲜的土地。
此后，我因为类似的任务，又去了两次朝鲜。在第三次战役以后，志愿军的许多部队，就开始帮助朝鲜搞重整家园的建设了。几次身临其境，目睹志愿军在朝鲜的景况，使我感慨良多：“我们流了那么多的鲜血，那么多年轻的生命牺牲在那里，又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帮助朝鲜搞经济恢复和建设，有史以来世界上哪一个国家能做到这一步呢？我们的毛主席还要求我们的官兵，必须爱护朝鲜的一草一木。”
是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他们的确为驱逐日本的关东军进行了战斗，但在他们事前与美、英做了一笔侵损中国权益的交易，并且在中国占领的区域内，也留下了将那里的机械设备和物资拆运回苏联，毁坏百姓财产，奸污中国妇女等狼藉的声名和抹不去的污点。
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兼任公安学院院长
1954年的“十一”，是新中国成立五周年。因为那时和我国建交的国家还不太多，所以来华庆贺的官方贵宾也不是很多，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级的国宾就更少了，大多数是群众性团体和民间组织负责人一类的外宾。这些来华的外宾，主要住在北京饭店、和平宾馆和新侨饭店，我们则在这三处设有警卫小组。
完成了“十一”警卫工作后，我接到局里通知，让我到公安部的公安学院学习。局里和我同时去学习的，还有李紫云和王希通。而到了公安学院一报到，发现还有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杨战京、丁志友，中央警卫团的丁均、卫志文等人。有的是我在毛主席身边当警卫时的老战友，有的后来成为和我在一起工作的老同事。
公安学院的前身是于1950年创立的公安学校，升格为学院后，主要任务还是轮训公安系统的在职干部。院长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兼任，常务副院长是张德含，还有周仲英、何侠两位副院长。学院施行军事化管理，起居、学习作息都有严格规定。
在这里一学又是一年半的时间，与以往几次学习不同的是，这次的学习不再是普及基础文化，而是深造性质的，学理论、学专业。
理论学习首先是毛主席的著作和马列主义的基本构成和基本观点。我们认真地学习了毛主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党内的理论权威杨献珍，给我们讲授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还学习了社会发展史等等。
我是第一次接触这些高深的哲学和理论，理解和掌握它们，这对于我这个全靠在部队断断续续的业余教育，勉强接近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来说，实在是很艰难的。没有什么捷径，我就是下苦工夫一遍一遍地阅读，当老师讲课辅导时，我就拼命地记笔记。
经过这种苦读强记，我不敢说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了多深的理解，但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组成和概念、基本发展过程、基本原则观点，我都知道了，为以后进一步学习，打下了基础。
我觉得只有从这时起，我才真正地对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指导思想、政策策略有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认识，摆脱了最初纯粹出于个人自身利害的直接感受而投入革命队伍的自为状态，成为一名比较自觉的共产党人。
进公安学院学习时，我国第一部国家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刚刚出台，因此我们学习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学习宪法，以及宪法和我国陆续出台一些法律间的关系。
在公安学院，我补上了公安基础业务这一课，这包括我国的公安工作的方针政策、政治保卫、军事保卫、文化保卫、刑事侦查、边防检查、法医、警卫以及毒品毒剂的识别等等，许多内容是我过去从未听说，但作为一个从事公安和保卫工作者又必须知晓和掌握的。
在学习期间给我们讲授得最仔细的，是我们的专业警卫业务，内容都是针对我们这些负责党和国家最高领袖层和来访重要外宾安全警卫人员的。这个警卫业务的细项繁多：驻地安全、外出随卫、乘用各种交通工具的安全、行车路线、各种集会现场保卫、交通联络、食品检验等等。
我们的警卫工作，从红军时期创始，经历了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建国以后，经过几年城市警卫的实践，又总结了一些新的经验。警卫专业的授课，多是基于对自己实践的理性归纳，但不可否认的是当时有一个苏联大学的背景，对苏联教学模式内容的生搬硬套，在公安学院也不例外。
因此，在我们学习期间，专业学习的大量内容，就是对各种条例条文的死记硬背。特别是到了临近考试的时候，学员们大都手不释卷地念念有词，以致有的人紧张得食不香、寝不宁，梦中还在呓呓连篇。
尽管如今看来，当年的学习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和缺陷，但对我而言，这种警卫专业的基础和比较系统的学习，是非常必要的。我大半辈子从事警卫工作，如果没有这次学习，许多任务的完成，情况和问题的处置，可能就会感到力不从心或多几分磕绊。
也是在公安学院学习的时候，我们赶上了1955年7、8月间开始的内部肃反运动。在公安肌体内部，总体上应该是纯洁的，但这毕竟是一个特殊的系统，解放后又有一个迅速扩充的阶段，难免混入异己分子。
在揭发查找过程中，一些“反革命分子”、“欠有血债”的人等，从我们学员和教员中被揪了出来。经过批斗后，他们被遣送回原籍，但这些人究竟是否真是反革命分子抑或欠有血债，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閱讀更多 莫邪青鋒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