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中，清廷內部對於戰與和的問題一直存在分歧，從整體而言，怯戰心態始終如影隨形，堂堂天朝上國竟然主動向蕞爾小國日本表示屈服，這在時人和後人眼裡頗覺難解。百餘年來，人們往往站在旁觀者立場審視這場戰爭，甲午戰爭中清廷何以難掩怯戰心態，戰敗後清廷何以迅速求和，是不敢再戰還是不能再戰，促其作出求和決策的動機何在？回到甲午年的清王朝，在內憂外患的雙重壓力下，視皇朝生存為頭等大事的清廷，自然有不敢再戰的念頭，但也有著不能再戰的尷尬。
清廷爭取外援泡湯，不敢再戰
甲午戰爭是日本精心策劃的一場旨在打敗清朝的大規模戰爭，為實現這一戰略企圖，日本在戰前就開始了外交造勢，為自己贏得了一個溫和的國際環境。1874年侵臺企圖雖然落敗，但日本獲得了清王朝的戰爭賠付，這更刺激了其野心。1879年，日本悍然吞併琉球，軟弱的清王朝在一番抗議後平靜接受了現實。遺憾的是，清王朝的委曲求全並未換來日本停止侵略的善果，反而使其愈加驕橫。
1885年，日本借英國佔領朝鮮巨文島之際，對清王朝發動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外交攻勢，企圖在國際社會造成清王朝欺凌朝鮮之形象。為獲取在朝鮮與清朝對等的地位，日本極力否認清朝對朝鮮的宗主權。但由於清王朝的全力反擊，日本的企圖並未得逞。由此，日本也充分認識到外交鬥爭的重要性，為準備與清朝的下一場戰爭，日本展開了卓有成效的外交斡旋。日本高度重視外交工作，但它並未將勝敗砝碼壓在外交上。巨文島交涉的失利，一方面讓日本認識到外交的重要性，更讓日本認識到實力的重要性。在日本看來，外交從來都是以實力為基礎的，它只能服務於國家戰略，而決不能決定國家戰略。甲午戰爭爆發前，日本以保護僑民為由出兵朝鮮，並大肆宣揚中國干涉朝鮮內政。高升號事件後，日本對英國展開了全方位外交公關，成功地使英國保持中立，並充分利用列強間的矛盾，對各國許以戰後利益，成功地消解了清朝謀取列強支持的行動。
反觀清王朝，將國家命運繫於外力是其致命傷。事實上，高升號事件的發生，就在於清政府過分相信俄國和英國不會對日本興兵坐視不管，臨時取消了預定的護航計劃，將千餘名清軍的生命託付給懸掛英國旗的英國商船。整個甲午戰爭期間，日本不惜重金邀請國外記者隨軍作有利於日方的報道，大力宣傳其戰果，詆譭中國軍民的抵抗，致使奉行現實主義的各國列強紛紛站在勝利者一方隔岸觀火。黃海海戰後，禮部侍郎志銳奏請“聯英伐倭”，並以重金籠絡英國，清廷向英方轉達意願，英國堅拒。旅順口陷落前夕，清王朝再向英國求援，請求英國照會美、德、俄等國，以賠償日本軍費和保證朝鮮獨立為代價，希望各國能出面調停，但被英國拒絕。無奈之下，清政府直接出面召集美、英、法、俄、德等國公使商談，請求他們轉請所在國政府聯合干預中日戰爭，但被各國公使拒絕。此時，在中日戰爭結局已成定局的情況下，沒有哪個國家願意站在失敗者一方。眼見清廷在大禍將至的關頭迷信外力干涉，判斷清廷必敗的美國駐華代辦田夏禮甚至直言不諱地告誡李鴻章，“徹底放棄求得干涉的念頭，背向歐洲列強，面向日本”。
對於清王朝而言，自鴉片戰爭以來，其對列強形成極為複雜的心態，一方面畏列強如虎，另一方面視列強為奧援，試圖以羈縻手法“以夷制夷”，對依靠自身力量抵禦外侮缺乏信心。甲午戰爭中，面對日軍的凌厲進攻，清王朝把救命稻草放在列強幹涉上，一旦爭取外援的希望破滅，清王朝迅速乞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清廷皇權危如累卵，不敢再戰
清王朝是滿族建立的政權，自王朝確立後，滿漢矛盾就始終伴隨左右。經過康、雍、乾幾朝的努力，原本尖銳的滿漢矛盾漸漸降溫，不少漢族人也身居高位。但隨著太平天國運動的爆發，清政府無法依靠八旗、綠營有效鎮壓，便默許漢族官僚舉辦團練對抗太平軍，在鎮壓太平軍和捻軍的過程中，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為代表的漢族官僚掌握了巨大的軍事及社會資源，滿漢地位開始出現微妙變化。一方面，清王朝不得不給予漢族官僚更高的地位和發言權，另一方面滿洲貴族又對日益崛起的漢族官僚十分猜忌，總是想方設法加以抑制。甲午戰爭就是在這種複雜的社會政治生態背景下爆發的，皇權與國權的衝突難以調和。
甲午戰爭中，清王朝能夠派到戰場上的軍隊幾乎都是湘淮軍，從軍界領袖到統兵將領幾乎都是漢人，這不能不令滿族統治集團感到恐慌。一邊是北方半壁江山的戰爭，一邊是南方半壁江山的作壁上觀，此時的清王朝命運似乎取決於漢族官僚集團的向背。面對大權在握的漢族官僚，滿族統治者如坐針氈。旅順口失守後，11月28日，慈禧太后召見軍機大臣於儀鸞殿，“論兵事，斥李相（李鴻章）貽誤，而深慮淮軍難馭，以為暫不可動。禮邸（世鐸）、蘭公（李鴻藻）頗贊此論”（潘嚮明：《清史編年》）。由是可見，清王朝雖然重用漢族官僚維繫統治，但骨子裡卻猜忌至深。統治階層內部滿漢矛盾如此，底層社會中滿漢矛盾更是日益激化。當日軍攻略遼東半島之時，民間就有希望清朝戰敗的議論。也就在11月間，孫中山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以推翻清朝統治、振興中華為宗旨。在1895年2月間，正當清王朝為和戰糾結之際，孫中山建立香港興中會，發表宣言及章程，並準備在廣州發動起義。這些跡象都向清王朝表明，被刻意掩蓋的滿漢矛盾有劇烈爆發的危險，如果戰爭再持續下去，清王朝的皇權便岌岌可危，這種擔心加速了其向日本求和步伐。
從根本上說，清王朝沒有形成現代民族國家的意識，也就不可能有國權至上觀念，當皇權與國權衝突時，犧牲國權在所難免。這也就無怪乎慈禧太后在國難當頭仍將慶祝自己壽辰作為第一要務，並說出“令吾今日不歡者，吾亦令彼終身不歡”的妄言。戰爭初期曾堅決主戰的光緒皇帝為了取悅慈禧太后，竟也將祝壽作為頭等大事來抓，在前線戰事吃緊關頭下旨“看戲三日、諸事延擱、不得早散”。戰爭期間，清廷最為關注的是“宗社”安危，遼東淪陷時，光緒帝“言及宗社，聲淚併發”。經過一連串的戰鬥失利後，清王朝面對日本在議和中的漫天要價，始終抱定“宗社為重、邊徼為輕”的理念，只要能儘快停戰保住皇權，多麼苛刻的割地賠款條件都可以答應，對國權的多大侵害都在所不惜。清王朝割臺消息傳到臺灣，全臺震駭，巡撫唐景崧電奏朝廷，力主朝廷毀約再戰，於死地中求轉機。面對唐景崧的三次電奏，李鴻章回復表示，“唐署撫各電，自是正論。惟倭志實欲添兵分犯京都，以宗社為重、邊徼為輕之理揆之，設令闖入京畿，屆時何求不得，豈獨臺灣？今既遵旨定約，似難反悔，再招大亂。”（潘嚮明：《清史編年》）
就當時情勢論之，朝野上下滿漢矛盾日益顯現，清王朝的滿族權貴們既忌憚於漢族官僚的權勢影響，又唯恐底層民眾醞釀反滿鬥爭，加之日軍對其統治的直接打擊，本就沒有現代國家觀念的清王朝迅速轉向求和停戰，以犧牲國權賺取皇權統治的維持。
清廷軍隊不堪其用，不能再戰
鴉片戰爭後，面對西方的船堅炮利，清王朝開始了被動式的軍事改革，經過長達30餘年洋務運動的洗禮，至甲午戰爭爆發前夕，清王朝的軍事力量已經有了很大發展，亞洲第一的鐵甲艦隊、裝備新式武器的陸軍、頗具規模的軍事通信，種種跡象彷彿預示著清帝國軍隊的新生，然而事實卻遠非如此。
清軍的裝備雖然改善了，但軍事思想仍舊落後。甲午戰爭前，清王朝耗巨資籌建了新式陸海軍，但這些只是表象，用新式武器武裝起來的清軍，卻固守著冷兵器時代的戰術思想。就陸軍而言，雖然改裝洋槍、改習洋操，但骨子裡仍是傳統的戰術戰法。據戰時日方記載，清軍在發起攻擊時不習慣瞄準射擊，漫無目的地施放槍彈，清軍士兵也不懂得利用地形地物進行隱蔽，常常是站著射擊，進攻隊形也很單一，經常橫隊進攻，結果在日軍的火力面前傷亡巨大。裝備精良的北洋水師仍然沿用湘軍的舊制，以一艦為一營，艦長沿用湘軍營長名稱，稱作管帶，軍官自提督以下分設總兵、副將、參將、遊擊、都司、守備、千總、把總，一如舊陸軍官制。由於軍事思想的落後，甲午戰爭時期的清朝陸海軍其實就是裝備新式武器的舊陸軍和舊水師。甲午戰敗後，清廷曾下詔徵集禦敵良策。國子監候補正學錄黃贊樞上書，認為外人胳膊和腿不靈活，若“短兵相接，惟有引領受死”，建議募善於泅水善用短刀的清軍，乘小舟圍住敵艦，“一躍而登，殲其眾而奪其船”。而這種禦敵良策在當時軍民中頗為流行，清朝軍事思想之落後可見一斑。
▲朝鮮士兵和大清士兵俘虜
清軍的裝備雖然改善了，但戰鬥精神十分渙散。甲午戰爭期間，清軍總體戰鬥精神十分低落，除豐島海戰和黃海海戰外，其餘各仗均令人沮喪。平壤一戰，清軍幾乎是一觸即潰，遺棄了相當於1.5萬名士兵1個月的口糧。金州戰役開始後，守城清軍僅僅抵抗了一個小時就棄城而逃。海戰中，北洋水師的主力艦有九艘被日軍納入囊中，號稱遠東要塞的大連灣、旅順口、威海衛等海防陣地炮臺完好率達百分之八十。宗澤亞在《清日戰爭》中也有記述，“戰場上各路清軍部隊存在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從將軍到兵勇普遍膽小怯戰。炮聲一響，官兵驚慌失措，皆如驚弓之鳥，戰之魂飛魄散、退之蜂擁而去，逃跑速度之快，丟棄武器之多，堪稱近代戰爭史上一大奇觀。”（嚴傑夫：日本文獻中的甲午戰爭，《書城》，2012年第7期）
清軍的裝備雖然改善了，但後勤保障軟弱無力。19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清王朝開始了裝備自給歷程。但總體而言，清軍新式裝備的主要來源是外購，英、德、法等國是其外購武器的主要來源，加之自身生產製造，清軍武器庫是名副其實的“萬花筒”。甲午戰前，清軍陸海軍確有彈藥儲備，但型號種類繁多，不同型號之間不能互用，據日軍繳獲的清軍槍炮彈型號竟有近百種，如此龐雜的型號，令清軍後勤保障十分吃力。依靠外購建軍的理念必然導致清軍的後勤保障能力弱化，一方面，正常的槍炮彈藥配給十分繁瑣，另一方面，對出現戰損的裝備則無法及時修復。黃海海戰後，李鴻章下死命令，要求靖遠等艦必須10天內修復，定遠和鎮遠必須在1月內修復，而日本全部戰損艦艇則5天后均修復完畢並投入戰鬥。之所以出現這種反差，就在於清軍艦艇均外購自英德，缺乏維修保障能力，而日方則主要自造，自我修復能力極高。
甲午戰爭進行到後期，清軍陸海軍精銳消耗殆盡，雖然南方各省仍保有陸海軍力量，但被倚為柱石的淮軍和北洋水師都不足靠，清王朝自然難以對其他軍事力量抱有信心，為避免耗盡帝國軍力，清政府遂決計求和。
清廷動員能力低下，不能再戰
戰爭是國家間綜合實力的對抗，它考驗的不僅僅是國家的軍隊實力，更是國家的戰爭動員能力。甲午戰爭中，面對兇悍的日軍，清軍一敗塗地，號稱亞洲第一的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剿滅太平軍時驍勇善戰的湘淮軍更是丟城失地，國家軍事力量不堪一擊是不爭的事實。軍隊敗北之外，更令人咋舌的是整個國家的動員效率之低下，除了先後被徵調的清軍投入戰場外，難見其可圈可點的戰爭動員行為。
朝廷內部派系矛盾尖銳，導致統一高效的武裝力量動員成為泡影。長久以來，晚清官場上不僅滿漢畛域日深，湘、淮系之間的矛盾也日漸顯現，對於權威業已受損的清廷統治者而言，派系紛爭有利於避免任何一方形成對皇權的威脅，但在日軍的大舉進攻面前，這種派系成見卻形成了對國家力量的重大內耗。甲午戰前，清廷軍事力量已四分五裂，新建成的陸海軍分屬李鴻章的淮系、張之洞的南洋、曾國荃及左宗棠的湘系，為維護派系利益，他們將軍隊和軍事工業視為私產，不容外人染指。而不掌兵權的清流派大員則以廷議為由削減軍費，對湘淮系實行遏制。戰爭爆發後，朝廷徵調各地軍隊投入戰鬥，但由於派系門戶成見，各軍互不隸屬、互不配合，坐視友軍被日軍攻擊而不施援手的情況屢有發生。無怪乎李鴻章在奏議中感嘆“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國之師，自知不逮”。劉公島淪陷後，來自南洋水師的將領致書日軍，請求放還廣丙艦回粵，理由是此艦屬廣東，而廣東與甲午戰爭無關。
▲日軍攻克平壤清軍（插畫）
朝野上下國家觀念淡薄，導致同仇敵愾的社會政治動員難以奏效。甲午戰爭爆發時，中日兩國的現代國家意識完全不可同日而語，日本舉國上下的國家觀念深入人心，而清廷朝野上下則含糊不清。由於生活的閉塞，普通民眾甚至對侵略者喪失本應有的警覺和痛恨，反倒以看熱鬧的心態視之。日軍登陸遼東時，隨軍的美國記者這樣寫道：“然而，更讓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居然有幾百個面帶笑容、身材高大的當地人，涉水步入淺灘，幫助侵略者把船拉到岸邊。這些留著長辮子的當地人並不是因為恐懼才被迫為侵略者提供幫助，而是根本就沒有愛國意識。此後，我們又多次親眼目睹了類似的缺乏愛國心的場面。那天，日本人對此大笑不止，並且預言中國將迅速走向崩潰。”（詹姆斯·克里爾曼：美國記者眼中的中日甲午戰爭，《現代艦船》，2011年第4期）戰爭白熱化之際，清廷為籌戰費決定“準息借商款以充軍費”，但很快便因響應寥寥而作罷。在這種社會環境下，營造同仇敵愾的社會政治氛圍，是難以奏效的。
國家發展水平低質落後，導致持續有效的財政裝備動員無力實施。甲午戰前的清王朝，以經濟實力而論，八倍於日本，但經濟的質量和效益卻十分低下。從實際財政狀況來看，1893年日本預算收入為8804萬日元，實際決算為11377萬日元，相當於7585萬兩白銀（1兩白銀約1.5日元），只比清政府同期（8867萬兩白銀）少1282萬兩。在基數相當的情況下，甲午戰爭期間日本財政籌集軍費達1.2億兩，而清王朝僅籌集到5千餘萬兩，其中半數以上為舉借外債。經濟發展的低質化帶來的是工業技術水平的低質化，甲午海戰中，日本參戰艦艇1000噸以上的共計21艘，其中日本自造10艘，而北洋水師參戰中超過1000噸的戰艦10艘，僅“平遠號”為自制。造船能力落後只是晚清時期中國工業落後的一個縮影，在工業化水平極其落後的情況下，戰爭機器的消耗是絕對的，它無法獲得有效補充，隨著裝備的消耗殆盡，戰敗求和是必然。
甲午戰爭期間，清王朝為應對嚴峻的戰局，曾向朝野上下發出了措辭嚴厲的戰爭動員令。戰端開啟時，光緒帝“一力主戰，並傳懿旨亦主戰”（潘嚮明：《清史編年》）。乍看上去，清廷大有大張韃伐、力圖振作之氣象，但戰事發展一潰千里。《馬關條約》簽訂的消息傳來，朝野上下一片譁然，遷都、毀約、再戰、殺李鴻章以謝天下之聲四起，光緒帝向慈禧請訓，她稱病不見。無奈之下，光緒令劉坤一、王文韶上奏意見，兩人經過與聶士成、丁槐等人商議後復奏，樞臣廷議認為，毀約再戰“非真有把握也”（《翁文恭公日記》，乙未四月初七日）。戰事發展至此，清廷在外援落空、皇權垂危、軍不堪用、動員低下的情況下，迅速喪失了鬥志，既不敢再戰也不能再戰，最終批准了屈辱的《馬關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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