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大清駐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袁世凱已經在漢城住了12年。他肯定沒有意識到，自己人生遭遇的這個甲午之年，是他在朝鮮好日子的終結。
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不落的威風，何況是一個沒落帝國的代表。對手十年前的韜光養晦，十年後就要找回來了。
真正的較量即將開始，袁世凱的天敵馬上駕到。
他就是日本新任朝鮮公使大鳥圭介。
大鳥圭介，是近代日本一個響噹噹的硬朗人物。他1833年出生，日本兵庫縣人。父親是個醫生，他幼習漢學，後學蘭學，以西洋學者自居。先投幕府做翻譯教頭，後降明治政府。長期擔任明治政府外交官。還任工部大學校長兼學習院長。後任華族（即日本貴族）女學校長。著有《南柯紀行》及兵學著作。他在日本的歷史地位，相當於中國的蔡元培。
比起年輕的袁世凱，此時的大鳥待年屆花甲，可謂老人。但論起膽略來，老人卻並不處下風。袁世凱是在大鳥誕生之後的26年即1859年才出生的，大家都知道，袁世凱的父親是財主，叔父是高官，官至漕運總督，所以袁世凱也算個富家官宦子弟。他小時候有些不學無術，所以走不通科考之路，系投軍發跡，一輩子也沒寫出一本像樣的著作。學識上首先遜於前輩一籌。
那麼，二人斗膽，誰大誰小呢？
袁世凱於大鳥圭介，均可稱兩國標誌性的鷹派，。所謂鷹派，至少表面看來，膽子是不小的，一定要做勇敢狀。但不狹路相逢，恐怕是驗不出勇者、真英雄的。
兩鷹對戰，結果如何呢？
驗證的機會到了。袁世凱的福地朝鮮又出事了。
1894年4月25日，朝鮮爆發東學黨起義，所謂東學黨，就是朝鮮的一個宗教組織——東學道發展而成的政治社團，其主要成員是農民，東學黨起義，就是政治宗教組織發動的農民起義，其性質跟晚清洪秀全的太平天國運動差不多。
如是組織對民間的影響是頗有張力的，起義之初的萬人之眾，很快擴大十萬之巨，在全國範圍星火燎原。起義軍佔領了朝鮮半島的西南門戶——全羅道首府全州城，勢如破竹，戰火迅速蔓延全國。起義軍打到首都漢城似乎指日可待。
同年6月1日，惶惶不可終日的朝鮮王室向袁世凱及清政府求援平亂。
權衡局勢好一陣子的袁世凱，最終的意向，是增兵干預。他認為這是一個盡宗主國責任的機會，他在給清廷電報告知朝鮮國王請求出兵的消息時，提出了自己的干預之由：“如不允，他國人必有樂為之者，將置中國於何地，自為必不可推卻之舉。”認為如不出兵，朝鮮局勢失控，就不掌握在清廷手中了，所以建議朝廷應該增兵朝鮮，水陸並進，赴朝平亂。
清廷認為袁世凱言之有理，五月底遣軍出兵朝鮮。令淮軍將領葉志超率清軍2000餘人，開赴朝鮮牙山，鎮壓東學黨起義。
袁世凱以為清朝大軍一到，朝鮮農民起義軍就會土崩瓦解，局勢很快就會得到控制。但袁世凱不知，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農民軍可能是好對付的，但侵略軍卻是虎狼之師。此時蟄伏了10年的日本，已不甘坐視中國對朝鮮的控制。《天津專約》簽訂後，日本對朝鮮的滲透變得順理成章，並且不斷擴充國家的軍事力量。6月3日，袁世凱接到朝鮮請求清國派兵的正式公文，隨即按照條約規定，電告通知了日方。而日方不動聲色，不置可否。對於日方的反應，袁世凱的判斷是：“當前日本國內多事，即便日本出兵不過，也是以保護公使館名義派遣區區百餘兵力罷了，對清國出兵不會構成威脅。”
儼然，這是一種基於舊套路基礎之上的嚴重誤判。此後，清廷和袁世凱要為誤判付出沉重代價。
熟悉日本歷史的朋友應該知道，從古至今，日軍都有一個特點：善於賭戰，搞偷襲突襲。這一次這個特點讓袁世凱領教了。
大鳥圭介行動了。他要給袁世凱點顏色看看。
一年前，即1893年7月任朝鮮公使的大鳥圭介，早就盼著這一天。6月9日，假裝請假回國的大鳥圭介，搭“八重山號”軍艦悄悄返回朝鮮仁川。隨行的還有70名日本海軍陸戰隊員。他們在仁川與停泊在那裡的5艘日艦匯合，又臨時從各艦抽調海軍隊員加入先遣陸戰隊，組成總員488名的臨時戰鬥序列，以保護使館為名，第二天一早由陸路赴漢城。
幾天後，日本又陸續大幅增兵。
日本大舉增兵驚動了清廷。6月15日，作為清日兩國駐朝最高代表，袁世凱與大鳥會談，初步達成“雙方不再增兵”的口頭協議。但大鳥並不按套路出牌。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繼續增兵。6月30日，日本混成旅第二批部隊登陸，在朝日軍已達8000人，比起入朝清軍兩千人已佔壓倒性優勢。
至此，日軍準備就緒，大鳥認為可以大決戰了，於是對袁世凱徹底翻臉，7月12日，對外宣佈“清日調停失敗”，請示日本內閣“立即開始實際行動。”
此時，袁世凱方感大事不妙，大局不可挽回。也許是意識到自己在朝鮮12年，因為強人作風，對其恨之入骨者也甚多，擔心遭到朝鮮朝野清算，坐困危城的袁世凱開始焦慮不安，接連幾天致電清政府，陳述“被日軍包圍”困境，要求回國。清廷起初不允，但袁世凱一再陳表，痛稱生了重病。終令清廷動了惻隱之心，在中日甲午戰爭正式爆發前一週，調袁回國。7月18日，如逢大赦的袁世凱，打點行裝乘船逃離漢城。
7月20日，日本海陸並進，完成聯合艦隊動員。同日，大鳥圭介向朝鮮王室發出最後通牒，要其“廢華約、逐華兵”，限3日內答覆。7月23日零時，時間到，王室無音。大鳥片刻不等，命令部署在王宮附近的混成旅團向王宮發起攻擊。朝鮮王宮衛隊奮力抵抗日軍的進攻，但很快便被從各城門進攻的日軍打垮。六小時候，即凌晨6點，日軍佔領朝鮮王宮。
7月25日，日本解散朝鮮政府，軟禁朝鮮國王李熙，扶植李熙生父大院君攝政，大院君唯日本馬首是瞻，按照日府指令，宣佈廢除朝鮮同清朝的條約，解除與清國的宗藩關係，宣佈朝鮮獨立，稱“朝鮮為自主之國，不再朝貢”。 史料顯示，“自此朝鮮政令，事無鉅細，皆入日人掌握”。
被日本控制的朝鮮在宣佈“獨立”同時，“委託”日本驅逐駐紮在牙山的清軍。同日，日軍不宣而戰，對駐紮在牙山的清朝駐軍發動攻擊。清日甲午戰爭正式爆發。
受到日軍攻擊的牙山清軍一觸即潰，“總統”葉志超臨陣脫逃。
比葉志超來，袁世凱算是跑得更早些，從朝鮮漢城逃回本國北京後的袁世凱，從此對日態度大變。甲午戰爭尚未結束，他變由主戰派轉變主和派，成為“議和團”主要成員。回國後他向朝廷彙報了朝鮮的情況，並撰寫了一篇意見書，陳述敵強我弱的現實，說日軍已佔優勢，清軍難以取勝，只有退守鴨綠江邊，把朝鮮丟給日本佔領。自承甘拜下風。
對於新日本及日本新士人，袁世凱服了。
而大鳥圭介此時卻在漢城彈冠相慶。在這場與袁世凱的對手戲中，無疑他取得了完勝。
但大鳥知道，這場勝利絕非偶然。而是他積年以來知己知彼的回報。
戰爭結束後，在敘述自己這段輝煌歷史時，大鳥頗為自豪，隨軍記者佐藤鐵治郎在《袁世凱》傳記中如是記述大鳥豪語：“清料我必不能出兵，不知我國曆來整軍經武，待之久矣”。日本備戰演練已久，就等著這個時刻的到來了。
對於敵手清廷官員，大鳥也自有一番透視。說清廷 “自甘愚陋”，“遂造成一般麻木不仁之官吏”。如是舊官僚，豈是日本新精英對手？
也許有的讀者朋友會問，身為日本大員，為什麼大鳥對清朝官員這麼瞭解？
查考此人履歷可知，原來早在駐朝之前，大鳥已駐清五年，是個遠近聞名的中國通。1889年6月3日，大鳥圭介被日本政府任命為駐清國特命全權公使。在清國工作的五年間，大鳥對清政府的腐敗和士大夫的無能瞭如指掌，形成了鄙視中國的定見，成為對華強硬的日本代表鷹派。
戰略上輕視清國的大鳥圭介，在戰術上倒是非常謹慎。他在準備對大清國動手前，進行了大量仔細的情報工作，配合日本政府對清國國情進行調查以供日本政府決策。這些以留學或者考察之名對清國進行調查者，瞭解到大清底細後，對戰勝這個鄰國信心十足，極力煽動本國政府對清決戰。為此，他寫了很多兵書戰策，先後有《鬥清策案》、《清國征討策案》、《鄰邦兵備略》、《進鄰邦兵備略表》、《軍備意見書》等行世。
常言道：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大鳥已經摸清了大清的底，所以在與袁世凱的朝鮮交手中，爆發出蛇一樣的靈敏與攻擊力，親自帶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拿下朝鮮王宮。而常年高高在上的袁大人，因為習慣了養尊處優，所以其反應速度與判斷力嚴重下降，與大鳥相形見絀。
《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和《日本外交文書》都記下了兩國代表在朝鮮的對比表現。大鳥圭介先行韜晦之計，後施閃電突襲，為日本完勝大清嬴得先機，可打滿分。而他的對手袁世凱卻進退失據，黯然失色，打起分來怕是不及格的。
甲午戰爭的袁世凱之大過，是誤判形勢。可以說，以朝鮮事件引發的中日甲午戰爭，其發端與中英鴉片戰爭相仿，是一場誤判下發動的戰事，中英戰爭的誤判者是林則徐，中日戰爭的誤判者則是袁世凱。清廷正是在袁世凱“日本對清國出兵不會構成威脅”的誤導下，遣軍進朝平亂，從而引發甲午全面戰爭的。
值得一提的是，對於大鳥圭介，袁世凱並未輕敵。因為其在中國的表現，袁世凱是有所耳聞，素來是有些忌憚的。他也知道“大鳥來漢，必有挾議”，當初大鳥與前任日本駐朝公使換崗來漢城時，袁世凱是極力向朝鮮王室陳述反對意見、阻止大鳥出使朝鮮的。袁世凱在力阻大鳥來漢、阻止日兵進漢城方面做了很多外交努力。可以說是防患未然，也可以稱為心虛。
但是，事情的發展不以袁世凱的意志為轉移，大鳥圭介還是來了， 他的到來，宣告袁世凱天敵的降臨，也終於使晚清中國這個善用兵的奸雄在近代化戰爭中露怯。須知袁世凱自1881年22歲從軍以來，智勇過人，在參加的大小戰役中，還未嘗敗績，到了1894年，朝鮮之敗是34歲的袁世凱平生所吃的第一場敗戰，而且還是臨陣脫逃，輸得好不光彩。這平生第一敗是日本人給予他的，想必會刻骨銘心。他是代表中國士大夫與日本士人大鳥圭介對壘的，證明他終究不是日本新士人的對手。
自此，袁世凱也許有了自知之明。十年河東，十年河西，日本已不是從前的日本，在脫胎換骨的日本人面前，還是明智點好。由是，他患上嚴重的“恐日症”。終其一生軍政生涯，再沒有跟日本開過一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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