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奪瀘定橋”從命名到傳播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1935年5月29日，長征中的紅軍驚險奇絕地奪取了瀘定橋，突破了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當時擔任紅一軍團政治部宣傳科長的彭加倫以一篇題為《飛奪瀘定橋》的短文記述了這段戰事，收錄在1937年2月於延安編成、1942年正式出版的《紅軍長征記》中。
飛奪瀘定橋
1936年6月至10月，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進入陝北革命根據地採訪，隨後撰寫的《紅星照耀中國》一書，曾專章深入細緻地介紹了當時紅軍的情況以及長征。斯諾說，他在延安採訪時曾見到《紅軍長征記》正在編的部分稿子，但他在該書述及大渡河畔戰事時取題為“大渡河英雄”，“飛奪瀘定橋”一名並未借斯諾的著作得到傳播。
《紅軍長征記》因戰爭年代的條件限制，印數和影響都很有限。1955年為紀念紅軍長征勝利20週年，人民出版社以《紅軍長征記》為主體編輯出版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廣大讀者才知道了彭加倫以“飛奪瀘定橋”命名記述的長征戰事。值得注意的是，該書結尾附有“中國工農紅軍長征概述”，在敘述中已經用了“四渡赤水”、“強渡大渡河”等後來習用的表述，但在述及奪取瀘定橋時卻說“強佔了瀘定橋天險”，可見“飛奪瀘定橋”此時還沒有成為慣用表述。1959年，劉伯承元帥在《八一雜誌》第20期發表著名的《回顧長征》一文時談及“我軍攀援鐵索衝過大渡河”，也未用“飛奪瀘定橋”一詞。
1964年9月，空政文工團以中國民族藝術團的對外名義出訪蒙古、蘇聯、匈牙利、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緬甸六國，進行交流演出。演出節目中就包括經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審查通過的舞蹈《飛奪瀘定橋》。由此，“飛奪瀘定橋”的故事以藝術的方式在國際上得以傳播。
“飛奪瀘定橋”這一命名的進一步傳播，得益於1965年8月6日楊成武在《解放軍報》上發表的長篇回憶文章中沿用了“飛奪瀘定橋”。楊成武長征時擔任紅四團政委，是奪橋戰鬥的現場指揮者，他向讀者具體真切地講述紅軍英勇奪橋戰事。“文化大革命”期間，出現許多表現奪橋戰鬥的美術作品，大都命名為“飛奪瀘定橋”，可見此時“飛奪瀘定橋”這一命名已逐漸為人們所熟知。
1985年5月，中共甘孜州委、州政府、軍分區在瀘定隆重舉行紅軍飛奪瀘定橋五十週年紀念大會和飛奪瀘定橋紀念碑奠基儀式，鄧小平為紀念碑題寫了“紅軍飛奪瀘定橋”的碑名。聶榮臻撰寫了碑文，高度肯定了“飛奪瀘定橋”的歷史意義。
此後，《紅軍長征史》、《中國工農紅軍長征會史》等權威史書在敘述紅軍長征中奪取瀘定橋的戰事時均使用了“飛奪瀘定橋”一詞。可以看出，“飛奪瀘定橋”與“血戰湘江”、“四渡赤水”、“強渡大渡河”等表現長征戰事的名稱一樣，已經成為紅軍長征史敘述的習慣表述。現今普遍使用的小學教科書中，選入了題為《飛奪瀘定橋》的課文，更讓以“飛奪瀘定橋”為代表的紅軍精神得以廣泛傳播。
〔作者高波，新疆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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