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宏觀調控應當更好地平衡短期目標和中長期目標，更加側重於以改革的思路進行短期需求管理、穩定經濟增長、穩定市場信心，夯實經濟發展的基礎，在發展中解決問題，為進一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條件。
☞以改革的思路進行短期需求管理應有兩層涵義。一是強調改革思維，具有穩定經濟和促進需求作用的改革措施要加快出臺。比如具有減稅效果的稅制改革，為金融機構補充資本金從而提升其放貸能力的政策措施等。二是改進工作方式，加強宏觀政策、改革措施的統籌協調。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學性，充分評估政策的潛在影響，避免“一刀切”；加強政策協調，避免政策效應同向疊加、用力過猛；政策執行要激勵相容，確保政策執行不走樣。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成員、央行研究局局長徐忠
2015年以來，我們根據形勢的變化，推進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中長期政策舉措，“三去一降一補”工作取得了明顯成效：過剩產能逐步化解、房地產庫存有序下降、宏觀槓桿率企穩、綜合成本穩步降低、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補短板取得突破，重大風險點得到有效控制和化解。
近期，中國經濟內外部壓力有所增大。外部看，中美貿易摩擦的負面影響逐步顯現，中美經濟週期分化加劇了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內部看，經濟下行壓力有所加大，一些風險點逐漸顯現。如何穩定預期，穩定國內總需求，以國內確定性應對外部不確定性，需要抓住中國經濟的主要矛盾，
平衡好短期需求管理與結構性改革的關係。當前需要以改革的思路進行需求管理，有效的需求管理也是為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營造適宜的環境。最近我看到一些關於中國經濟的討論，存在一個明顯的問題，就是把短期需求管理與結構性改革混為一談。我想從一些基本概念出發，對當前中國宏觀經濟走勢及下一步宏觀經濟政策取向進行分析。
第一個問題：什麼是需求管理？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很有必要回到宏觀經濟學的基本框架，看看宏觀經濟學的鼻祖凱恩斯是怎麼說的。
1933年12月31日，凱恩斯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一封《致羅斯福總統的公開信》。凱恩斯在文章中說，羅斯福總統“肩負著復甦與改革的雙重使命——從經濟衰退中復甦，以及完成那些本來早應完成的事項和社會改革”。但凱恩斯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復甦（Recovery）和改革（Reform）不能相互混淆：一方面，對復甦而言，速度和立竿見影的效果是必不可少的；另一方面，即使是明智和必要的改革，在某些方面也可能阻礙復甦以及使復甦複雜化，因為改革可能會打亂商業世界的信心，並削弱其現有的行動動機。因此，凱恩斯認為，復甦和改革措施之間應該有一個先後次序，改革措施不能被混淆為復甦措施。當有效需求不足的時候，復甦措施應優先於改革措施。凱恩斯在文中明確提出，“應予以優先考慮的政策是進行大規模基於借貸的政府支出”，他進一步提出，“我傾向於優先考慮那些可以大規模快速成熟運作的項目，例如修鐵路。其目的就是要啟動復甦”。
本輪國際金融危機之後，美國基本上秉承了凱恩斯的建議，通過“緩解（Relief）、復甦（Recover）、改革（Reform）”三部曲走出危機，積極財政政策與寬鬆的貨幣政策“雙管齊下”，強而有力的需求管理有力地支撐了經濟復甦，為之後的改革和再平衡創造了條件。
由此可見，需求管理旨在熨平短期經濟波動。當經濟週期下行時，復甦應當優先於改革。只有在經濟正常運行之後，才能有效地推動改革，不能為改而改，操之過急。這就好比是一個需要手術的病人，應當首先保證病人身體情況好轉，有足夠的體力，才能進行手術。結構性改革就是經濟的手術，而需求管理就是維護經濟穩定、補充體力，這是結構性改革、做手術的前提。
第二個問題，為什麼我們習慣於將需求管理與結構性改革混為一談？我理解，這主要是因為我國作為轉軌國家，相關體制機制沒有建立健全，宏觀調控寬泛化，事實上同時承擔了短期需求管理和結構性改革的任務，一些改革甚至以行政式的調控手段加以推進。短期需求管理與結構性改革的權衡，表現為宏觀調控對短期與中長期目標的權衡。
宏觀調控的寬泛化。十九大報告中關於宏觀調控，有明確的表述：“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發揮國家發展規劃的戰略導向作用，健全財政、貨幣、產業、區域等經濟政策協調機制。”從字面上看，規劃引導下的四大宏觀調控政策，指向非常清楚。但漢語的博大精深在這裡體現出來了，因為裡面有一個“等”字。於是乎，由各個部門牽頭制定和實施的經濟政策，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都被納入到這個“等”字中間來。甚至一些本應保持穩定的法律、規章、制度也被作為宏觀調控的手段。價格政策、土地政策、環保政策、監管政策，等等等等，都被賦予了宏觀調控的職能。例如大家非常關注的房地產調控政策，藉助於行政干預手段，限購、限貸、限價、限售、限商，市場上稱之為“五限譜”，其威力一點不弱於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從這個意義上講，宏觀調控的外延被無限擴大了。
宏觀調控承擔結構性改革目標，必然要與短期需求管理目標進行權衡，關鍵在於對主要矛盾的準確把握。如果過度側重短期目標，就會出現“大水漫灌”、過度刺激。比如曾經一段時間我國過於寬鬆的宏觀政策導致“三期疊加”。而如果過度側重中長期改革目標，以行政性調控手段推進結構性改革，又會“一收就死、一放就亂”，放大改革的短期陣痛，加劇經濟下行壓力，削弱市場信心，影響改革的進一步推進。 要平衡好二者的關係，就必須在特定的經濟發展階段，準確把握經濟的主要矛盾，妥善施策。
第三個問題：我們當前面臨的主要矛盾是什麼？中央政治局10月31日召開會議，提出了“當前經濟運行穩中有變”這一重要判斷，說明我國經濟運行環境明顯變化，經濟下行壓力明顯加大，有效需求不足已成為當前的主要矛盾，而且這一趨勢在2019年還將延續。
應當充分認識到，經濟下行壓力既有經濟增長轉型的客觀因素，也有前期政策落實不到位的主觀因素。從客觀因素看，我國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一些支撐經濟增長的因素和條件發生了變化，比如過去高增長的需求結構是靠排浪式、低質、低價的消費去支撐，現在這種需求結構已經轉變；又比如供給條件發生了轉折性的變化，15-59歲勞動力人數開始下降，勞動力低成本的優勢正在減弱。在此背景下，我國經濟增速有所放緩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然而，必須清醒認識到，當前經濟下行壓力，有相當部分是前期政策落實不到位的結果，主觀因素影響更為顯著。前一階段政策調控存在“一刀切”傾向，在整頓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的同時，未考慮補短板的基建資金缺口，基建投資迅速下跌；房地產市場存在“補庫存”壓力下，通過限制政策打擊投機需求，但也誤傷了合理的改善型住房需求；行政性去產能更多是去產量改善中上游行業盈利，運動式加強環保加大企業負擔，很多有效率民營企業不得不退出市場。一些宏觀政策缺乏統籌，相互不協調，政策效應同向疊加，導致“合成謬誤”，一些初衷是好的政策產生了相反的作用。 再加上中美貿易摩擦加劇及國有企業、財稅體制、市場準入等深層次改革遲遲未能有效推進，政策預期不穩，市場信心不足。
因此，當前我國宏觀調控應當更好地平衡短期目標和中長期目標，更加側重於以改革的思路進行短期需求管理、穩定經濟增長、穩定市場信心，夯實經濟發展的基礎，在發展中解決問題，為進一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條件。
以改革的思路進行短期需求管理應有兩層涵義。一是強調改革思維，具有穩定經濟和促進需求作用的改革措施要加快出臺。比如具有減稅效果的稅制改革，為金融機構補充資本金從而提升其放貸能力的政策措施等。二是改進工作方式，加強宏觀政策、改革措施的統籌協調。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學性，充分評估政策的潛在影響，避免“一刀切”；加強政策協調，避免政策效應同向疊加、用力過猛；政策執行要激勵相容，確保政策執行不走樣。
下面，我想從總需求和宏觀經濟政策兩個角度進一步分析大家關心的問題。
需求管理的難點和重點
應當充分認識到中國經濟韌性強、潛力大、內需足，具備維護經濟穩定並深化改革的條件和基礎。一是國內消費體量增長、結構優化，已成為經濟增長的壓艙石。二是產業鏈完整，抵禦外部衝擊的能力強。三是地域廣闊，不同地區要素稟賦、比較優勢、發展水平上存在差異，在國內統一市場下能優勢互補、梯度發展、優化資源配置，迴旋餘地大。四是改革紅利潛力大，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破解體制性結構性矛盾，解放生產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增長質量不斷改善。從發展階段看，我國城市化尚有巨大潛力，我想先重點分析總需求中的房地產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投資。
（一）房地產投資與房地產調控
目前的房地產調控已經實行了2年多，成效明顯。一二線城市政策環境嚴厲，呈現出限購、限貸、限售、限價、限商的五限格局，房價上漲得到有效的抑制，市場上一些投機需求被擠出，維護了“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的市場基本定位。同時，政策的緊縮效應逐步顯現，房地產投資增速不斷放緩。2018年，“金九銀十”的市場規律被打破，9月全國商品房銷售面積同比下降3.6%，10月同比下降3.1%。10月當月，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額同比增長7.7%。增速連續三個月下降，相比7月高位時的13.2%下滑將近一半。
短期看，一、二線城市房地產市場保持緊調控態勢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同時要增加住房供給，更好地滿足住房剛需。一、二線城市的人口流入帶來了住房剛性需求的自然增長。通過擴大土地供應，引導開發商增加住房供給，既有效滿足住房剛需，尤其是改善型住房需求，又平抑房價上漲的壓力。住房供給增加也有助於房地產開發商出清庫存，拉動房地產投資，緩解投資增速放緩帶來的增長壓力。可考慮一是緩解房地產開發商的融資壓力，增強供給能力。二是發展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REITS），有利於開發商利用長期資金推動租售並舉。
長期看，建立健全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一是以市場化為導向改革完善土地制度，建立全國範圍內的土地計價交易統一市場，在全國範圍內實現佔補平衡。二是推動房地產稅試點，先推動小範圍試點不會對全國情況有太大的影響。房地產稅應成為地方政府的主體稅種之一，減少地方政府對土地出讓金的依賴。三是推動落實“租售同權”，房產與戶籍等行政屬性逐步剝離，使房產真正迴歸居住需求。當然要真正降低房產在居住需求之上的附加價值，還需戶籍制度、教育資源分配等相關領域的改革相配合。
（二）基礎設施建設投資與地方政府債務
地方政府債務收緊過快，基礎設施投資增速回落較多。今年以來，地方政府債務“堵後門”力度大大增強。今年3月，財政部今年上半年發佈《關於規範金融企業對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投融資行為有關問題的通知》（財金〔2018〕23號）文件，以出資人身份約束金融機構向地方政府、國有企業、PPP以及地方融資平臺提供資金的行為。今年8月，中央發出了《關於防範化解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的意見》和《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問責辦法》兩份文件，有效管住了地方政府隱性債務行為。堵後門的同時，地方政府債務“開前門”的力度太小，導致基建投資增速回落較大，加劇經濟下行壓力。財政預算中安排的政府債券發行規模遠低於現實中的合理需求。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估計，中國2018年“增擴的赤字（實際赤字率）”為10.7%。即使將地方專項債券納入計算，2018年預算安排的名義赤字率僅有4%。一些需要補短板的基礎設施項目出現了較大投資缺口，2018年10月，不含電力的基建投資累計增速降至3.7%。基礎設施投資增速回落較多，是整體投資增速放緩的一大原因。
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本來可控，要警惕處置風險的風險。 分析地方政府債務的可持續性問題，核心應是淨資產而非債務規模。地方政府在“右手”舉債的過程中，“左手”資產端也積累了相當規模的優質資產。這些高質量的資產，如土地、國有企業股權等，完全可以覆蓋現有的債務，淨資產充足，只是缺乏資產變現用於債務償還的渠道。IMF在今年10月的《財政監督》報告中也分析指出，中國政府的淨資產是充足的。而一旦清理地方隱性債務節奏過快、操之過急的話，經濟下行壓力會滋生地方政府資產價格下降壓力，使得地方政府資產面臨“火線出售”（Fire Sale）的危險，導致淨資產減少，演變成處置風險的風險。
短期看，考慮到各地情況差異，前門要開夠大，要允許有條件、有需求的地方政府市場化舉債支持基礎設施建設。從地方政府債務現狀看，各地風險狀況不一樣，有的地方負債較高，需要硬化預算約束，有的地方淨資產充足，尚有舉債空間，不能一概而論。從基礎設施建設需求看，我國城市化水平仍然偏低， 人口尚在大規模跨區域流動，人口流入和經濟發展較好區域還有大量基建投資需求和潛力，不應“一刀切”。
長期看，中央與地方財政關係沒有理順是地方政府債務背後的體制根源，應從完善中央地方財政關係入手。一是建立“一級政府、一級財政、一級預算、一級稅收權、一級舉債權”體系，各級政府的財政相對獨立、自求平衡，放鬆中央政府對債務額度的行政性約束，提高地方政府舉債額度，徹底打開地方政府規範融資的“正門”，避免“一收就死”。理順中央地方財政關係，積極推動房地產等地方稅種試點，穩定地方財力和財權。二是建立有效的市場化約束機制，避免“一放就亂”。完善治理體系，提高債務信息的透明度，更多發揮金融市場的約束作用。發揮地方人大的約束作用，由地方人大自主決定發債的額度、期限和利率。
除了基礎設施建設、房地產等傳統領域，我國在綠色發展、5G技術、教育、醫療、養老等領域面臨新的快速增長的需求。要將這些領域培育發展成為中國經濟新的增長點，就必須為之創造良好的環境。比如降低市場準入壁壘，並加強事中事後監管；堅持國有企業“競爭中性”，讓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公平競爭；進一步推動簡政放權，減少對市場的行政干預等。
以改革思路處理好需求管理中
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關係
（一）貨幣政策的短期應對與金融體系的改革方向
充分認識到貨幣政策對刺激增長的侷限性。對於經濟這輛大車，貨幣政策的作用有如“繩索”，“抑制過熱”的效果強於“推動增長”。貨幣政策是通過直接作用於金融體系，並經由金融體系傳導至實體經濟的宏觀政策。貨幣擴張對實體經濟的傳導路徑長，見效慢，刺激力度受金融機構風險偏好影響大，效果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通常不是穩增長的第一選擇。現階段，貨幣政策的重點應是維護適宜的貨幣環境。
盲目擴張M2和社融不可取。當前，中國經濟增長已主要由國內需求推動，消費和服務業逐步成為主要驅動因素，與投資和製造業相比對資金的依賴度較低，因此M2和社融等數量指標與實體經濟的關聯性明顯下降。盲目追求M2和社融所測度的融資供給，不在提振實體經濟上想辦法，不僅無法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還會加劇物價和資產價格的上漲壓力。 長期來看，潛在GDP增速明顯下降，通脹環境更加穩定，放開管制後利率缺口逐漸收窄，支付技術迅猛發展，較過去更低的M2增速符合高質量發展要求。因此，應逐步淡化數量指標，同時進一步強化利率、匯率等價格機制的作用。
貨幣政策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金融機構的健康性和監管政策。貨幣政策以金融機構為傳導中介，金融機構的健康性決定了貨幣政策傳導的有效性。監管政策直接作用於金融機構，直接影響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貨幣政策傳導效果。今年以來，金融監管政策加強，隨著影子銀行體系收縮、表外回表，金融機構風險偏好明顯下降，資本充足率面臨壓力，信貸投放明顯放緩，貨幣乘數下降，對貨幣政策傳導影響顯著。從實體經濟的感受看，是正規金融體系與影子銀行體系的同時收緊。
短期看，去槓桿背景下，應著力緩解金融機構的資本金壓力，恢復並增強其對實體經濟的支持。一是拓寬金融機構補充資本金的渠道；二是通過資產證券化緩解金融機構資本金壓力；三是引導銀行加強對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金融支持，解決“融資難、融資貴”的痛點。
長期看，為適應經濟增長轉型的要求，金融體系應從過去主要支持國有企業、基礎設施、房地產投資，轉向加大對小微企業的金融支持。結合我國大銀行主導、中小銀行體系尚不健全、直接融資佔比仍然較低的實際情況，改革完善金融體系可從以下方面入手。一是健全中小銀行體系，豐富金融供給的層次，更好地滿足中小微企業的金融需求。二是充分發揮金融科技的作用，促進普惠金融的發展。三是大型商業銀行在一些小微企業金融服務發展較好的縣市的分支機構，可以考慮通過引進民營資本和外資，改造成大型商業銀行的子行，作為獨立法人實現對小微企業金融服務的專業化經營。四是探索“主辦銀行制”，主辦銀行通過與小微企業建立股權、資金往來等方面的緊密關聯，有效改善融資雙方的信息生產、信息處理和信息流通，提升融資可得性。
（二）財政政策的空間和財稅體制改革方向
一段時間以來，財政部門聚力增效落實積極財政政策，深入推進增值稅改革、加快推進個稅改革、降低企業非稅負擔、規範地方政府債務，成績突出、有目共睹。當前形勢下，更好落實積極財政政策，有一些不同的觀點。比如，有人認為增值稅其實並不是企業的負擔，最終由消費者負擔，降低增值稅對企業的影響較小，減稅應重點降低企業所得稅和個人的邊際稅率。對這些問題應作仔細深入的分析。
一是國際比較來看，中國的宏觀稅負不算高，主要是社保繳費負擔較重。在關於宏觀稅負的討論中，以GDP為分母，分子通常會出現三種口徑。一是“窄口徑稅負”，只包括稅收本身。2017年，中國的窄口徑稅負率為17.5%，比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26.2%低8.7個百分點。二是“中口徑稅負”，包括稅收收入、非稅收入和社保負擔三塊。2017年，中國的中口徑稅負率為27.9%，比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36%低8.1個百分點。三是“大口徑稅負”，包括稅收收入、非稅收入、社保繳費收入以及土地出讓金等國有資產處置收入。2017年，中國的大口徑宏觀稅負率為37.3%，比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42.4%低5.1個百分點。
目前，我國五項社會保險繳費合計達到企業工資總額的39.25%。根據世界銀行的計算，2016年中國的“總稅率”為68%，其中社保繳費佔48.8個百分點，是負擔最重的一項。歷史來看，我國出臺社保養老制度時恰逢上世紀90年代末國企改革脫困，當時採用的是現收現付制度，即當期的工作人群繳費，用於支付當期的退休人員養老金。最早適用新辦法領取養老金的退休人員，在工作期內沒有繳納過養老金，“視同繳費”政策的財務負擔完全轉嫁給了實行新制度之後的在職人員。新舊制度轉換形成了鉅額的歷史欠賬，並且政府沒有承擔制度轉軌成本。為了滿足養老金給付需求，不得不給在職人群制定較高的費率標準，導致養老金費率難以下調。
短期看，社保費率仍有進一步下降的空間。社保繳費是目前企業廣義稅負中負擔最重的一環，降低社保費率對企業“降成本”的影響非常顯著。長期看，適應人口老齡化的發展趨勢，應將養老金籌資模式從現收現付制轉為基金積累制，做實個人養老賬戶，使賬戶產權更為清晰，實現“多繳多得”的正向激勵，調動個人參加社保的積極性。同時加大國有資本劃轉社保的力度，彌補養老金歷史欠賬，保證社保基金在人口老齡化背景下的可持續性。以養老基金持有國有企業股權，有利於完善國有企業公司治理，也可避免少數國家在國有企業相關議題上對我國的指責。
二是增值稅理論上不構成企業負擔，但中國的增值稅稅制存在扭曲，導致企業的稅負感較重。在真正的增值稅制度下，增值稅表面上由企業繳納，但是企業可以通過商品定價，將稅負轉嫁給最終消費者。因此，世界銀行在計算各國“總稅率”指標時，並不包括增值稅。在中國的增值稅徵管實踐中，增值稅抵扣鏈條沒有徹底打通，進項稅抵扣不足，企業無法充分轉嫁。比如，2016年5月全面實施營改增後，金融業已經被納入增值稅徵收範圍，但借款利息不許抵扣進項稅，下游製造業企業依然不能抵扣貸款利息所含的增值稅。再如，營業稅的徵管有一定的彈性，但增值稅徵管有上下游企業的交叉對比制衡機制，管理更加嚴格。原先一些小微企業不交稅，現在必須繳納增值稅，否則不能給需求方開具增值稅抵扣憑證，業務會受到影響。最終結果是大中型國有企業減稅，小微企業稅負增加了。
因此，短期看，增值稅調減對企業稅負仍有實質性影響，有下調的必要性。長期看，應推動完善增值稅抵扣鏈條，減少稅制中存在的扭曲效應，使增值稅成為真正對企業“中性”的稅收。
三是個人所得稅的稅負結構不合理，中低收入群體的稅負太重。個人所得稅是調節收入分配的有力工具，理論上應該主要面向中高收入群體，將中低收入群體儘可能排除在外。比如，美國個人所得稅佔總稅收的比重達到39.3%，遠高於中國8%的佔比，但是有45%的人完全不繳納個人所得稅。在荷蘭，僅有20%的人口需要繳納個人所得稅。中國的情況是，2016年，納稅人數量已經佔到城鎮職工人數的82%，中低收入工薪階層成為納稅主體，稅負偏重。相反，一些高收入群體的稅收徵管沒有做好，該收的稅沒收上來。為了保證稅收收入，導致中低收入群體適用的起徵點過低、稅率偏高。
因此，短期看，可降低個人所得稅稅率，提高起徵點。長期看，應不斷加強對高收入群體的稅收徵管，加大處罰和威懾力，更好地維護社會公平。
四是積極的財政政策應該更加積極。當前我們應該汲取歐洲經濟復甦中的教訓，國際金融危機後歐元區由於財政體制存在缺陷，需求管理財政政策發力不足，拖累了經濟復甦，現在復甦之後，又導致經濟增長勢頭不穩固。財政政策直接作用於實體經濟，傳導路徑短、見效快、力度較強，能有效支撐經濟增長。當前我國財政政策空間充足，財政政策力度主要是受中央財政赤字安排偏低的約束，中央財政赤字仍有擴大的空間。應完善轉移支付制度，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率。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因資金配套不足，導致中央專項轉移支付資金閒置，亟需盤活幾萬億國庫資金。同時，財政資金碎片化使用，如何集中力量辦大事、補短板也有改善空間。
短期看，積極財政政策需要聚焦基礎設施領域突出短板，保持有效投資力度，促進內需擴大。當然，積極的財政政策不能走“大水漫灌”的老路，而是要以改革的思維，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視角，致力於補短板、擴內需。
長期看，則需要加快建設性財政向公共財政轉型。不斷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減少可市場化的基建項目支出，增加教育、醫療、養老、環保、扶貧等公共領域的支出，提供有效率的、讓群眾滿意的公共服務，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經濟增長轉型有一個過程，財政支出從過去主要支持基礎設施等建設領域，轉向提供公共服務和公共物品，也需要一個過程。短期看，我國基礎設施建設仍空間和潛力，不應對補短板的基礎設施建設“一刀切”，要允許財政支出結構平穩、逐步地轉變，為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增長動能新舊切換提供一個穩定的環境。
總之，我國可以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不存在所謂的資源約束。從凱恩斯定理引申來看，需求創造供給。財政支出不僅增加投資，也會增加儲蓄，不受當前儲蓄水平的制約。當然，在有效需求不足的現實條件下，財政支出如何充分融資，財政債券如何有效發行，財政防風險如何安全控制，這些技術問題應該也必須深入研究。但算大帳，財政支出具有“自我融資”的功能，並不存在儲蓄資源約束財政空間的問題。
綜上，我認為，當前中國經濟的主要矛盾是有效需求不足，應堅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宏觀調控應在短期需求管理和結構性改革之間更好地權衡，更加側重於以改革的思路進行短期需求管理，穩定經濟增長、穩定市場信心，夯實經濟發展的基礎，才能為進一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條件。當然，還需強化宏觀政策統籌協調，避免政策不協調、效應同向疊加，有序推進各項宏觀政策和改革。（本文系作者在第九屆財新峰會上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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